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華軍 曲惠敏
山東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
山東 濟南 250002
摘要：基於2001—2016年中國338個地級及以上行政單位城市的創新指數，從空間分布、空間集聚、空間差距和空間極化四個維度出發，綜合採用標準差橢圓、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基尼係數和極化指數，系統考察了中國城市創新力的空間格局及其演變。研究發現：中國城市創新力呈現點-面擴散的不平衡分布態勢，創新力空間分布上的東強西弱、南強北弱格局與創新力增速上的東快西慢、南快北慢格局並存；中國城市創新力出現了一定的空間集聚趨勢，高-高集聚範圍由北向南逐漸延伸；城市創新力具有較高的空間集中度，且呈明顯上升趨勢；中國城市創新力的空間差距呈先上升後下降的演變趨勢，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區的總體差距主要來源於地區間差距，南方、北方兩大地區的總體差距則主要來源於地區內差距；中國城市創新力呈現明顯的兩極分化，橫向極化與縱向極化並存，並且縱向極化速度遠快於橫向極化。
關鍵詞：城市創新指數；空間集聚；地區差距；基尼係數；極化指數
創新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源泉（Schumpeter，1934）。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形成經濟發展新格局。中國在創新道路上不斷開拓，從提出「向科技進軍」到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在創新發展戰略部署上，從頒布《關於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到深入實施《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創新政策被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根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2019年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中國已經連續四年保持上升勢頭，位居全球第14位。城市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單元，在創新發展過程中扮演著創新要素集聚地、創新生產空間載體和創新技術擴散場所的角色。然而，必須要注意的是，中國地域廣闊，受自然地理條件、經濟地理區位和區域政策等因素的影響，不同城市在創新環境、創新投入、創新產出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呈現空間不平衡特徵（楊凡 等,2016；白俊紅 等，2015；方創琳 等，2014；曹勇 等，2012；李婧 等，2010；張玉明 等，2008）。城市創新力的空間不平衡勢必會對新舊動能轉換、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提出嚴峻挑戰。因此，精準掌握城市創新力的空間格局及演化對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創新力空間格局一直是區域經濟的研究熱點，目前衡量創新力的代理變量多採用專利申請受理量（馬靜 等，2017；王承雲 等，2017；Hong et al.，2015；Qian et al.,2018）、專利授權量（周銳波 等，2019；劉曙光 等，2018；王俊松 等，2017）和R&D經費（呂拉昌 等，2018；徐維祥 等，2017；Pece et al.,2015）。其中，專利申請受理量是衡量創新力的重要指標，該指標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創新力，並且具有時效性與完整性，但對創新力價值衡量存在相對寬泛的問題（Griliches,1979）。專利授權量相比專利受理量雖更能精確衡量創新力價值，但時效性較弱，會忽略專利質量和經濟差異對創新力的影響，從而導致對創新力價值判斷存在偏差（楊凡 等，2016）。部分學者從投入端選取R&D經費當作創新力指標，然而，投入指標難以反映創新力的實際價值，並且R&D經費存在重複計算問題（宋麗思 等，2009）。此外，一些學者構建創新能力綜合指數當作創新力的代理變量。創新能力綜合指數雖能夠較全面地評價創新力價值，但根據產出端和投入端指標共同建立的評價體系並不能避免重複計算問題（劉承良 等，2018）。
