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童子軍是「歐風美雨」的產物，更是民國「外患內憂」的產物。民國初年傳到中國後，逐漸被中國的政治、文化所「同化」，並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關鍵詞] 童子軍 中國化 社會教育
童子軍是(BoyScouts)一種遍及世界的青少年組織。20世紀初產生於英國，創始人是英國軍人貝登堡將軍(RobertBaden-Powell)，貝登堡在南非殖民地服役時，迫於形勢的需要，便訓練當地的兒童充當助手，讓其擔任送信、警戒等工作，卓有成效。回到英國後，貝登堡發現英國的青少年頹廢、消極，很是擔憂。1907年，貝登堡在白浪島(BrownseaIsland)召集20個十幾歲的孩子，每天從事烹飪、偵察、追蹤、斥候、森林技能、自然研究等活動，愉快地過著露營生活。這次試驗性的營區活動受到青少年的喜愛，並由此揭開了童子軍運動的序幕。作為一種新的教育形式，貝登堡開始具體制訂訓練青少年的計劃。他依據自己在孩提時代的一些戶外經驗和在軍隊裡訓練士兵的方法，又借鑑祖魯(Zulu)族、阿非利加族、斯巴達、日本、愛爾蘭等世界上其他民族對青少年教育的經驗[1]，於1908年出版了《童子軍警探(ScoutingforBoys)》一書，這是第一本關於童子軍訓練的專著。與此同時，在童子軍創辦的一年間曾在倫敦晶宮(Crystal)舉行過一次集會，有1萬1千多個兒童參加，兩年時間內，英國參加童子軍活動的兒童達12萬4千人[2]；隨後，歐美各國也開始仿效。隨著童子軍的發展，童子軍的範圍也開始擴大，1909年出現女童子軍(GirlGuides)，陸續又出現海童軍(SeaScouts)、幼童軍(WolfCub)、羅浮童子軍(RoverScouts)、空童軍(AirScouts)、殘疾童子軍(SpecialScouts)等。
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飽受外國欺凌，而中華民國的建立也並沒有給中國帶來多少良性的變化。由於受到日本的影響，一部分有識之士試圖從中國傳統教育上尋找中國失敗的原因，認為要一改中國傳統教育的「文弱」，主張對各級學校學生實行軍事訓練，以軍人的愛國、尚武精神培養學生，甚至提出以軍事化的方式來組織社會，以勤苦強毅、愛國心激勵國民以御外辱。童子軍教育與體育相比，身心並重，更能體現教育者的良苦用心，因此，在西學東漸的熱潮中，童子軍這個新事物在民國元年時開始進入中國。1912年2月25日，武昌文華書院的教員嚴家麟先生，參考英美童子軍的教育形式，集合志願學童在文華公書林舉行宣誓，成立中國第一隊童子軍，為中國童子軍之創始[3]。開創之初，主要是在租界和教會學校、團體進行活動，大多使用英文教學；童子軍在課後、業餘進行一些慈善和服務活動，影響不大。1915年，在上海舉行第四屆遠東運動會，童子軍進行了會操表演，並參與維持會場秩序等服務工作，引起當時參加運動會的各省教育界人士的注意，童子軍的影響逐漸擴大，開始向全國發展[4]。中國童子軍的發展主要有兩個階段，第一個時期從1912年中國出現童子軍到1926年國民黨開始控制童子軍的組建，建立國民黨童子軍。這一時期，童子軍處於相對自由發展的階段。童子軍運動的參與者，無論是童子軍還是童子軍教練員，都是自主、自願地參加童子軍運動；政府機構僅僅是倡導者，童子軍組織到教育部門進行登記即可開展活動，政府一般不會有直接幹涉行為。訓練童子軍的兩大核心問題———經費和師資，都是由創辦者自謀，其中，童子軍的經費主要依賴社會知名人士和商人的贊助以及隊員的募捐所得；由於童子軍訓練與中國傳統教育的內容相差甚遠，童子軍訓練人才極為缺乏，江蘇、廣東等地都曾開辦過童子軍領袖訓練班[5]，培養教練人才，但基於培訓經費的缺乏、培訓時間過短以及人數的限制，成效不是很明顯，體育教師甚至是音樂教師等充任童子軍教練的情況並不罕見。即使這樣，也只有少數的兒童、青年才有機會參加。這一時期，創辦童子軍較有成效的是江浙地區，特別是上海。據《教育雜誌》調查，1922年，江蘇60個縣中，有41個縣創辦童子軍，總人數達11251人，其中上海縣有1110人[6]；活動也較為頻繁，主要是會操、表演、服務以及露營等；創辦的目的很明確，在於「……訓練兒童視察、服從及恃己等習慣，教以忠恕之道，並授以一切利人益己之藝術，使成為良善有為之國民……」[7]。在第一個時期，童子軍組織從形式到內容上，基本上都是仿照西方。