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東方之旅：1579-1724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作者：[美]柏理安，譯者：毛瑞方，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
當耶穌會和託缽修會發起那場曠日持久的理論之戰的時候，中國華北戰場上另一場戰鬥也達到了白熾化狀態。在他們看來，17世紀40年代大明王朝的崩潰瓦解是世界末日善惡間的大決戰；而視自然災害和社會動蕩為政權變更先聲的中國人，顯然清楚上天就要拋棄當政王朝，並且即將引進一種新的統治秩序。在1641年中國副省的年信中，孟儒望記述了在外族勢力大規模入侵之前，大規模的破壞力使中國局勢出現了失控的狀況：
誰能在描繪中國今年遭受的大災難及痛苦時，內心不充滿苦楚，眼中不飽含熱淚？上天、大地以及其他的因素似乎都對這些異教徒做出了懲罰，因此，我們能真正地說「上帝要懲罰他們」。上帝關閉了人類獲取雲雨的寶庫，苗床乾涸，顆粒無收，連野草也無法生長。數不清的人們忍飢挨餓，世風腐化墮落，瘟疫肆虐整個王朝，餓殍遍野。殘忍的匪徒蜂擁而起，無惡不作，他們搶奪一切有用的東西，吞食一切可吃的東西。人們舉家乞討，四處流浪，眼前遍布的死亡景象使他們感到暈眩和震驚。有的人竭盡全力保全性命，有的人對生活厭倦不堪，上吊自盡。配給的口糧一旦吃完，他們就只能吃野草和樹皮。最後，他們陷入了人吃人的境地。
在孟儒望看來，上帝在向崇禎皇帝傳達一條非常明確的信息：他必須改過自新，並且認可創造天地萬物的天主的存在。孟儒望認為，要是明朝崇禎帝接受了如此親近君王的傳教士們的洗禮，信奉基督教，「我們的天父上帝必定會歸鞘其神聖的狂怒之劍，並且會伸出他無限仁慈的手臂」。然而，崇禎帝不以為然。於是，傳教士們轉而用此機會施洗、挽救許多極有可能下地獄的其他靈魂。
在中國西北地區的陝西和山西饑荒遍地，加之政府的無效管理，農民起義如火如荼。然而，那裡的耶穌會士告訴歐洲讀者，他們「總是在如此多大災難發生的時候，挑選、拯救善良的人們」。當異族壓境入侵的消息在王朝廣泛傳播時，當一幫幫叛亂者在王朝四處流竄時，在華耶穌會傳教士利用恐懼感泛濫的社會氛圍傳播上帝保護和拯救人類的教義，如果這一做法失敗了，他們就救贖個人。通過傳教士寫的一篇短文，我們了解到，在山西省，「甚至連小偷也都崇敬基督教義，並且視其為真理」。令這些耶穌會士感到欣喜的是，基督教在此廣為流傳。為了證明其觀點，他們講述了一個商人接受洗禮的經歷。當他與不信仰基督教的商人一起行進時，他落入了匪徒之手。當劊子手們發現他念玫瑰經用的念珠時，他們訊問這些念珠的用途，也因此了解到這個人是天主教徒。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匪徒們釋放了他，而他的同伴卻慘遭殺戮。然而，他們卻拿走了他的念珠，並告訴他說，如果有「機會從事其他行業，並因此改變自己的生活道路」，那麼他們肯定會皈依基督教，成為天主教徒。
朝代更迭前的焦慮氛圍有助於耶穌會士轉化教徒，與此同時，各地的起義及軍事衝突也使他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隨著明王朝通訊網絡的中斷，中國副省被迫一分為二，這樣傳教團的領導才能夠更自如地應對新的危機。因此，傅汎際成為中國副省華北區的領導，負責在福建省傳教的艾儒略則成為華南區的領導。然而，在1642年，這兩個教區領導都無法對身處開封的葡萄牙籍耶穌會士費樂德施以援手。當潰退的明朝軍隊扒開黃河大壩，做最後一搏，企圖消滅李自成（1605—1645）的起義隊伍時，費樂德與追隨他的教徒群體葬身於洪水之中。接踵而至的洪水席捲了該地區，淹死了大約三十萬人。用一位耶穌會士的話說，開封就像是特洛伊城一樣被夷為平地。甚至兩年之後，「除了席捲開封的洪水之外」，目之所及，看不到該城市以及周遭鄉村的痕跡。1643年，艾儒略為救何大化，命令他離開武昌。在夜幕的掩護之下，這位傳教士逃離「堆積如山的屍體」，乘船沿長江逃離到義軍與匪幫的管轄範圍之外。
