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利麵包廠40年往事:落寞衰退到涅槃重生

2020-12-23 新京報

改革開放40年,「義利」從「唯我獨尊」到落寞衰退,再到今天涅槃重生,這條複雜的曲線,難用「不惑」一筆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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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一場變局如是啟幕。開放是風,改革為浪。這一襟起於匱乏年代青萍之末的風,成於動蕩時勢微瀾之間的浪,最終成風起雲湧、浪奔濤嘯之勢,歷經40年衝刷,形塑了我們如今所處的時代截面:無論是持續數十年的「經濟奇蹟」,還是人們日益豐盈的內心;無論是改變360行的「網際網路+」,還是走入尋常百姓家的快遞外賣、新「四大發明」;無論是關乎宏旨的「高質量增長」,還是關涉民生的「消費升級」……都標記著改革開放40年後中國社會的「日日新」。

見微可知著,見端能知末。雖然時間給了我們答案,但我們仍需要在歷史之樹的粗壯軀幹上,截取幾圈年輪,找尋微處的紋路,進而窺探從前的風雲,預言未來的旱澇。

我們用文字打撈那些「可昭示未來的過去」,用圖片言說那些被打上了年代烙印的人、事、物,而這一切,只為給「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繪製一幅歷史底本。

對照歷史底本,繼續改革圖治,四十自當不惑。

本期地點:北京百年義利食品店,總第9期

文|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編輯 | 蘇曉明 校對 | 郭利琴

5月6日下午,城南天橋劇場附近的一家食品店,一位大媽進了店門,熟練地向左拐,抓起兩個「果子麵包」,一分鐘不到就結完了帳。

老伴在門口等她,他講不出幾十年來獨愛這一款的確切理由,或許是喜歡帶著核桃仁香味的筋道,或許拆慣了浸著黃油的蠟紙包裝。

門楣上,暗紅色的招牌上噴著鮮黃的大字——「百年義利」。這個隸屬於北京第一輕工食品集團(簡稱「一輕」)的百年老店是一家國有企業,自1951年在北京建廠至今已生存67年。

▲1951年,義利遷至北京後建成的新廠廠貌。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翻拍

幾十年浮浮沉沉,「義利」在中國經濟轉型和國企改革的浪潮下經歷了長時間陣痛。特別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這家老牌國貨和民營企業、外資企業互相博弈、此消彼長,一度差點關門。

改革開放40年,「義利」從「唯我獨尊」到落寞衰退,再到今天涅槃重生,這條複雜的曲線,難用「不惑」一筆勾勒。

▲1951年6月15日,北京市義利食品廠成立時的紀念留影。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翻拍

廣義街5號

早上8點,南五環外的大興廠區裡,「義利」的生產線已經開工。36歲的糕點師趙佔中6點50就到了,昨夜的奶香還未散去,他一邊準備雞蛋一邊打開機器。等前面的師傅把小蛋糕打好後,他拿出黑色的模具盤子,掛上漿,一排一排碼整齊,送進烘焙爐。

趙佔中來自河北保定,他只知道這個在京城打響名號的企業並非土生土長,是建國初響應「繁榮首都」的號召,從老上海的租界區遷徙而來。搬到大興廠區前,一直在城內廣安門附近的廣義街5號。

附近的老居民都能講出街名的來歷:「廣」是廣安門,「義」是義利食品廠。從1951年到2001年,「義利」在這裡度過了整整50年。在工廠後牆根下住了63年的老周,自稱聞著「義利」味兒長大,對昔日的輝煌記憶猶新。

▲1951年,義利遷至北京後,在原宣武區廣內王子墳建立新廠,據考證,由於義利後發展成京城著名的食品企業,廣內王子墳便因此更名為「廣義街」,沿用至今。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翻拍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等貨的汽車在後門排起大隊,延綿兩三百米。小推車直接到生產線上去等貨,出來一箱拉走一箱。凌晨四五點送到西單、王府井等幾個大的銷售點,聽說已經有人等在那裡,連軸轉的機器從早到晚響個不停。

「果子麵包」是從老上海的「聖誕麵包」演變而來。起初夾的是新鮮水果,可北京除了四月杏、六月桃兒,新鮮的時令水果很少,就把水果換成了果仁。他記得廠裡有輛老上海的「581型」三輪汽車,突突突地開進開出,「墨綠色的特洋氣」。

▲櫥窗裡擺著「果子麵包」,讓很多顧客想起童年的味道。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剛搬來時,上海的老工人跟過來48個。老周的鄰居就有一位,「說話南方味兒,不吃醬油」。上海人的「講究」在全廠內外傳為一段佳話:上班按操作規程一板一眼工作,從不偷懶。下班男的換上西裝,女的穿上連衣裙,去舞場跳舞。

北京知青陳君遠在博客上記錄了42中學生在廠裡學工的記憶:一天上夜班,凌晨6點喇叭裡突然傳來哀樂,隆隆的機器聲戛然停止。眾人錯愕,幾分鐘後才知道周恩來總理逝世了。

當時間來到1976年,全廠已有兩千多工人,「幹好了評個先進,幹砸了國家補貼」。當時的義利是集體所有制企業,物資生產和分配全由國家調控,生產、投資完全不用經營者操心。