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對城市創新力的研究主要採用以下三種方法：一是網絡分析方法（鮮果 等，2018；Brock et al.,2005）。部分研究通過仿真建模、社會網絡分析等方法構建創新力網絡的相對空間，發現創新力網絡具有內部協作性、穩定性、開放性、環境依存性等共同特徵，這些特徵使得城市創新力網絡有利於促進創新的集群發展。二是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方法（Saxenian,1996；Lim,2004；Wadhwa,2013）。一些學者採用莫蘭指數和Lisa聚類方法考察中國創新能力的全局空間自相關和局部空間自相關，發現中國城市創新能力呈現集聚特徵，並且創新能力高的城市集中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三是空間不平衡分析方法（Mahan，1890）。學界在研究創新力差距時，大多採用變異係數、區位基尼係數，通過使用這些方法得出城市創新能力存在地區差距，在高度集聚下呈現空間非均衡性。隨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城市創新力的空間格局開始出現新的變化和演變趨勢，因此需要精準掌握城市創新力新格局的情況。
在空間尺度選取上，部分研究圍繞城市層面進行研究（段德忠 等，2016；Romer,1986），例如,通過對北京、上海等創新能力高的城市的空間結構展開討論，發現城市創新力的空間集聚趨勢逐漸加強。部分研究考察了中國城市群創新力的空間特徵(付幗等，2016；宋麗思等，2009；Grossman et al.,2015；Dhewanto et al.,2015)，發現城市群創新能力存在空間極化現象，特別是長三角、京津冀等東部沿海城市群已經成為創新的活躍地帶。部分研究圍繞中國城市創新力的總體空間特徵，選用地市區域單元，從地級城市尺度考察創新力的空間格局演變特徵（覃豔華 等，2019；焦敬娟 等，2017；馬海濤，2016）。在區域劃分上，目前絕大多數研究都是按照東中西部三大地區進行劃分，忽略了中國城市創新力南北方地區的空間特徵。近年來，中國經濟出現「南快北慢」、「南升北降」趨勢（盛來運 等，2018），南北方地區差距已經成為專家學者研究的最新動向，因此有必要從南北方地區劃分出發，探討中國創新力的空間特徵。
根據之前大部分學者的研究，本文可能的創新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創新力代理變量採用2017年復旦大學產業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338個地級及以上行政單位（直轄市、地級市、地區、州、自治州和副省級城市）創新指數。該創新指數基於國家知識產權局微觀專利數據，採用最接近度量創新力標準的發明授權專利，借用專利更新模型對已有不同年齡段的專利價值進行估計，在此基礎上算出每個年齡段專利的平均價值，最後將專利價值加總到城市層面，從而得到2001—2016年城市創新指數。該創新指數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之前研究者選取創新力代理變量存在的衡量寬泛、缺乏時效性、重複計算等弊端，增強了文章實證結果的可靠性。第二，本文研究思路基於空間分布、空間集聚、空間差距和空間極化四個維度，避免了之前部分學者研究思路的單一性，力圖多方面掌握中國城市創新力的空間特徵與演進趨勢。在實證分析中綜合採用標準差橢圓、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基尼係數和極化指數，系統考察中國城市創新力的空間格局及其演變。第三，在空間尺度選取上，本文結合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形勢，按照東中西部三大地區和南北方兩大地區的區域劃分尺度，力爭從橫向、縱向兩大方向分析中國城市創新力的空間格局及其演變特徵，以彌補中國城市創新力在南北方兩大地區空間格局及其演變特徵研究的空缺。
（一）總體空間分布特徵
圖1為樣本考察期內中國城市創新指數排名前十的地區分布統計，可以發現中國城市創新力在空間分布上主要表現出以下四個方面特徵：（1）「點-面擴散」。2001年全國創新力水平相對較高的城市只有北京，2016年創新力水平相對較高的城市已經形成面狀分布，且主要集聚在東部沿海地區。（2）集聚分布。樣本考察期內，創新力高的城市主要集聚分布在京津冀、長三角城市群周圍。（3）「東強西弱」固化。2001年只有東部地區的北京、上海創新指數較高，2016年全國創新力水平整體明顯提高，創新指數較高的城市仍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僅有成都、武漢和西安。（4）「南強北弱」局面顯現。2006年開始，南方地區創新力水平顯著提升，創新力較高的城市數量明顯多於北方地區。