第二個時期從1926年到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結束，是國民黨控制時期，童子軍訓練逐漸結束「仿效」歐美，開始大幅度中國化，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民國童子軍的中國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童子軍行政管理上，歐美各國的童子軍組織屬於非政府、非政治性的組織，童子軍組織不可以也絕對不能代表任何政黨和組織，政府只給予方向性的指導和某些方面的支持。比如，英國作為童子軍的創始國，1912年國會通過童子軍組織規章，並成立童子軍總會，處理全國童子軍行政及訓練事宜，英皇為監護者，但總會不受政府之統轄[8]。1926年3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決議，由中央青年部組織「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委員會」，直接統轄國民黨政府域內的童子軍，這是國民黨建立黨童子軍的開始[9]。1928年建立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司令部，改歸訓練部統轄；為提高童子軍的地位，1929年進行改組，建立中國童子軍司令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直接負責，何應欽任司令；1934年又改組為中國童子軍總會，蔣介石親任會長[10]，童子軍總會掌管全國童子軍的一切事宜。童子軍也成為初中的必修課程，學生一律加入童子軍[11]。童子軍變成了國民黨的組織之一。
2在童子軍的訓練指導思想上，西方注重的是公民意識的培養，讓兒童充分展示自己的個性，以兒童自身的成長為出發點；而民國童子軍強調的是兒童對政黨、國家、社會的服從和奉獻，以政黨、國家的利益為出發點。貝登堡將軍在他的著作裡，曾這樣闡釋童子軍教育：童子軍教育不是社會上一種為貧苦兒童謀幸福的慈善團體；不是具有一定課程和標準考試的一所學校；不是一個軍隊；更不是一種得到表面成績的表面文章。而「是一種遊戲，其中年長的哥哥(姐姐)們，可以給他們小兄弟們一種健康的環境，並且可以鼓勵小兄弟們各種健康的活動，就是自然界的研究和森林間的技能，它接觸的是個人，並不是集團，它是將德、智、體三育一體，一併提高起來的」[12]。它是通過開展兒童所喜歡的活動，培養兒童高尚的品格、健康的體魄、生存的技能以及對社會的責任感和服務社會的精神，是一種完全從青少年自身出發的自願、自主的訓練。而中國童子軍則首先要求絕對的服從以及思想、行動的劃一，蔣介石認為，「黨童子軍的使命，較之各國的童子軍特別重大，他的性質可說是一種革命隊伍的預備軍，他的使命是完成國民革命的大事業」，因此，「只有團體的自由，沒有個人的自由」[13]。對童子軍不斷地灌輸「絕對服從」、「忠勇」、「報效黨國」等觀念，充分體現了國民黨訓練童子軍的指導思想。
3在童子軍的訓練內容和活動上，西方童子軍強調身體的強健以及高尚品格、獨立自主精神、自立能力的培養，並注重增強青少年的動手能力，而且是讓青少年在各種輕鬆愉快的「遊戲」之中，潛移默化地獲得有益於成長的東西。主要是通過童子軍常識、小隊制度、童子軍規律、小隊長的職責以及露營工作來培養榮譽感、責任感、公正心、助人、團結等觀念；用遊戲、體操、個人衛生以及飲食起居上的常識使身體健康發展；以各種室內活動，尤其注意斥堠、架橋、紮營等活動，來提高兒童的能力[14]。民國童子軍訓練的內容，一方面，注重政治思想的灌輸，蔣介石強調「中國童子軍的訓練，精神與體格應同時並重」[15]，國民黨的政治思想是學習的重要內容，童子軍和教練員要定期進行政治學習。廣州市國民黨童子軍代表大會決議規定：「各校童子軍教練每兩周由軍部召集作政治討論與報告，使對於政治及本黨主義有明了的認識……團部應在每兩周舉行政治討論會或演講會，使童軍對政治有明了的意識」[16]；另一方面，把童子軍訓練當作「青年軍事訓練的基礎」，注重體操、服務、急救等軍事知識的學習和實踐。
民國時期，由於民族危機的深重、經濟的落後、政治統治的黑暗，童子軍作為一種社會教育的新形式，從西方傳入中國，並改變了它原來的模樣，以適應民國的情勢，對民國的歷史造成一定的影響。
