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8至1946年間，中國曾有一所存在不滿9年的大學，就讀學生不過8000人，而且條件簡陋，生活艱苦，但前後任教的教授有朱自清、聞一多等300餘人，他們都是各個學科、專業的泰鬥、頂級專家，並培養出了一大批人才，其中包括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四位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六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近百位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
這所大學叫西南聯大，由因抗戰西遷的名校北大、清華和南開合併而成。大一的國文課是一門面向全校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程，也就是說文理生都得上。授課老師有楊振聲（教育家）、朱自清、聞一多（文學家）、王力（語言學家）、魏建功（語言文字學家）、浦江清（古典文學專家）、餘冠英（古典文學專家）等眾多名師。他們當時所用教材為《西南聯合大學國文選》，由楊振聲、朱自清、浦江清、羅庸（古典文學研究專家）等人主持參與的大一國文編撰委員會編訂。近日，譯林出版社根據國家圖書館所藏，校訂整理重新出版了《西南聯大國文課》一書。
前幾年流行的民國老課本讓我們看到了民國時期對孩子的啟蒙教育，如今，通過這本《西南聯大國文課》，我們可以了解七十多年前的抗戰名校是如何在簡陋的環境下實現卓有成效的通才教育。
教材以儒家經典《論語》開篇，以陸遊「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結尾，如此硬朗、颯爽的風格貫穿始終，時在抗戰，編者用意不言自明。
西南聯大時期的汪曾祺（左），最大的感受是很自由。
當時西南聯大的學生汪曾祺回憶說：「這本書編得很有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選了《論語》，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種超功利的生活態度，接近莊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對聯大學生有相當深廣的潛在影響。還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一般中學生都讀過一點李清照的詞，不知道她能寫這樣感情深摯、揮灑自如的散文。這篇散文對聯大文風是有影響的。語體文部分，魯迅選的是《示眾》。選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是意料中事。選了丁西林的《一隻馬蜂》，就有點特別。更特別的是選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
我們翻看目錄，發現其他入選的還有《漢書·李陵蘇武傳》、王先謙的《史可法傳》、顧炎武的《日知錄·廉恥》，觀之便有一股浩然之氣撲面而來。此外，魏晉不選庾信、鮑照，而選了陶淵明和《世說新語》；唐詩不選李白，而選了杜甫、白居易，以及邊塞詩人王昌齡、岑參；唐文選了柳宗元《永州八記》而舍韓愈。這些選文充滿清新之氣，「聯大學生為人處世不俗，誇大一點說，是因為讀了這樣的文章。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也是選文教授的用心所在。」汪曾祺如是說。
1944年，聯大中文系教授在昆明聯大新校舍合影（左起：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
著名的航天技術專家、「火箭之父」王希季是西南聯大1942年畢業的學生。他回憶：「我們那個時候進入西南聯大是很幸運的。在大一，教我們的先生都是非常有名的，有的就是大師。國文這方面的大師，例如劉文典、聞一多、朱自清、羅常培，很多先生。每人就選一個課，每人選一篇文章，每個人輪流教兩個星期，然後還作一篇文。我們從現代文學一直到古代文學，一直到《詩經》《離騷》都學完了。」
一個未來的航天技術專家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學基礎，在七十年前的西南聯大絕不是新聞，因為他得到的是一流大學一流教授的親炙。
後來任教於北大的著名翻譯家許淵衝也對大一的國文課難以忘懷：「這一年度的『大一國文』真是空前絕後的精彩；中國文學系的教授，每人授課兩個星期。我這一組上課的時間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11時到12時，地點在昆華農校三樓大教室。……如聞一多講《詩經》，陳夢家講《論語》，許駿齋講《左傳》，劉文典講《文選》，唐蘭講《史通》，羅庸講唐詩，浦江清講宋詞，魏建功講《狂人日記》等等。」
對於教員和學生，聯大提供最大的空間，使他們最大限度地保持獨立。學生可以享用這種自由，在知識的海洋中盡情遨遊。物理學家楊振寧回憶：「我在西南聯大的時候，必修課沒有現在這麼重。所以你可以自己瀏覽，這個是使得我當時對別的東西也發生興趣。比如說我當時也念了德文，成績很好，念得相當深入……我還去旁聽了一個英國史的課程，這個對我後來也很有用處……後來我在研究院的時候同黃昆非常之好。他喜歡看英國大文學家的小說，給我介紹了很多英國19世紀、20世紀的小說。這些對於我事業，對於我的知識面開闊有很大的好處。」
在講授內容、教學方法和學業考評方面，教師幾乎擁有全部主動權。何兆武在《上學記》中回憶西南聯大的老師吳宓，吳宓是國學大師，也是著名的情痴，尤痴迷於《紅樓夢》，他給學生講「紅樓」，要求每個同學寫出自己的心得，集中放在圖書館裡面，供大家借閱，相互交流。「在先生的領導之下，實際上（雖然不是在組織形式上）形成了一個紅學會和紅學專刊。尤其在一個烽火連天的年代，還能有一批青年人專心致志地探討思想和學術的真理，至少在西南聯大的校史上，也是一闋難忘的插曲。」何兆武說。
這本《西南聯大國文課》是根據國家圖書館所藏《西南聯合大學國文選》校訂整理出版的。當年的「國文選」經過了三次修訂，根據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張耀宗的考訂，此次整理出版的應該是第二次修訂後的版本。
但這本七十年前的老課本除了文獻價值，還有多少現實意義呢？
為本書寫導言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劉東教授說，《西南聯大國文課》的意義在於其「可貴的精神遺產」，並大讚聯大的「通識教育」對今天的現實意義。他批評現在流行的留學熱：「那種靠漂洋而獲得的『通識教育』，由於只是在獲取大洋彼岸的通識，而跟此岸的水土有諸多的『不服』，至少從教育平等的角度來說，那種代價昂貴的『自由教育』，也不是大多數下一代消費得起的，而且，由此可知對於教育改革的拖延，也會讓大量寶貴資源向外流失。」
劉東大聲疾呼：「事實上，眼下幾乎全世界的高等學府，都是因為這邊太不注重自主性了，才想到要來中國『分一杯羹』。既然如此，我們到底還有什麼樣的理由，不去儘快恢復西南聯大的優良傳統，以再度營造出大師輩出的成才環境？我們還有什麼樣的理由，不去儘快把工具性的『語文』教學，恢復成潛移默化文明價值的『國文』教學？」
但也有不同觀點。浙江大學中文系許志強教授開設過多年的大學語文課，他認為現在大學的通識教育一直有，比如浙大早就打通了，全校學生都可以自由選擇感興趣的人文選修課，像「書法欣賞」、「聖經選讀」等等。他本人在教的通識課，一門是「十八九世紀歐洲小說」，另一門是「現代派文學」，講卡夫卡荒誕派意識流的，報名的文理科學生都有，有些理科生不僅很有興趣，而且文學水平也很高。
許志強認為，西南聯大的老教材只代表了另一個時代，並不意味著它一定適用於當代，從國文的篇目看，李白一首都不選，也不對；又如杜甫的詩，像《秋興八首》很好，但沒有選，聯大教材裡選的杜詩不一定都是最佳選擇。「我們對標準國文的選擇會有不同的立場和觀點，今天應該編一個更好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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