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可能是，2001年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總體較低，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各城市創新力水平得到提升，使得創新力高的城市大量增加，形成面狀分布。北京、上海是京津冀、長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北京擁有大量科研機構和高校，具備較強的知識創造能力，上海外資經濟發達，知識獲取水平高，長三角城市群發展基礎好，具備強大的製造能力和完善的產業體系，周邊城市可以藉助其良好的創新能力和環境提高城市創新力，從而使得創新力高的城市形成集聚。此外，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基礎與發展速度一直優於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創新力高的城市遠多於中西部地區。近年來，南方中小企業發展迅速，帶動城市創新力水平提高，使得南方創新力水平不斷提升。
（二）區域分布特徵
根據圖2(b)可知，北方地區平均創新指數份額為47.39%，南方地區平均創新指數份額為52.60%，南北方兩大地區的創新力水平相對平衡。從創新指數發展趨勢看，南北方兩大地區創新指數中，北方地區略高於南方地區，發展到2007年後，南方地區的創新指數反超北方地區，且在2007—2016年南方地區年均創新指數高於北方地區506.17。以上情況表明，樣本考察期內，南方地區與北方地區創新力發展相對均衡，近些年南方地區創新力發展迅速，且發展速度領先於北方地區。究其原因可能在於，南北方兩大地區政府對各自地區企業存在補貼差距，南方地區中廣東、江蘇、浙江、四川等省份政府補貼力度大，有效促進中小企業發展，企業發展迅速會推動創新需求，進而提高城市創新力，使得南方地區創新力發展水平大幅提升。
（三）空間分布演變特徵
（1）重心移動軌跡。表1描述了樣本考察期內中國城市創新力重心移動方向及速度。從東中西部三大地區來看，中國城市創新力重心均分布在東部地區；從南北方兩大地區來看，除2016年分布在南方地區，其餘年份均分布在北方地區。這說明，在東西方向上，中國東部地區創新力水平高於西部地區，且一直位於領先地位；在南北方向上，南方地區創新力反超北方地區。從重心移動軌跡來看，樣本考察期內中國城市創新力重心向東南方向移動，具體來看，從山東省的菏澤市轉移到安徽省的六安市，究其原因可能在於，安徽省擁有眾多國家級研發機構和高等院校，創新環境良好，特別是「科學島」的建立，使得科研能力迅速提升。在重心移動距離和速度上方面，重心移動距離和速度的變化趨勢呈現先小幅上升後急劇下降特徵，其中2006—2011年重心移動距離和速度最大，分別是178.92km、35.76km/a。總體來看，中國城市創新力重心呈現南移特徵，並且「南強北弱」趨勢逐漸明顯。
（2）標準差橢圓分析。標準差橢圓的長半軸和短半軸分別表示離散程度和分布範圍，兩者值的差距越大(扁率越大)，中國城市創新力的方向性越明顯，短半軸越短，中國城市創新力的向心力越明顯。根據表2，樣本考察期內，展布範圍小幅度縮小。其中，長半軸縮短了10.5km，短半軸縮短了5km，這表明，中國城市創新力表現出輕微的空間集聚趨勢。此外，中國城市創新力轉角θ總體呈現大幅縮小趨勢，從2001年的47.91°縮減到2016年25.51°，分布方向由「東北-西南」向「正北-正南」方向靠攏，這表明中國城市創新力格局發生變化，南北方地區的城市創新力有均衡發展態勢。圖4基於全局視角採用莫蘭指數（Moran’s I）考察中國城市創新力的空間相關性，樣本考察期內中國城市創新力的Moran’s I數值全部大於0，但整體數值偏低，2016年Moran’s I值最高僅為0.017，這表明中國城市創新力存在較弱的空間正相關關係，這一研究結果與付幗等（2016）研究結論相一致。在顯著性水平上，自2012年城市創新力開始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2016年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以上結果表明，2012年開始中國城市創新力呈現集聚趨勢，但集聚趨勢尚不明顯。出現集聚趨勢的原因可能在於，2012年中央政府提出發展實體經濟、擴大內需政策，開始實施供給側改革，從而促進了中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發展狀況，從各級政府加速創業園的建設，到各地區加強創新交流，中國城市創新力集聚趨勢逐漸顯現。面對上述趨勢，要發揮中心城市企業的輻射帶動作用，以促進周邊城市創新力的發展。
（二）局部集聚特徵分析
本文採用局域Moran’s I指數考察中國城市創新力的局域特徵，並著重分析高-高（H-H）型城市和低-低（L-L）型城市。中國H-H型城市以2006年為界點，呈現南方城市逐漸增多的特徵。2001年、2006年H-H型城市分布在京津冀城市群及環渤海地區，2011年後則主要分布在長三角城市群。以上結果表明，在集聚範圍上，H-H型城市呈現由北向南的集聚趨勢，在創新力發展速度方面，城市創新力呈現「南快北慢」的新特徵，即南方地區創新力水平提升速度遠快於北方地區。出現以上特徵的原因可能在於，南方地區中小企業眾多，並且創新企業的數量連年遞增，企業高度重視創新發展；同時，與北方地區相比，南方地區政府相關部門高度重視科技創新投入，近年來R&D經費投入明顯高於北方地區（盛來運 等，2018）。