1從青少年教育的角度來看，童子軍教育具有愛國主義教育和國防教育的作用；對童子軍的自立能力的培養和品格修養也起到促進作用。童子軍三級課程中所包括的黨旗國旗、童子軍誓詞規律、總理事略、三民主義要略、中國革命史略、國恥史略等內容，特別是它所進行的帝國主義侵華史和國恥教育，有助於培養和激發青少年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而革命紀念日或是國恥日舉行的紀念儀式更進一步加深了青少年的愛國意識。如中山大學附中的童子軍在「五九」國恥日，舉行童子軍大檢閱，以示紀念[17]；此外，童子軍還進行衛生、操法、記號、服務、旗語、偵察、救護、生火、測量、製圖等方面的訓練[18]，讓青少年掌握基本的軍事知識，增強御辱反辱的本領，這實際上構成了國防教育的重要內容。在中華民族危機相當深重的時刻，這些都具有很大的積極意義。同時，這些知識的學習和實踐，有助於提高青少年的生存能力和獨立自主的精神，如童子軍的誓詞規律中，「日行一善」、「助人」、「責任」、「勞動」等，都有助於青少年品格的修養。
2從國民黨方面來看，童子軍訓練是黨化教育的重要形式。1926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青年部鑑於童子軍教育「尚仁俠、重紀律、頗富革命性，不惟民眾武裝之前導，且可站戰線上負警備之責，實為學校青年最要之課外教育」[19]，同時，為使其成為「智、仁、勇」之革命青年，因而力求童子軍訓練一致，力量集中、組織統一[20]，決定建立國民黨童子軍。但國民黨童子軍真正建立起來是在國民黨定都南京以後，當時童子軍的各種組織、規章也逐漸完備。其時國民黨對童子軍以及童子軍教練員，從組織、言行、思想等方面進行嚴格控制，並灌輸其統治思想，以培養三民主義的接班人。1941年，國民黨把童子軍併入「三青團」，其控制青少年的目的也就更加明顯，要求達到在國民黨「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之下的「意志集中」和「力量集中」，這與我國歷史傳統中缺乏應有的民主、自由有關，更是國民黨政治統治的需要。童子軍組織在其創立初期的確吸引了一部分青少年，並開展了一系列有聲有色的活動；但是，在其後期，特別是抗日戰爭後，由於形式主義泛濫，童子軍數目激增，質量卻嚴重下降。國民黨要人朱家驊曾經說過：「其實一律童子軍，則無童子軍可言」。
3從國家的角度來看，童子軍在社會服務、抗日戰爭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童子軍有三句銘言：「準備、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務為目的」[21]，平時他們做一些社會服務工作，清潔街道、扶老攜幼，為一些大的社會活動服務、維持秩序；同時，他們還是社會運動、國家號召的積極行動者，在這一點上尤為突出。1934年，全國許多地方發生災害，童子軍發起捐助運動，以救助災民，其中，上海童子軍沿街募捐總數達一萬六千多元[22]；1936年，廣東各界民眾抗日救國示威巡行大會舉行廣東各界民眾抗日救國示威巡行，廣東童子軍整理委員會派出6000多名童子軍，到指定地段服務[23]。抗日戰爭中，經過訓練的童子軍，在前線救護傷病、慰問將士、探察敵情、修築工事，甚至直接參與戰鬥；在後方收容遣送難民、代收慰勞品、維持秩序等[24]，為抗日戰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一·二八上海抗戰時，上海童子軍百餘人深入戰區服務，受到各界的好評，其中有四名童子軍為國捐軀[25]。八·一三事變中，上海十五歲的女童子軍楊惠敏，冒著槍林彈雨夜泅蘇州河，向堅守上海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獻上一面國旗，極大地鼓舞了戰士和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26]，一時傳為佳話。
在民國特殊、複雜的環境下，童子軍只有中國化，服從了國民黨政治統治和當時國家形勢的需要才能夠生存發展下去。同時，適時的變通也使其在民國歷史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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