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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9月17日，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張軍教授接受文匯報獨家採訪，就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成功的原因、難點問題的破解邏輯、面臨的挑戰做了詳盡系統闡釋。
【觀點】
*在總結了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後，中國走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經濟發展道路，這就是中國給世界政治經濟學提供的實踐啟示
*中國領導人很清楚尚未完成的結構改革和更全面的開放對於經濟未來成功的重要性，也從未拒絕接納全球最佳實踐成為中國改革和開放的標杆
*經濟發展的權力下沉到各級地方政府使中國的經濟體制可以維持足夠的靈活性和開放性
*中國經濟的成功在於善於學習，始終在摸索中學習，在發展中不斷總結，不斷試錯，對於許多創新的想法，總是先採取局部試點，再由點及面
政府積極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結構改革是成功最大秘訣
文匯報：新中國走過70年，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後，取得了從貧窮到溫飽再到小康的跨越式發展，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比較經濟學而言，您認為，中國經濟成功最大的秘訣是什麼？
張軍：要知道，相對於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中國在實現經濟增長目標方面總是非常注意把市場經濟中那些所謂最佳實踐的做法跟中國本土的具體條件結合起來，探索符合自己的方式來推進結構改革、制定政策和促進經濟的發展。這是中國經濟成功的真正原因和最大奧秘。
通常，因為中國具有強大的國家力量（執行力的來源），西方人普遍認為，中國擁有的較大份額國有經濟，政府制定的產業支持政策以及政治上的強大執行力，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這種看法讓他們對中國正在發生的深刻的結構轉型真相視而不見。而真正重要的是，過去10年，包括華為、阿里、騰訊、平安等越來越多的中國硬科技和金融科技公司正在變成全球性公司並擁有巨大的創造力。比如，在深圳成立不過9年的小米集團，已經成為《財富》2019年世界500強中最年輕的企業。
如何理解國家力量與經濟成功之間的關係？
在中國，國家力量既得益於繁榮的經濟發展，又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支撐和保障。比如說，是經濟的持續增長創造了國有資本增值的巨大機會而不是相反。中國當然是擁有強大國家力量的國家，沒有它，幾千年來中國不可能避免國家分裂。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後，得益於這一國家力量，中國在維護社會穩定和秩序、抑制民粹主義抬頭和提供包括教育、科研在內的基礎設施等方面，遠遠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做得好。
所以，首先，中國領導人很清楚中國尚未完成的結構改革和更全面的開放對於經濟未來成功的重要性，也從未拒絕接納全球最佳實踐成為中國改革和開放的標杆。
其次，在中國的體制下，經濟發展的權力下沉到各級地方政府使中國的經濟體制可以維持足夠的靈活性和開放性。這種分權體制讓地方政府以及它們之間的競爭鼓勵了開放進取和企業家精神，這是中國經濟持續變革的動力之一。正是從這個體制的底層不斷崛起的公司、改革者和企業家塑造了今天中國經濟的繁榮和全球的競爭力。
另外還有一點也不容忽視，中國經濟的成功在於善於學習，在發展中不斷總結，不斷試錯，對標國際最先進的標準，無論是技術、制度、政策，還是出口加工區、自貿區等從微觀到宏觀的各個領域。
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
文匯報：中國經濟改革的發展，為世界政治經濟學提供了怎樣的實踐樣本？
張軍：中國70年的經濟發展經驗，確實有推廣的價值。我們可以和蘇聯、日本這些曾經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行一番比較。
當年的蘇聯有龐大的中央計劃系統、有先進的科學研究、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優良的人力資源，但跟今天的中國相比，它沒有市場制度、沒有分權、沒有競爭、沒有貨幣激勵、沒有信息的橫向擴散、缺少企業家精神，也缺少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和通過學習而獲得技術進步的開放政策。隨著經濟變得越來越複雜以及龐大的官僚組織的本能膨脹，經濟運轉失靈就為期不遠了。
再看日本經濟。日本經濟在增長停滯之前從戰後算起已經增長了將近40年。在1990年，用2005年的美元購買力平價計算，日本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26000美元，幾乎趕上了美國31000美元的水平，換句話說，日本在經濟停滯前已經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並且已經站到了全球技術的前沿。再加上日本的人口老齡化特別嚴重，對儲蓄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而且日本政府對市場開放和結構改革方面缺乏共識，錯失過轉型的機會，日本經濟在1990年代之後的增長降速顯然是可以理解的。而相對於發達的經濟體，並且考慮到人口規模，中國還有很長的距離要追趕，因此發展的潛力和空間要比日本大得多。對於現有的各大世界經濟體而言，中國在總結了各國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後，走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經濟發展道路。這就是中國可以給世界政治經濟學提供的實踐啟示。
在試驗中不斷試錯前行，激發地方政府積極性，是轉型成功動力
文匯報：為什麼由計劃經濟或政府主導的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取得成功的國家寥寥無幾？而中國卻避開了經濟崩潰、停滯不前的陷阱？
張軍：一般從計劃經濟或政府主導的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都採取了比較徹底的方法。但是中國沒有走這條路。