在這次動亂中，中國副省集中力量保護其最為重要的資源，即他們的傳教士。後來，傳教士們又回到開封或武昌，但是他們所遭受的人力資源損失卻難以彌補，損失了如此多像費德樂這樣訓練有素的傳教士，這對他們而言是非常沉重的打擊。然而，由於義軍、匪徒以及滿族軍隊並不是針對耶穌會士，因而中國副省的傳教工作基本上還是得以保全的。1643年，李自成的部隊攻佔西安的時候，郭納爵和梅高（José de Aameida，1612—1647）蹲在他們的教堂裡。儘管大約百名士兵進入他們的避難之處，「偷走一些他們想要的東西」，但他們並沒有傷害這些傳教士。傅汎際在1642年穿越華北為下屬送錢的時候，也遭遇了同樣的麻煩。他兩次遇到小偷，偷走了他的銀子和聖餐杯。
另一些傳教士卻沒有如此幸運。1642年，當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s，1610—1677）前往四川尋找利類思時，兩人最初都得到了當地重要文職官員的保護。但是，當張獻忠（1601—1647）攻佔該省並於1645年建立「大西國」政權而自立為王時，他逼迫這兩人入伍當他的天文學家。他們加入後，皈依了張獻忠的一些僕人入教。但是，張獻忠的多疑和在四川恣意毀壞的惡劣行徑使他們感到生命的威脅。當張獻忠放棄他摧毀的這片土地，再次前往陝西屯軍立營時，這兩位神父也不得不隨軍前往，並且受到了嚴密的監視。1647年，張獻忠失敗之後，他們落入了滿族士兵之手。但是，清軍的一位指揮官曾在北京見過湯若望，他認出了他們。第二年，他帶著他們跟隨勝利的軍隊返回朝廷。1644年，萬密克（Michael Walta，1606—1643）在山西省蒲州被士兵殺害，當時，那些士兵誤認為他是「宗教掩護下的」皇室後裔。他之所以被誤殺，是因為那些士兵發現他身處的教堂曾經是一位高級官吏的豪宅。1647年，滿族軍隊攻佔江西南昌時，另兩位耶穌會士——謝貴祿（Tranquillo Grassetti，1588—1644）和梅高——以及一名中國籍的助理陸有基（Manuel Gomes）被殺害了。
王朝變更帶來的社會混亂並沒有對耶穌會士皈依教徒的數量造成嚴重影響。1644年，滿族軍隊攻佔北京時，中國副省在北方六個據點共施洗188名教徒。用一位傳教士的話來說，這已經「夠多了」，因為在這樣的社會動蕩之中，盲目的異教徒只考慮如何「尋找辦法逃避死亡以保全性命」，而不多思考如何挽救靈魂。然而，在南部教區，對於異教徒們的轉化工作卻很迅速地展開了。同一年，潘國光在上海轉化了966名異教徒。雖然，「由於戰亂，傳教士不能到鄰近地區照看基督社團活動」，耶穌會士們認為這一數字已令人滿意了。在南昌的傳教士也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績。1643年，他們入錄了220名受洗入教人員。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了。這些耶穌會士們還慶賀他們創建了兩個新的社團，他們領導並幫助了受乾旱影響而變得貧困的天主教徒們和受湖南、廣西附近叛亂影響的天主教徒們。
1644年，清王朝入主北京，在華耶穌會士並沒有因此而明顯地改變傳教策略。然而，他們不得不再一次努力在新當權者中建立起合法的地位，並且尋找他們傳教事業新的政治庇護人。的確，直到17世紀50年代晚期，清政府才在長期的鬥爭中完勝，控制了整個中國。當統治權的問題仍處於不確定的狀態時，耶穌會士忠誠於所有當權派。在北京，湯若望隨即支持滿族統治者。他的友好態度獲得了統治者的好感，於是，這些新的統治者頒布法令粘貼到他的教堂，禁止任何人攻擊該建築以及內部居住的人。這些傳教士視此為有利的徵兆，並高興地記錄到，新的統治者「寧願選擇無神論，也不會參與邪教」。因此，他們有理由期待，清朝統治在北京的確立會對「基督教信仰及在華傳教團帶來相當的好處」。