端著「鐵飯碗」的他們還不知道,兩年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由「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次年,鄧小平再次提出,「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經濟體制改革成為此後二三十年裡國家的重要議題,「義利」也迎來命運棋盤的改變。

▲義利麵包舊時的生產工藝。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翻拍

「人家按經濟規律做生意,咱們對市場一竅不通」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經濟細胞開始復甦。可口可樂重返中國;全聚德烤鴨店恢復開業,老字號逐漸復活。760萬上山下鄉的知青大軍如潮水般返城,就業問題成為燃眉之急。

18歲的李奇接到回城通知信時,正在通州農村的日頭下割麥子。在申報的四個工作志願裡,他最想去首鋼當一名翻砂工,理由很簡單:重體力勞動崗,工資33塊,比其他單位高一大截。結果他沒有被錄取,來到義利食品廠的麵包車間。

和許多五十歲以上的國企職工一樣,他記得自己最初十年間的工資變化:79年18塊,81年20多,86年40多,89年60多。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年月裡,改革最初是何時從廠裡開始的,沒人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但大部分人憑感覺相信,1984年算得上一個重要節點。

1984年4月,「義利」在西單南口的西絨線胡同開了一家西式快餐店。李奇回憶,門口擺著」空調開放「的大牌子,走進去輕音樂撲面而來。洗完手,水池旁有一個熱風機,不到1分鐘就把手烘乾。取餐處,食品都放在一個託盤裡,方便又新鮮。

▲上世紀五十年代,北京義利食品廠蘇打餅乾盒。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翻拍

義利快餐廳的領先成為企業故事中光鮮的一頁。同一年,工廠第一次迎來了美國人。

生產餅乾的國際大廠納貝斯克主動找過來,希望成立合資企業。義利響應鼓勵中外合資的改革政策,渴望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義利佔股51%,對方佔49%,企業名稱叫「義利-納貝斯克」。但隨之而來的改變,全廠上下始料未及。

對時年34歲的胡文中來說,起初只覺得餅乾車間搬走了,廠裡少了一波人。但合資後,動物餅乾、蘇打餅乾全部取消,改生產納貝斯克的產品。從那之後,義利的名氣逐漸被取代。

「對方壯大後擴資,義利股份被稀釋,人家這時候去掉』義利』兩個字,就叫』納貝斯克』,把你踢了。」 胡文中今年68歲了,頭髮花白,1980年,她從插隊的地方返京,到義利食品廠勞資科(相當於人力資源部)工作,跟隨工廠走過38年。

很多年後她才明白,外國人看重的是義利的銷售渠道,「人家按經濟規律做生意,咱們那時對市場一竅不通,只知道國家派多少料,咱就生產多少。」

外資湧入的陣痛尚未消逝,內部改革的腳步已紛至沓來。「撥改貸」的政策自1980年代初起,在北京、上海、廣州的輕工業、旅遊業悄然進行。此前,國家長期實行基本建設投資由國家預算無償撥款,為提高企業經濟責任,改由中國人民建設銀行貸款解決,還款時支付利息。

胡文中說,「義利」吃慣了撥款沒有意識到變化,覺得貸款也是國家給錢,「不花白不花」。從國外引進的11條生產線,在市場丟了之後,基本成了負資產。

改革過程中「試錯」的故事不止這一個。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將「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定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讓價格回到交換中去形成」、「用市場定價體制代替行政定價體制」。

但是,全面放開價格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有很大風險,「價格雙軌制」成了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特殊產物,即國家允許在完成計劃的前提下企業自銷部分產品,其價格由市場決定;國家指令性計劃的產品按國家規定價格統一調撥。

1980年代末期,義利果子麵包、北冰洋汽水就屬於北京市指令性計劃的產品,胡慧中記得物價局給果子麵包的定價是4毛2一個。但當時,糖、油、面這些生產原料已經變成企業自行採購,市場上原料價格上漲,商品卻不能漲價,果子麵包只好停產。

「再繼續生產,賣一個就賠一個」。1992年,《北京晚報》的一篇發章讓胡文中感嘆不已,標題是《義利麵包哪裡去了》,「要不是消費者想著你,估計這麵包早沒了。」

在市場的呼喚下,果子麵包恢復售賣。

從「個體戶」到「職業經理人

1993年,朱鎔基面對德國記者提問時講到,「人浮於事是國有企業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國有企業負擔沉重,它們是在幫助國家和社會養著許多人。如果我們把這一點考慮在內,國有工廠的效益就並不像所說的那樣低。」

胡文中回憶,當時義利車間裡,昔日的忙碌有序也不復存在。老職工對那段記憶印象最深的,是一塊5毛6一升的燕京扎啤,「成天待在宿舍樓裡,一邊喝啤啤,一邊打撲克」。有人上班籤個到就走了,上外面幹私活兒。

1997年,胡文中忙個不停,忙著安排職工下崗分流。有人罵她「幹缺德事兒」、「光想著趕我們走」,每個職工見到她,都能講出家裡家外一籮筐的難處。

除了下崗潮,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國企,在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過程中,自主承包製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經營形式。

