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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的博士越來越難找到理想的教職了嗎？即便降低了求職目標，可能也要面臨「非升即走」的壓力。而在美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人文學科就面臨著嚴重的危機。高校的文科教職崗位越來越少，人文學科的預算也愈加窘迫。近年來，美國文科博士就業培訓機構開始興起。那些無法進入學術界的文科博士的數量之龐大，已足以構成一個日漸興盛的產業。
撰文 | 肖赫曦
博士越來越難找到理想的教職了嗎？四十年前，蘭德爾·柯林斯就在《文憑社會》中娓娓道來，「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更高的學位，工作職位對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漲船高」。如今，高校教職的求職門檻也越來越高。
曾幾何時，碩士生畢業留校任教也不是什麼罕見的事，而現在的情況常常是，本校的博士必然難以在本校找到教職工作，往往要更高層次的學校博士學歷，再加上一眾華麗的學術成果，才能在學術就業市場上堪堪稱得上有競爭力。
即便拿到了教職，博士們的壓力也絲毫不會減輕。越來越多的學校開始採用「非升即走」的制度，新聘教師數年之內無法晉升或未能產出足夠的成果，便只能走人或者轉崗，只有在經歷了一系列考核之後，這些高校新人們才能真正在學校裡站穩腳跟。
與理工科相比，文科博士無疑面臨著更為沉重的壓力。通常而言，理工科博士們出路更多，不留高校，也大有去處，而文科博士則只能艱難徘徊於有限的選擇之內。那些埋頭一路讀下去的文科博士們，驀然抬頭，發現除了高校，也沒有更好的去處了，只能掉頭加入教職的競爭。而那些抱持著學術理想的博士們則需要直面愈加白熱化的競爭，在論文、生計等多重壓力之下感受到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慘烈碰撞。
《有了博士學位還不夠》
作者：Peter Feibelman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5年5月
在美國，文科博士的境況也不怎麼好。近期，美國華盛頓大學的教授Daniel Bessner和耶魯大學的講師Michael Brenes發表了一篇文章，批判了美國歷史學專業學術就業市場的艱難狀況。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歷史學專業的學術就業市場就不太景氣，博士越來越難找到教職工作了。2017年是近三十年來情況最糟糕的一年，根據美國歷史學會的數據，這一年拿到歷史學博士學位的人數超過1100人，而美國歷史學會公開的教職崗位只有500個左右。實際上，近十年以來，歷史學博士畢業生和教職崗位之間的缺口一直在拉大。
Daniel Bessner和Michael Brenes毫不客氣地指出，美國歷史學會作為業內最大的職業服務機構，面對如此糟糕的就業現狀幾乎可以說是毫不作為，不僅如此，歷史學會甚至還在就業報告中聲稱，不甚景氣的學術界就業狀況讓「歷史學者們有了更多的選擇」，從而可以在學術界之外的更為廣闊的就業市場上尋找工作機會。在Bessner和Brenes眼裡，鼓動歷史學博士們在就業時離開學術界，簡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
他們二人進而批判了美國歷史學會的「精英主義」傾向。一直以來，在美國歷史學界，學術就業市場就一直籠罩在精英主義的觀念之下——歷史學會的領導們都畢業於精英學校，早早就拿到了終身教職，生活無憂，但身居高堂之上的他們卻無法代表歷史學界的真正狀況。如今的學術就業市場，早已不像80年代末，彼時的教職崗位甚至還多於博士畢業生，每個博士生都是學術就業市場上的香餑餑。
對此，美國歷史學會的執行主席James Grossman特意發文進行反擊。在文中，Grossman堅持強調，他們一直都認為，對歷史學博士們來說，學術並非是唯一的就業出路，即便是博士也不一定要一輩子以學術為業。同時，美國歷史學會也為那些不能進入學術崗位的博士們提供了就業培訓，幫助他們鍛鍊工作所必要的技能。但與此同時，根據數據顯示，絕大部分歷史學博士們所嚮往的依然是高校，2004年到2014年畢業的博士中，有47%進入了四年制的大學，而其他未能在四年制高校拿到教職的博士們則退而求其次，大部分進入了社區大學，另外一部分博士則離開了學術圈，另謀出路。
01
那些沒有做學術的文科博士們，去了哪裡
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歷史學博士做了一項調查，追蹤那些歷史學博士畢業後沒有留在學術界的人的就業去向。根據他的調查結果，這四個學校（杜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以及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的歷史學博士中只有50.7%的人拿到了常任軌制（tenure track，必須在數年之內通過考核完成晉升，成為非終身或終身教授，非常任軌制教職則很難有正常的晉升通道）的教職，如果把博士畢業的時間限定在2008至2010年之間，則只有38.5%的博士拿到了常任軌制教職。