其實，他們並沒有把一切賭注都壓在清政府身上。在17世紀40年代不穩定的政治背景下，他們認為，讓華南的耶穌會士向南部晚明的殘餘勢力做出友好的表示。他們認為，這樣兩面下注的策略會是明智的選擇。他們與隆武和永曆皇帝建立聯繫，這樣，明政權如果重新興起，他們也可確保傳教使團獲得安全保障。畢方濟在南京停留期間，就成為明朝萬曆皇帝的愛子——福王朱昌訓——以及唐王朱餘建的朋友。1654年夏天，當福王繼承人朱由崧在南京被擁立為弘光帝（1644—1645）時，他任命畢方濟為大使前往澳門獲取葡萄牙的軍事援助。可是，對於明政權來說，不幸的是，這名耶穌會士為歐洲人考慮得更多一些。身被無上的榮譽，畢方濟啟航前往廣東。在那裡，他為殖民地的貧困與當地政府進行了貿易協商，爭取到讓步。他乘坐豪華的輪船抵達澳門，船上裝飾著印有基督十字架的旗幟，這在澳門引起了不小的騷動。根據一位目擊證人的說法，許多葡萄牙人斷言「世界或者就此終結，或者重新誕生」。儘管畢方濟兩手空空地回到偏安於福建的流亡朝廷，但唐王隆武帝（1645—1646）卻準許他宣揚基督教，還授權他在廣州建立一座教堂。當他準備前往廣州這個新駐所開始生活時，隆武帝問，他們在哪裡可能再見面。畢方濟回答道：「在南京朝廷上」。這一回答顯然令這位身處厄運的皇帝非常高興。
另一組耶穌會士與永曆朝建立了聯繫，開始在廣東省，隨後在廣西省。卜彌格（Michael Boym，1612—1659）和瞿安德（Andreas Xavier Koffler，1612—1652）追隨逃亡的朝臣穿越中國西南地區的史話廣為流傳。瞿安德曾為遺孀王皇后洗禮，其教名為海倫娜（Helena）、其繼承王位的幼子教名為康斯坦丁（Constantine）。1651年，瞿安德命令卜彌格帶著致教宗英諾森十世（Pope Innocent X）的軍事求助信，前往羅馬。然而，當這位波蘭籍的傳教士1659年返回東亞的時候，任何人都已經無法挽回明朝的合法統治地位了。短短三年之後，滿族的一支軍隊在緬甸北部消滅了永曆皇帝（1646—1662）。儘管耶穌會傳教士們在晚明政權中為贏得信任付出很大代價，但他們確實保住了澳門的支持，也確保了在廣州開始一個新的布道時代。
到17世紀50年代，北京的耶穌會士已經確信清政權要統治中國。作為有洞察力的一群人，他們自然要追隨這個新政權。湯若望最初向滿族統治者的友好表示，為在華傳教團贏得了新政權的信任。早在1645年，在澳門的耶穌會士就向羅馬天主教會傳達了他們的樂觀態度，並斷言湯若望在北京將受到眾多的恩惠，這將是福建隆武帝那裡的傳教士畢方濟遠非能及的。湯若望為了幫助新政權解釋其合法地位，遞呈了曾經幫助崇禎皇帝推算的日曆版本。這個舉動為他在清廷欽天監贏得了一個職位。1645年，他開始像中國官員一樣在欽天監做監正，並領取相應的俸祿。他也和順治皇帝（1644—1661）交上了朋友，因而在大清的統治領域內，他為其同僚進行傳教工作提供了便利與必要的政治保護。
儘管湯若望在北京與統治者建立了友好關係，中國副省的傳教士對滿族統治者卻懷有一種複雜的情感。即使清政權足夠強大，能成功安撫整個王朝，但現實是當時的中國處處都遭受了嚴重的破壞。在傅汎際看來，展現在他眼前的悲劇似乎就是一場戲劇的彩排——「世界大毀滅後最後審判日的情形」。另外一個傳教士簡直不能想像，還有什麼更大的災難會發生在世界末日：「寸草不生的土地，完全毀滅的城市，完全看不見任何人的蹤跡，還有什麼世界末日比這更形象嗎？」何大化把清軍的殘酷入侵與該王朝具有象徵性意義的名字進行了對比。「清」按其定義，應該是一個純淨的王國，就像沒有雲彩的天空那樣清澈透明。他聲稱，鑑於「一個人目之所及，手之所觸的感受」，人們可以從徵服者的「表明美德的命名和虛浮」中，感受到其「努力頗多卻與現實相去甚遠的做法」。但是，至少有一位耶穌會士持有樂觀的看法，他斷言「徵服者只是想統治這片土地，掠奪富有者的財富；他們並不想冒犯窮困之人」——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並不想冒犯在華傳教團和他的天主教徒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