因為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中國始終在摸索中學，在幹中學。因此第一個經驗是採用了實驗主義的方式。對於許多創新的想法，中國總是先採取局部試點，再由點及面。1979年改革開放時的深圳等四個特區是一個生動例子，2013年9月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也是如此，中國總是邊試邊改，穩健但又不失創新。再比如，中國承認在經濟市場化程度方面的不足並致力於結構性改革，在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把「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寫入了黨的全會公報，並承諾致力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二個經驗，則是充分發揮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通過分權使地方政府可以根據各地的條件進行改革，在地方之間實現了橫向的良性競爭，由於各地資源稟賦不同，彼此之間可以相互取經。從中央到省、直轄市、自治區再到下面的市，三級經濟極易盤活。這就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推進改革時受到既得利益掣肘的弊端。
一些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在與全球產業鏈銜接完好的快速工業化進程中，地方政府（特別是縣市）間的競爭作用明顯。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地區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目的地，製造業先後脫穎而出，很多以縣或地級市為推手。
長三角城市群空間格局示意圖
這些年，鼓勵科創企業落戶和年輕人創業越來越受到青睞。地方政府競爭的範圍從對創業企業的一攬子支持政策擴大到了廣攬優秀人才的系列政策，包括個人的稅收優惠、購房補貼，不斷改善當地營商環境，甚至為醫療和子女教育提供更多的便利。
持續尋找和保持比較優勢，避開「中等收入陷阱」
文匯報：西方國家一直唱衰中國經濟，認為中國無法跳過「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中國是全球化的大力提倡者，您認為，在此過程中，自貿區和「一帶一路」在其中會扮演什麼角色？中國經濟未來最主要的風險是什麼？需要做好哪些防範的工作？
張軍：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指發展到人均3000美元到1萬美元時，原有優勢會喪失，比如基本生產要素中的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都變貴了，那麼你的比較優勢就會喪失。此時，就必須有持續的結構改革動力。比如說，市場、企業就要發展那些輕勞力成本的產業，大力開發技術驅動的產業，包括服務業、高端製造業，形成新的比較優勢，依靠各類人才，讓高新技術產業產生、發展、繁榮，這樣就可以順利轉型，升級到新階段。
通常而言，到了中等收入，就是經濟改革發展的「上半程」結束了，很多國家滿足於現有的成績而懈怠不再追求新的比較優勢，從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也面臨這樣的挑戰。但是，中國對外提倡全球化，繼續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對內注重將市場力量升級為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正在不斷實現新的比較優勢。
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積極推動全球化，一方面，希望世界經濟依然處在高度全球化中，能讓中國經濟釋放出巨大的潛力；另一方面，中國也要在全球化經濟中作出持續穩定的貢獻，並向更多的全球優秀企業學習。所以，全球化的作用是雙向的，我們參與國際交流從中獲利，同時也對世界經濟作出貢獻。
從這個角度來看，共建「一帶一路」是我們新的比較優勢，可以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各種產能合作。自貿區的建設，是更好地推動改革開放，即將在上海舉辦的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也有這樣的探索意義。
2019年11月5日至10日，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將在上海舉行
到2035年，中國極可能進入高收入的國家行列，這意味著中國在未來15-20年要確保平均每年6%或稍高一點的增長。這個目標似乎不是太高，但中國在未來依然不可掉以輕心，因為還將會面臨如下挑戰：
首先，中國面臨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雖然2008年之後中國的基尼係數7年連續下降至0.462左右，但這一數據仍然高於國際警戒線，更高於一些主要發達國家的區間值。
第二，中國還面臨居民財產的差距。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未能解決好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矛盾，中國需要更加智慧地處理好這兩個目標之間的衝突。
第三，中國極有可能變成一個嚴重老齡化的社會。根據聯合國發布的2015年修訂版的世界人口展望報告預測，到2050年，36.5%的中國人在60歲以上，人口老齡化程度高於多數發達國家。那時的總人口跟今天持平，約為13.8億左右，但0-14歲的兒童人口比例將低至13.5%，僅比日本高一個百分點。人口年齡中位數將高達49.6歲，接近日本53.3歲的水平，而瑞典、英國、美國等歐美國家依然才40歲出頭。
張軍的辦公室
高質量發展中注重創新，注意把握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文匯報：在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要特別注意順應哪些新的經濟規律？
張軍：高質量發展也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下半場」。我理解高質量是指不再一味追求發展速度，當然如果能夠達到這個質量，速度也無須放棄。這當中必須注意不破壞環境，要確保綠色經濟，要注意收入和分配差距不宜過大，反之就會破壞「和諧社會」的理想。所以，應當注意遵循如下發展規律：
第一，一個地區接受考核的績效勢必要與增長的質量掛鈎，而有質量的增長多數情況下是在生產要素向科技創新產業和現代服務業領域的聚集中實現的。這就要改變過度依賴上級激勵並引入向下問責的制度。
第二，要更注重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以深圳為例，改革開放以來，在幾十年的探索中，政府做到了成為創業企業家的「看門人」，不貿然幹涉企業和市場，形成了非常良好的營商環境，幫助培育創新型企業的快速發展，不斷壯大，甚至躍升為國際跨國公司。
同樣，上海多年來不僅始終承擔著國家的重大戰略，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創新，日益探索出政府為市場服務的最佳模式，上海自貿區就是一例，如今又有了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
第三，保持以往政策可塑性的優點，避免思想僵化。在每個可以識別的增長轉型的階段針對變化的需要而做出政策的改變。比如每10年有每10年的挑戰，及時作出調整。
（採訪：文匯報記者李念）
來源：文匯報
編輯/李 濤
排版/李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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