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
他的調查顯示，那些沒有留在學術界的博士們，最主要的就業去向，集中在高校的行政崗位，出版業，中學老師，博物館，以及政府部門。有一些博士雖然沒有在高校供職，但依然從事著歷史學的研究，成為了獨立歷史學家和獨立學者。俄亥俄州立大學的一位博士成為了一家重金屬設備製造公司的副總裁，還有一些博士在軍事部門服役，另一些博士則經營起了小生意。剩下的幾位博士則依靠自己修讀的雙學位，成為了律師，或者進入了政界。
同樣，一家博士就業培訓機構的創始人Paula Chambers也指出，與大眾固有的印象所不同的是，文科博士們遍布各行各業，在酒莊做銷售的歷史學博士有之，在對衝基金擔任董事的古典學博士有之，在教育公司做副總的英語博士亦有之。如此看來，當學術界在緊缺的預算之中縮減了坑位時，無數條康莊大道似乎又向這些另謀出路的文科博士們敞開了，但為何在公共輿論裡，那些沒有留在學術界的文科博士們很少發聲，以致人們常常忽視文科博士不一定非要留在學術界呢？
Elizabeth Segran指出，在學術界內盛行著這樣一種文化，學術工作位居職業序列中的最高層次，而其他所有非學術的工作則處於下等，因而，那些沒有從事學術工作的博士畢業生，常常會被汙名化，仿佛他們是神聖的學術道路中的失敗者，在激烈而光輝的學術競爭中敗下陣來，只能投身於下等的工作。
在制度性層面上，學術界不斷強化著這樣的價值觀。通常而言，如果博士畢業生們在學術界內拿到了體面的教職，學院和導師們會得到實質性的獎勵，學院在排名上的競爭力也會因此而增加。在這種價值觀與制度設計的合力共謀之中，文科博士們真正的就業去向，往往很難被外界人士獲取到，同時，學院也很少開設針對文科博士們的就業輔導，所有的博士們一假定必須在學術界內謀職，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那愈發稀缺的教職崗位。那些沒有做學術的文科博士們，幾乎都是全靠自身的實踐履歷和關係網絡得到的工作，學校在就業上無法提供任何實質性的幫助。
正如安德魯·阿伯特在《職業系統——論專業技能的勞動分工》中指出，職業是一些由個體組成的排他性群體，用某種特定的抽象知識來處理特定情況，而這種特定的抽象知識則構成了一種職業的管轄權。在這樣的意義上，人文學科的管轄權牢固無比，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的職業對抽象知識的應用與之形成了競爭或替代關係（除了極少數獨立學者們），對那些博士候選人來說，一旦踏入人文學術的領地，之後投入的愈多，也就意味著在他們在人文學科的領地中越陷越深，沉沒成本越來越高，很大程度上，讀博期間的所學所悟只能用於學科內部的自我生產，如果你最終選擇了一條非學術的道路，那麼你的讀博經歷很難直接構成你的競爭力。
《職業系統：論專業技能的勞動分工》
作者：[美]安德魯·阿伯特
商務印書館，2016年8月
誠然，人文科學的學術訓練所培養的寫作能力、邏輯能力、分析能力等，也是其他非學術工作所需要的。2013年，谷歌進行了一項內部調研，收集了1993-2013年公司招聘、解僱、晉升的數據，令人驚訝的是，其調研的結論顯示，即便是在谷歌這樣一家高科技公司，在員工最重要的八項特質中，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ing，Mathematics的首字母縮寫，被認為是能帶來豐厚報酬的理工科專業）的技術能力僅僅排在末尾，前七項最重要的品質都是個人的軟實力：領導力，表達和傾聽能力，傳輸觀點的能力，換位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維能力和問題解決能力，以及在複雜觀點之間搭建聯繫的能力。
也許，這一調研的結論確乎反映了現實，但問題在於，並不是只有文科的學術訓練才能培養這些能力，它們並不專屬於人文學科，歸根到底，對大部分工作崗位來說，最合適的職業技能培訓方式，是直接投身工作的實操中，只有在工作實踐中，習得經驗才能直接轉化為工作的熟練度。這無疑是文科博士所面臨的另一個困境。
02
高校教師以外的工作應該成為常態求職目標嗎？
與前文提到的Elizabeth Segran的觀點相似，學者交流協會（ScholarlyCommunication Institute）的成員Katina Rogers也認為，在追求學術的人眼裡，這世上只存在兩種工作，一種是學術類工作，另一種是非學術類工作，大學教授以外的工作都被視作「非學術類」。許多時候，正是因為這種固有的分類標準作祟，以致博士們忽視了更合適、更現實的求職目標。同時，這種二元對立的分類方法也無視了不同類型工作之間的共性，有些「非學術類」的工作也未必沒有研究性的特質，人文學術並非只能局限於高校的一隅之地裡。
因而，他更傾向於用「非傳統學術工作」（alternative academic，最初是由Bethany Nowviskie和Jason Rhody在推特上交流時所創造的）來指稱那些與學術相關，但又不是高校教師的工作。創造這一術語的Nowviskie和Rhody就是「非傳統學術工作」的典型從業者，前者是美國圖書館和信息資源委員會（CLIR）的部門負責人，後者在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SRC）的電子文化項目擔任負責人。許多高校之外的機構，也為文科博士們提供了精研人文學術，發揮己身之長的機會。