從低-低（L-L）型城市看，全國L-L型城市相對較多，且主要分布在西藏、甘肅和新疆等中西部地區省份，這說明全國城市創新力相對較低，中西部地區尤為落後。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在於：首先，西部地區本身自然環境較差，無法建設大量的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創新中心，創新基礎設施並不健全；其次，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落後，在R&D經費投入上西部地區遠低於東部地區（國家統計局）。CR(Concentration Ratio)表示創新力集中度，本部分通過選擇第一名、前五名、前十名城市的創新指數數據，測得2001—2016年中國城市創新力集中度變化趨勢（表3）。
樣本考察期內，CR1相對較高，平均創新力集中度為19.02%，即北京在全國創新指數中佔據重要地位。在集中度走勢上，CR1總體呈現小幅下降態勢，樣本考察期內共下降4.05%，這說明其他城市創新力水平正在提高，從而縮減與北京的差距，出現這種情況可能與其他城市創新力的發展速度密切相關。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是大量外來人口集聚地，擁有豐富的青年人才資源，高等教育資源也更加豐裕，使得創新指數不斷提升。從CR5、CR10來看，樣本考察期內，CR5、CR10集中度指數總體均呈上升態勢，在發展趨勢上，CR5、CR10以2010年為界呈現先上升後下降的趨勢。以上結果表明創新指數大部分份額被少數城市所佔據，中國城市創新力高度極化，存在極度的空間不平衡。值得注意的是，2001—2016年排名前五的城市都分布在東部地區，2007年後排名前四的城市已經固定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4個城市，其中只有北京屬於北方城市。在排名前十的城市裡，僅有成都、西安不屬於東部地區，而且成都、西安創新指數排名相對靠後。這說明，在東西方向上，東部地區創新力集中度高，整體創新力水平高於西部地區；在南北方向上，南方地區創新力水平遠高於北方地區，並且「東強西弱」、「南強北弱」的趨勢正在逐漸固化。
（一）總體差距格局及其演變
圖5採用Dagum提出的基尼係數刻畫2001—2016年中國城市創新指數的地區差距。樣本考察期內，中國城市創新基尼係數一直較高，平均創新基尼係數為0.84。在發展趨勢上，創新基尼係數總體在上升，並以2010年為界點呈現先上升後下降趨勢。這表明中國城市創新力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空間非均衡特徵，總體差距拉大。按照東中西部三大地區劃分，樣本考察期內西部地區基尼係數最高，平均創新基尼係數為0.83，中部地區基尼係數最低，平均創新基尼係數為0.72。以上情況表明，西部地區內部各城市創新力差距最大，中部地區內部各城市創新力差距最小，這一研究結果與侯純光等（2016）研究結論相一致。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區僅有少數城市具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其餘地區大多不具備創新環境，中部地區雖然沒有東部地區優越的創新環境，但城市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差較小，導致城市創新水平差距小。按照南北方兩大地區劃分，南方、北方地區基尼係數相對均衡。其中，北方地區基尼係數從2001年的0.80上升至2010年的0.87，此後下降至2016年的0.86。南方地區基尼係數則從2001年的0.75上升至2010年的0.87，此後下降至2016年的0.84。以上情況表明，在南北方兩大地區，南北方地區內的差距較大。必須要注意的是，2011年以來，南方地區、北方地區的基尼係數均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這說明，南方地區、北方地區各自的創新力差距在縮減。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在於，2011年中國進入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促進創新的政策，以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而地方政府也加快了創新的步伐，從而推動了南方地區、北方各地區內部創新力水平相對落後城市的發展，使得地區內部創新力差距有所下降。