1995年5月,李奇離開廣義街,在南二環外一個300平米的廠房落下腳跟,這裡原本是一個大型生產線停產後存放設備的地方,每年交15萬租金的場地費。廠領導給了他50萬啟動資金,讓他開發新產品推向市場,「能把租金賺回來就行」。

十幾個人,自負盈虧,34歲的李奇經歷了一次「創業」,金穗麵包廠作為「一輕」集團的三級子單位從這裡誕生。和他一起被「甩出去」的承包廠,有十來個。

走出醒發室,他蹬上三輪車,把新研發的麵包送進街頭巷尾的小賣部,「跟從前完全不同了,都以為我是個體戶」。第一年年底財務核算時,麵包廠創造了14萬元利潤。之後幾年,自選超市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李奇看中了北三環的超市發,在那裡開拓了第一家現場烘焙的「店中店」。

▲2018年5月8日,大興區,北京義利麵包食品有限公司,麵包生產車間,工人們正在忙碌。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攝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標誌著產業對外開放進入了全新的階段。金穗麵包廠和另一家麵包廠合併,更名義利麵包廠,也迎來了美國和新加坡的兩位股東,由「一輕」食品集團控股,成立了合資企業。

李奇被聘為麵包廠的總經理,「一輕改革步伐算邁得大的,我是純國有的總經理,國企編制。」 企業內部,他被聘為「職業經理人」,對股東負責。

此後十年,他的「店中店」做了40多家,2012年開了自營連鎖店「百年義利」。而此時的義利食品廠,除了掛在名下的四五千名退休職工,已所剩無幾。員工都說,「麵包廠救了義利,置之死地而後生。」

2011年,李奇接手了兄弟企業「北冰洋」,他琢磨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北冰洋復出。

▲2018年5月18日,北冰洋義利園區北2門。兩位前去北冰洋義利旗艦店購物的老人,從北2門口走過。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攝

1990年代中後期,「百事可樂」在政策鼓勵下收購了這家公司,北冰洋冷飲品牌被雪藏。十幾年過去,便利店的飲料櫃裡,塑料瓶和易拉罐早已塞得滿滿當當,玻璃瓶的包裝逐漸被遺忘。北冰洋苗條的瓶身上的「雪山白熊」逐漸被人遺忘。

股東會上,李奇說,「咱賭一把玻璃瓶兒吧,老百姓找的是回憶。」 他聲音洪亮,顯得底氣十足,但心裡並無十足把握。起初,廠裡上了一條小規模的生產線,每小時生產18000瓶,沒想到一售而空。

重拾工匠精神

5月6日下午6點,李奇在大興的廠區裡踱著步,手裡的電話響個不停。工人陸續走出車間,跳上班車回家。北冰洋車間還沒下班,清洗工倒掉玻璃瓶裡喝剩的殘渣,掏出菸頭、冰棍棍兒、餐巾紙,再碼放到流水線上清洗。

「玻璃瓶清洗回收成本很高,洗不乾淨有很大的風險。大企業都撿省事的事兒去做,只有難事兒是我們生存的空間。」 此時的李奇已十分清楚,義利早已不是當年的「大企業」。

他在廠區闢出幾百平米綠地,人工湖上豎起北冰洋汽水的雕塑。20歲的美院學生正往綠色油漆桶上刷彩繪,來這裡做布景兼職之前,他從沒聽說過「義利」。

李奇坦言,年輕人和外地人一聽國產麵包都覺得老派,企業也嘗試著改變。中關村的創業大街上,北冰洋贊助了一家網際網路企業組織的員工相親大會。

「不過,情懷和品牌只是敲門磚,能做久了還是靠品質。」他每天都在想,人們買表買瑞士的,買耐用品買德國的,理由是什麼?

根據數據統計,截至2013年,全球壽命超過200年的企業,日本有3146家,為全球最多,德國有837家。作為GDP全球第二的製造業大國的中國,並沒有多少百年企業。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工匠精神沒有能夠得到有效傳承。

「鼓勵企業開展個性化定製、柔性化生產,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2016年3月,「工匠精神」首次出現在李克強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

意識到這一點的義利,也正在重拾工匠精神。

「我的父親是鉗工,我剛進廠時是麵包烘烤工,靠手藝一步步走過來。」 1979年,發過酵的生麵包被一盒盒裝入大烘箱的入口,二十分鐘後送達出口。噴香噴香的麵包出爐了,鐵盒子很燙,李奇一年四季穿著短袖,把沉甸甸的鑄狄托盤從傳送帶上拿下來,轉過身倒出六七個麵包,「手慢了不行,鐵盤掉下來砸腳。」

他從來沒數過,這個動作每天要重複多少遍。後來,他看一眼麵團就知道原料配比準不準,麵粉打的時間夠不夠,發酵的程度合不合適。

「每個人進廠學手藝都有師傅,教他一些方法。他學會後在這裡立業成家。幾代人都做這樣的事,就是瑞士的鐘表匠。」 他覺得義利要走的路,來日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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