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
李約瑟是中國古代科技的瘋狂擁躉。
在他看來，自公元三世紀至十三世紀，這段時間裡，中國始終「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但後來卻迅速落後了。
所以，他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的序言裡，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之問」——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
愛因斯坦回答過這個問題。
1953年4月23日，在給J.S.斯威策的回信中，愛因斯坦如此寫道
「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裡得幾何學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做出這些發現是令人驚奇的。」（括號中文字系信件原文）大意是：近代科學的誕生，依賴於兩大基礎，即起源於古希臘的形式邏輯體系（比如《幾何原本》中的演繹邏輯），和發端於文藝復興的系統實驗體系（以實驗尋求因果）。這兩大基礎是「令人驚奇」的偉大成就；中國古代沒有孕育出這兩大基礎，是正常現象，「用不著驚奇」。
李約瑟後來獲悉了愛因斯坦這封信的具體內容。
1961年的牛津科學史討論會上，這封信獲得了與會多數科學史學者的認同。這引起了李約瑟的不滿，他在會上激烈批評了愛因斯坦，儘管愛因斯坦已於6年前去世。
李約瑟說：
「非常遺憾，這封蕭伯納式的書信及其一切輕率筆觸，現在卻被用來幫助貶低非歐文明的科學成就。愛因斯坦本人，本來應該是第一個承認他對於中國的、梵語的和阿拉伯的文化的科學發展（除了對於它們並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這一點外）幾乎毫無所知，因而在這個法庭上，他的崇高名聲不應該被提出來作為證人。」（李約瑟，《中國科學傳統的貧困與成就》）
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批評。
李約瑟的惱怒在於，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有一個基本論斷，即「中國古代科技曾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段裡遙遙領先西方」，但這個論斷不被與會的多數科學史學者所認同。而且，愛因斯坦信中那句話——「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做出這些發現是令人驚奇的」——還被與會者拿來反駁李約瑟的上述論斷。
所以，他才會將指責的重點，放在愛因斯坦對中國古代科學「幾乎毫無所知」這一點上，強調愛因斯坦的話不具備說服力。
這種反駁自然是沒有意義的。「中國為何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和「近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其實是個一體兩面的問題。廓清了後者，也就大體等同於回答了前者。愛因斯坦對歐洲的科學發展史的了解，足以支撐他對「李約瑟之問」的回答。
遺憾的是，中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曲解了愛因斯坦的回答。
1974年，也就是愛因斯坦去世近20年後，中國學術界首次通過李約瑟著作中的引用，了解到愛因斯坦曾回答過「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這個問題。
但譯文卻出現了嚴重錯誤——「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做出這些發現是令人驚奇的」這句話，在1976年出版的《愛因斯坦文集》中，被翻譯成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愛因斯坦文集 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574頁）。
愛因斯坦的原意，是「西方發現了形式邏輯和實驗體系」這件事「令人驚奇」，中國古代沒有這些發現，是一種「用不著驚奇」的常態（許多古代文明同樣沒有發育出這些東西）。譯者受某種思維慣性的影響，想當然地在譯文中增入了「[在中國]」字樣後，意思就完全顛倒了，變成了愛因斯坦盛讚中國古人「沒有走上這兩步」卻仍然做出了偉大的科技成就。
▎1976年版《愛因斯坦文集》中的誤譯
1983年《愛因斯坦文集》第三次印刷時，這個翻譯錯誤得到了修正。「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一句，被改成了「要是這些發現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事」；2005年，又遵從原文句式，修改為「作出這些發現是令人驚奇的」。