（二）創新力地區差距的來源
（1）東中西部三大地區。將總體基尼係數按照東中西部三大地區劃分，地區間基尼係數最大，超變密度最小（圖6）。地區內平均基尼係數為0.25，對總體基尼係數的年均貢獻率為29.87%，貢獻率走勢相對平緩。地區間基尼係數總體呈現上升態勢，從2001年的0.35上升到2016年的0.47，年均地區間基尼係數為0.44。對總體基尼係數的年均貢獻率為51.69%，貢獻率發展態勢以2011年為界點，呈現輕微的先上升後下降態勢。樣本考察期內，平均超變密度為0.15，對總體基尼係數的年均貢獻率為18.31%，超變密度貢獻率總體呈現下降趨勢。以上情況表明，按東中西部三大區域劃分，地區間差距是影響中國城市創新力空間非均衡程度的主要原因。地區間差距成為空間非均衡程度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是創新環境，東部地區相比中部西部地區有眾多高校、科研院所，擁有良好的創新基礎設施和創新環境；其二是創新投入，東部地區省份的R&D經費投入遠高於西部地區，根據科技部發布的《2017年我國R&D經費投入特徵分析》，中國31個省份R&D經費投入相差甚大，在R&D經費投入排名前五之中，廣東投入最高為2343.6億元，接下來為江蘇、山東、北京、浙江，投入最低的為西藏，僅有2.9億元。
（2）南北方兩大地區。將總體基尼係數按照南北方兩大地區劃分，地區內基尼係數最大，地區間基尼係數最小（圖7）。地區內基尼係數呈現輕微波動趨勢，年平均基尼係數為0.42。地區內基尼係數對總體基尼係數的年均貢獻率為49.76%，地區內貢獻率呈輕微下降走勢，從2001年的50.17%下降到2016年的49.40%。樣本考察期內，地區間年均基尼係數為0.07，對總體基尼係數的年均貢獻率為8.81%，貢獻率呈現明顯的先下降後上升態勢。超變密度相對較高，年均超變密度為0.35，對總體基尼係數的年均貢獻率為41.41%，在貢獻率發展趨勢上，超變密度貢獻率以2006年為界點，呈現明顯的先上升後下降趨勢。這些結果表明，按南北方兩大區域劃分，地區內差距是影響中國城市創新力空間非均衡程度的主要原因。地區內差距成為總體差距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是地理位置因素，北方地區雖有北京這樣的科技中心，但其他工業城市發展相對較緩慢，東北重工業基地、河北省等地區都處在新舊動能轉換時期，創新力水平較低。南方地區雖沒有一枝獨秀的城市，然而上海、深圳、廣州等城市齊頭並進，創新力水平位於全國前列，與南方地區創新力不高的城市形成較大差距；其二是科研力量。南北方地區內的高校數量、科研院所分布並不均衡，均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導致地區內各城市創新基礎不一樣。 本部分先從總體分析中國城市創新力的極化特徵，再按照東中西部三大地區、南北方兩大地區考察城市創新力的區域極化特徵。換言之，即從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考察創新力的極化特徵。分位點的創新指數份額和創新城市份額能夠直觀刻畫城市創新力的極化現象。本文以中位數為界，將第一四分位數定為低分位點，第三四分位數定為高分位點。根據表4，低分位點創新指數份額較低，年均創新指數份額僅為0.53%。高分位點創新指數份額較大，年均創新指數份額為92.94%。中位數年均創新指數份額為3.16%。以上情況說明，創新指數高的城市與創新指數低的城市創新力水平存在較大差距，中國城市創新力呈現明顯的兩極分化特徵。這一實證結果與宋麗思等（2009）研究一致。
根據已有文獻，將創新力水平落在中位數水平0.75~1.25倍的城市視為中等創新城市。根據表5，在所選的特徵時期內，中等創新城市份額相對較低，年均城市份額為14.63%。高等創新力城市份額與低等創新力城市份額相對較高，年均城市份額為分別為43.61%和41.13%。在發展趨勢上，高等創新力城市創新份額與低等創新力城市份額均不斷上升。以上情況表明，高等創新力城市數量與低等創新力城市數量各佔據半壁江山，並且數量不斷增加，中國城市創新力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
（二）區域極化特徵
（1）東中西部三大地區。圖8報告了東中西部三大地區創新力的ER型指數演變趨勢，在樣本考察期內，ER、EGR、LU三種極化指數呈上升趨勢。與2001年相比， 2016年ER、EGR、LU指數分別增長了0.68、0.68、0.54。在極化指數增長速度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增長速度越來越快，在2016年達到最大值，ER、EGR、LU分別為21.33%、20.33%、21.33%，這說明近年來城市間的創新力差距逐漸拉大。出現這種特徵的原因可能在於，東部地區具有良好的經濟發展水平，創新基礎設施完善，擁有良好的創新環境，比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創新力水平高，因而發展速度更快；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創新基礎薄弱，與東部地區相比，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創新力發展速度較慢，使得極化指數不斷增大。
