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西方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在中國得到傳播
西方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取得較大收穫。這一時期對西方著名史學理論和史學名著的翻譯引進，數量之多、規模之大是整個民國時期所僅有的。很多在西方很有影響的歷史著作被譯成中文，範圍涉歷史研究的許多方面，不少著作的譯本還不止一個。如1928年梁思成、向達等人翻譯了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的《世界史綱》；1931年譚建常翻譯了美國歷史學家布爾的《歐洲戰後十年史》；1933年和1934年，民智書局和開明書局先後出版了英國史學家司各特( Ernest Scott)的《史學與史學問題》中文本，1934年姚莘農譯出美國史學家海思等人撰寫的《近世世界史》，1935年，吳蠡甫、徐崇鐸等人譯出海思等合著的《中古世界史》。
此外，著名史學家如美國的班茲、紹特韋爾、桑戴德、湯姆生，法國的拉波播爾，英國的賀益蘭等人的著作，也或多或少地得到翻譯介紹。一些中國學者還以西方歷史學著作為藍本編寫了一些歷史書，如何炳松的《近世歐洲史》，張仲和的《西史綱要》等。除了世界通史和專門史的翻譯與介紹之外，這一時期國別史的翻譯與研究也發展較快，且不僅僅局限於發達國家，亞洲、非洲一些國家的歷史研究和歷史著述也有介紹。1927-1937年間，西方社會學、經濟學理論在中國得到了較為深入的傳播。社會學方面，許多名著被翻譯出版。
如黃文山譯素羅金的《當代社會學說》，楊東蓀譯摩爾根的《古代社會》，黃凌霜譯阿伯爾《系統社會學》，鍾兆麟譯《社會思想史》和《社會變動論》，王力譯《社會分工論》，周谷城譯《社會學大綱》等。一些著名西方社會學家還來華或應邀來華講學，如1929年，美國社會學家、人文區位學的創始人羅伯特·帕克來華講學，傳播其理論；1932-1933年他再度來華，推動了實地研究的進展。1935-1936年，英國功能學派的創始人之一布朗應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吳文藻的邀請來華講學，開設「比較社會學」和「社會學研究」等短期課程，並指導林耀華等中國學者的博士論文。
另外，西方著名社會學家薩皮爾、阿倫斯堡等人也都曾於此期來華講學，對中國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經濟學方面，20世紀30年代國內專門的經濟雜誌約有50種，其中絕大多數都將介紹和研究西方經濟思想理論作為重要的工作來開展。大量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著作被翻譯介紹過來，王元化、王造時、陳作謀、王亞南、郭大力等人先後翻譯了李士特、李嘉圖、克萊士、狄爾等人的著作。不少學人還自撰著作介紹西方經濟學理論，如劉秉麟的《經濟學》、趙蘭坪的《經濟學》，均多次再版，在國內影響很大。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經典著作《資本論》，這一時期也陸續有些譯作(部分)發表。
在自然科學方面，翻譯和引進國外科技成果的工作得到廣泛開展，比以前更加深入和系統。這一時期，回國的留學生和國內學有專長的新一代人才已經成長起來了。隨著各種公私教育研究機構的設立，中國自然科學的教育研究體制逐步確立，使得外國科技成果的傳播已經從以前零散無序的勞動，進入到主要由中國科學家自已來有系統、有目的地引進和吸收的階段。一些自然科學名著，如哥白尼的《宇宙之新觀念》、牛頓的《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哈維的《心血運動論》、巴斯德的《酸酵的生理學》、彭加勒的《科學之價值》等，分別被翻譯介紹到國內。
其中，牛頓的《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一書，李善蘭在19世紀60年代便開始節譯，但直到70年後的1931年，才由鄭太樸完整地翻譯過來，圓成了這場延續了70年的科學翻譯夢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該書所說明和規定的人們可以繼續檢測的方法，無疑是為近代中國科學界提示了一個全新的重要領域，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科學思維和科學探索」。從20世紀2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社會對無線電的研究相當時興，不少科學書刊均將無線電的知識作為主要內容加以介紹。1932年還成立了中國業餘無線電研究班，編輯出版專門雜誌，介紹國內外有關無線電的科學知識，一些有關無線電的科技書籍也被翻譯介紹過來。
另外，一批外國科學家和學者還到中國開展教學和科研工作，直接傳播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例如，1933年，無線電的發明者馬可尼來華訪問，傳播有關學說。美國數學家維納1935-1936年間曾在清華大學任教；國際航空大師馮·卡門1929年和1938年兩次來華，幫助中國進行航空研究；抗戰前夕，量子力學的創始人之一尼爾斯·玻爾來中國訪問講學等。比較而言，這時期的自然科學成果的引進主要是為了適應國內近代工業和教育需要，多數與民最後，還應特別提及一下弗洛伊德學說在中國傳播的情形。弗洛伊德學說20世紀最有影響的人類文化綜合思想成果之一。它在五四時期作為新思潮傳入中國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國掀起了一個傳播高潮，人稱「弗洛伊德熱」。
在這一熱潮中，章士釗、高覺敷起了較大作用。章士釗從五四後期開始鑽研弗洛伊德學說，1929年，他寫信給弗洛伊德表示要研究和介紹他的學說。弗洛伊德同年回函道：「無論您採用什麼方式完成您的設想，無論是在您的祖國—中國開闢心理分析這門學問，還是……以貴國語言的材料來衡量我們關於古代表達方式的推測，我都非常滿意。」次年，章士釗將弗氏的自傳譯成《弗洛伊德敘傳》出版。這一時期，弗洛伊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他有關學說的著作紛紛譯成中文，其中最有學術價值和影響力的，當推高覺敷1930年翻譯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論》和1936年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論新編》。
此外，國內心理學和教育學雜誌，也刊登過不少介紹和研究文章。朱光潛在1930年和1933年分別出版了《變態心理學派別》和《變態心理學》，對有關無意識、夢、泛性慾說、心理分析等理論和方法作了較詳細的介紹。當時，文化學術界對該學說的價值評價不一。但無論如何，它對我國心理學、教育學、文藝學、美學等學科的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是事實。尤其是對文藝創作的影響相當明顯。郭沫若、楊振聲、張愛玲等人的作品中，就留下了此種影響的鮮明印記。看完文章後，大家有什麼看法可以積極留言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