愛因斯坦的這封信，對它的中文翻譯者許良英，產生了很大影響。許如此說道：
「我1978 年結束20年農民生活回到科學院開始從事世界近現代科學史研究 ，即以此（指愛因斯坦的論斷）為指針。從大量的史實中我們認識到，近代科學雖然是古代科學的繼承和發展，但兩者有本質的區別。古代科學，包括古代希臘、中國、印度和中世紀的阿拉伯的科學，基本上處於現象的描述、經驗的總結和猜測性的思辨階段，主要是以直覺和零散的形式出現的；而近代科學則把系統的觀察和實驗同嚴密的邏輯體系結合起來，形成以實驗事實為根據的科學理論。這就是使愛因斯坦終生感到驚奇的兩個偉大發現相結合的產物。」（許良英，《關於愛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譯問題》）愛因斯坦的回答，道出了近代科學誕生的學術基礎。除此之外，近代科學能否誕生，還取決於有無合適的社會基礎，或者說社會土壤。
這個土壤，就是社會必須要有充分的自由度。
首先，沒有社會自由度，就沒法給科學研究和科技發明，提供必要的政治空間和經濟空間。
西方近代科學萌芽的時間，大略相當於中國的明清時期。遺憾的是，朱元璋以「知丁法」為核心構築起來的洪武時代，是一個嚴重缺乏自由度、扼殺科學發展的典型社會。
在《大誥續編．互知丁業第三》裡，朱元璋規定，民眾只能從事士農工商四種生計，不在這四業範圍之內謀生者則屬於「逸夫」、「遊民」，是威脅社會穩定的毒瘤，必須消滅。朱元璋要求，市井村鎮中的民眾，對自己的鄰居，必須做到「互知業務」，也就是了解他們家裡幾口人、幾人務農幾人讀書，幾人從事手工業或者商業；讀書者在哪裡上學以誰為師，做老師者有幾個學生姓甚名誰……如果鄰居中存在「逸夫」、「遊民」而不向官府報告，除了「逸夫」、「遊民」會被處死，裡甲與四鄰全家，都將被流放化外。
為了配合「知丁法」，朱元璋還制定了嚴苛的「路引制度」。具體來說就是：農民沒有特別申請的「路引」，每日裡不得離開自家方圓一裡。早上何時出門耕作，晚上何時回來，都須讓鄰居知曉。工匠出遠門做工，須在路引上標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要讓鄰居知道你的具體所在。歸來或早或遲，都要說與鄰居知道。經商者，本錢多少、貨物輕重、所行遠近、水路旱路，都要詳細註明在「路引」當中；歸來的大致期限，鄰裡務必知曉；若一年沒有消息，兩年未曾歸來，鄰裡必須去其家中調查原因，如此才不必承擔連帶責任。
在朱元璋的高壓下，「知丁法」與「路引制度」在洪武時代得到了嚴厲執行。比如，據《大誥.續編》，朱元璋曾一次性懲治蘇州、松江兩府「遊民」2871人，使之亡身破家；據《大誥.三遍》，鎮江坊甲鄰裡因未主動捉拿「奸民」，被「盡行責罰」，全部發配去砌成牆，空家身死者不計其數。
顯然，在這種社會裡，科學研究和科技發明是沒有政治空間（被定性為不務正業）和經濟空間（養不活自己）的——洪武時代的社會狀態，雖是極端案例，但以損害社會活力為代價來維護政權穩定，卻是自秦漢至明清所有帝制政權的共同手段（歐洲古代的很多政權，其實也是如此）。
其次，沒有社會自由度，就沒法造就科學共同體，沒有科學共同體，就不會有近代科學的誕生。
近代科學的誕生，與科學共同體的出現，是高度同步的。
比如，義大利物理學家波爾塔於1560年在那不勒斯創立了「自然秘密研究會」，學者們定期在他家中聚會交流。「自然秘密研究會」被當局定性為巫術團體而遭取締後，波爾塔又尋求到了凱亞公爵的支持，在羅馬成立了新的學術組織「林琴學院」，伽利略也在該組織之中。再往後，伽利略的學生得到了美第奇家族的支持，於1657年在佛羅倫斯成立了「齊曼託學院」。英國也於1640年代出現了由科學家約翰.威爾金斯倡導成立的「哲學學會」。哲學學會後來發生了分裂。1660年，該學會的部分成員在格雷厄姆學院召集會議，倡議建立一個新機構，以促進學術信息的更新和交流，兩年後，該組織獲得查理二世批准，即是著名的「英國皇家學會」。
這些科學共同體的出現，與歐洲的社會自由度得到擴張，有直接關係。
遺憾的是，同期的中國，並無產生「科學共同體」的土壤。
萬曆三年（1575），張居正重申了朱元璋的「祖制」，勒令天下「不許別創學院，群聚黨徒及號召他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遊士人等，許各撫按衙門訪拿解發」——不許民間開設書院講學，違者抓起來流放。萬曆七年（1579），張居正又下令遵照「皇祖明旨」，毀天下書院。清軍入關後，全盤繼承了上述政策，順治九年（1652）的政策規定「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庫全書》編成，皇帝欽定明朝亡於門戶，而「門戶始於朋黨，朋黨始於講學」。
管中窺豹，一葉知秋。書院命運尚且如此，依賴「科學共同體」才能存在的近代科學，自無可能誕生在明清時期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