（2）南北方兩大地區。圖9報告了南北方兩大地區創新力的ER型指數演變趨勢，樣本考察期內，ER、EGR、LU指數總體上升幅度較大。與2001年相比，2016年ER、EGR、LU指數都增長了0.94。在增長速度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三種ER型指數增長速度越來越快，在2016年達到最大值，ER、EGR、LU指數分別增長25.67%、25.69%、25.66%，這說明南北方兩大地區創新力之間的差距在不斷拉大。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在於，兩大地區創新力發展水平之間存在差異。南方地區中小企業眾多，並以創新型企業居多，政府注重企業發展，近年來杭州、深圳等城市的創新力水平不斷提高；北方地區雖然有眾多工業基地，但工業基地處在新舊動能轉換時期，創新力發展不足。此外，南北方地區極化指數遠高於東中西部地區極化指數，這說明城市創新力南北方差距大於東西部地區差距且成為趨勢。
本文基於復旦大學產業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2001—2016年中國338個地級及以上行政單位城市創新指數為數據來源，從空間分布、空間集聚、空間差距和空間極化四個維度，運用標準差橢圓、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基尼係數、極化指數等方法，系統考察了中國城市創新力的空間格局及其演變特徵。研究結果顯示：第一，在空間分布格局上，中國城市創新力呈現點-面擴散的不平衡分布態勢，創新力高的城市呈面狀分布，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長三角城市群；創新力空間分布上的東強西弱、南強北弱格局與創新力增速上的東快西慢、南快北慢格局並存。第二，在空間集聚格局中，中國城市創新力出現了一定的空間集聚趨勢，且呈明顯上升趨勢，高-高集聚範圍由北向南逐漸延伸，低-低集聚範圍穩定地分布在西部地區；在創新力集中度方面，中國城市創新力呈現東高西低、北低南高特徵。第三，在空間差距格局上，中國城市創新力的空間差距較大且呈現上升趨勢；在差距來源上，東中西部三大地區的總體差距主要來源於地區間差距，南北方兩大地區的總體差距則主要來源於地區內差距。第四，在空間極化格局上，中國城市創新力呈現明顯的兩極分化特徵，且極化程度不斷加深；在地理方向上，橫向極化與縱向極化並存，並且縱向極化趨勢遠快於橫向極化。本文的研究結論可以為政策實施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撐，對我們的政策建議是：首先，面對中國城市創新力發展不平衡特徵，各級政府部門要有補短板意識，在今後中國城市創新力發展過程中，尤其注重中西部地區創新力的提高，通過帶動城市經濟發展、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提高科研文化實力等措施提高城市創新力。其次，在中國城市創新力集聚過程中，要發揮集聚地區創新能力水平高的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積極將本地區的創新力資源優勢惠及周邊地區，進而推動周邊城市創新力發展。再次，面對城市創新力存在兩極分化的現象，要發揮城市「涓滴效應」，通過創新力高的城市與創新力低的城市搭夥，採用搭建創新人才交流平臺、創新技術轉移等措施，打造全方位互聯互通新格局，逐步縮小極化差距，進而促進創新力的平衡發展。最後，提高城市創新力不僅要發揮政府的領導作用，還要重視企業創新力量，發揮企業優勢。政府與企業之間要加強聯繫，政府通過給予創新型企業優惠政策，鼓勵中小企業創新，以加速淘汰夕陽產業。責編：張 坤
排版：何宇凡
審核：方 鳴
《財貿研究》創刊於1980年，是由安徽省教育廳主管、安徽財經大學主辦的一份面向國內外讀者的綜合性經濟理論刊物。
《財貿研究》現為月刊，大16開，112頁碼，主要以稿件質量作為刊發標準，強調選題新穎、與時俱進。本刊不收取審稿費、版面費，同時為優秀稿件支付一定的獎勵。
投稿地址：https://cmyj.cbpt.cnki.net/
《財貿研究》為CSSCI來源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A刊核心期刊、全國中文核心期刊、RCCSE中國核心學術期刊、全國高校社科名刊、FMS管理科學高質量期刊、人大複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期刊、十佳皖版期刊、安徽省高等學校優秀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