當然，非傳統學術工作並不是一個非常正式的術語，對不同的人來說，它可能指代著不同的對象。Rogers進行了一項針對文科博士研究生的調查，結果如圖所示（各項的比例加起來超過100%，因為可以多項選擇）。意料之中的是，大部分受訪者都想成為常任軌制的教授，而另外四項則分別為圖書管理員和文化遺產從業者，非盈利機構從業者，非常任軌制的講師或研究員，以及作家或記者。
圖示：研究生在入學時最渴望從事的五項工作
但現實往往沒有那麼美好，常任軌制的教職崗位數量無法滿足所有學生的期望，如今高校更加傾向於僱傭非常任軌制或兼職的講師。在這樣的背景下，學校是否應該告知入學的博士們，其實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註定無法成為常任軌制的教授呢？這當然有些殘酷，多少博士學子們在慘烈的競爭中拼出一條血路，最後終於拿到了理想學校的offer，卻又得知他們的讀博目標其實和現實不相匹配。尤其是那些沒能拿到獎學金的博士們，為了完成學業，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債務，最後卻找不到心儀的教職。
如果教職的緊缺現狀不可能在短時間發生好轉的話，更為現實的舉措或許是幫助學生尋求教職之外的工作。在這方面，斯坦福走得比較靠前。斯坦福收集了在學校內供職的人員信息，列出了那些有博士學位，但又沒有從事教授工作的人員名單，這些人將擔任學校在讀文科博士的就業導師，幫助他們在教職之外更好地尋找工作。
03
中國觀察：文科博士的出路與救贖
和美國相比，中國的學術勞動力就業市場也好不到哪裡去。無論是有數據支撐的就業情況調查，還是傾瀉情緒、吐露私人經歷的個體化表達，都指向一個事實：相較理工科，文科博士們的就業渠道更加單一，選擇面更窄，多集中在教育科研單位。根據教育部高校學生司的數據，近年來哲學，文學，歷史學博士畢業生在教育科研部門就業的比例均超過60%，明顯高於理工科博士（不到50%），而在侯士兵和倪邦輝開展的一項調研中，國內某大學的文學類博士們在教學科研行業的就業比例更是超過80%，理工科則只有40%左右。
當然，在文科博士的就業上，人們所真正關心的，其實不是「我們能否在高校找到工作」，而是「讀博讀得髮際線面臨危機，讀得顏值災難般衰退，在付出如此艱苦卓絕的努力之後，我們能否找到一份符合自己期望的教職工作」。就像美國文科博士可以退而求其次接受非常任軌制教職一樣，國內的博士們也大有退而求其次的空間——無非是就職的高校很可能無法達到心中的目標。
《精神的牧放與規訓》
作者：閻光才
教育科學出版社，2011年3月
如果說美國的文科學術就業市場是一個周期性變化的市場，其行情受制於不同時段的經濟環境，中國的學術就業市場所經歷的，幾乎是一個由藍海到紅海的單向變化過程。近數十年來，在博士生產量的急劇膨脹之下，「博士即教職」早已成為一個遠古的神話，博士學位迅速淪為學術市場上眾多競爭力指標中最不起眼的毫末，時代以其自身驚人的發展速度讓太多人在倉皇忙碌之中望塵莫及。
很大程度上，文史哲天然地與價值理性相掛鈎。文史哲的學生常常被告知，在冰冷的現實計算之外，人也應當有形而上的意義尋求。然而，對先賢哲人的虔誠仰望無法替代茶米油鹽的日常生活，而脫離了此生此世的詩意世界更是無從尋覓的巴別塔。
在持續變動的社會裡，可以預期的是，將會有越來越多的文科博士在學術界之外實現自身的價值，文科博士們不得不以更為包容的心態迎接就業市場的挑戰，而高校也理應推動實現價值觀念和制度設計的多樣化，改變學術為尊的文化氛圍，如此，我們才能在這個技術壟斷的時代裡，見證人文科學在公共空間內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參考連結：
http://katinarogers.com/2013/04/23/humanities-unbound-careers-scholarship-beyond-the-tenure-track/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4/03/what-can-you-do-with-a-humanities-phd-anyway/35992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nswer-sheet/wp/2017/12/20/the-surprising-thing-google-learned-about-its-employees-and-what-it-means-for-todays-students/?utm_term=.0c973c485b8f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How-Not-to-Confront-the-Jobs/246231?cid=rclink
作者 |肖赫曦
編輯 | 崔健豪 張婷
校對 | 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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