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小說中，沒有哪部書比《金瓶梅》更具爭議的性質，自其誕生之日起，便面臨著毀譽參半的評價，譽之者認為它是一部出色的文學作品，而毀之者則以其為「壞人心術」的「誨淫」之書。
有清一代，屢次查禁小說淫詞，而所開列的禁毀書單中，《金瓶梅》一書大多時候都首當其衝[1]。
到了民國，儘管文化風氣較前開放不少，然而為整飭公序良俗起見，官方主導的淨化出版行業的舉措亦時有實施，如《大公報》（天津版）曾載《官廳取締售賣淫書》一則，雲「奉到教育部令，飭查小說四十一種」[1]，其所開書目即包括《金瓶梅》在內。
同時《申報》亦有書局或攤販因售賣淫書而受到懲處的報導[2]。其尤著者，在上海市教育局宣稱奉「內政部大學院明令及張市長整頓風化之至意」而開列的應禁三十一種淫穢出版物名單中，《金瓶梅》亦赫然在列[2]。
《大公報》合訂本
其「根據內政部大學院令」云云，儼然此次查禁行動已經超出了地方的行政舉措，而系出自國家意志。
然而查考檔案可知，當年大學院確有針對全國教育管理部門所發的查禁淫書的通令，其公文正式名稱為《令江蘇、浙江大學校長、各省教育廳長暨各特別市教育局長大學院訓令第二八二號，十七年四月十四日為禁售各種淫穢刊物並飭所屬遵照由》，
內稱：「淫穢書報，種類繁多，應由各省區教育機關，商同所在公安局，分別調查，切實禁售，以絕流傳而維風化。」[3]（P12）
可見，該通令只是一般性地要求各地查禁淫穢書報，但實際並未指定具體書目，因此上海市教育局所開列的查禁書單，亦只是對政令的具體落實，實際代表了地方執法者的認識，而並非屬於國家層面的肅清行動。
事實上，在民國時期的出版行業中，《金瓶梅》一直都是公開的存在。就當時各類報刊雜誌而言，且不說一般的評論性文字，即使是《金瓶梅》小說，也往往堂而皇之地在報紙上刊登售賣廣告，並且以誇張的言詞吸引讀者的注意。
此外，通俗小說售賣、新劇的排演，也有不少是以《金瓶梅》做參照對象而大肆宣傳[3]，諸如此類，正是所在多有。
可以說，民國時期的禁書行動，《金瓶梅》往往以其傳統的壞名聲而被列為禁毀對象，但在現實中，卻並未對該書的流傳帶來多少限制。
惟其如此，針對《金瓶梅》一書的傳播，尤其是胡適主張影印古本《金瓶梅詞話》與鄭振鐸將《金瓶梅》一書收入其《世界文庫》的行為，持「淫書」觀念的人痛心疾首，聲稱「斫喪青年體格，破壞青年健康，影響青年發育，墮落青年意志，摧毀國家命脈，亡國滅種，即基於此」[4]，
並認為「其目的並不在什麼提倡文學，而是借文學的[h2] 美名來迎合社會一般色情狂的青年的心理，以企圖塞滿他的錢袋」[5]。
其所感嘆者，實際在於該書的傳播所導致的社會影響方面，這也是傳統輿論指責其「誨淫」的主要原因。《金瓶梅》一書之所以頭戴著「淫書」之惡諡而屢屢懸為厲禁，皆根源於此。
《教育公報》（民國期刊）
一、從「淫書」到社會小說
將《金瓶梅》視為「淫書」而抨擊者，雖然也承認「用文字的眼光來看，的確是一部有價值的作品」[6]，然而一旦考慮到其社會影響之惡劣，便毫不寬貸了。
即以風氣開放較早的上海而言，在談到《金瓶梅》時，也謂「淫書中莫如《金瓶梅》，摹繪秘穢，如象鑄鼎，迥非《肉蒲團》諸書所能望其項背」[7]，並對上海地區公開售賣此類讀物的行為深惡痛絕：
滬上各書攤如《金瓶梅》《倭袍記》《國色天香》《肉蒲團》《貪歡報》《蜃樓志》《品花寶鑑》《綠野仙蹤》等類，無一不有……專以租售此等書為生涯。
而少年子弟情竇初開，每喜購歸貪看，喪身亡家，為禍甚烈……安得賢父母密拿重辦，以端風化而正人心，其功德豈淺鮮哉！[8]
將其視為毒害青年的洪水猛獸。
因此，不僅有官方的明令禁止，即便在民間，也有禁絕包括《金瓶梅》在內的淫穢讀物的自發行為，並且為這類出版物遭到禁絕而拍手稱快[4]。
從維護傳統社會倫理的目的出發，上述觀念及行為均有其存在的時代合理性，固然是無可厚非的。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對於《金瓶梅》一書的評價如「摹繪秘穢，如象鑄鼎」云云，若不是僅僅著眼於批評其性描寫方面，則實際上也是肯定了該書對於現實刻畫的深入細緻。
事實上，從現代學術意義上對《金瓶梅》做出的肯定性評價，正是以該書對現實生活的客觀描寫為基礎而展開的，從而將其譽為「社會小說」的典型。
力破「淫書」之論者，往往以此為切入點，類似做法較早的可追溯至清末狄葆賢與梁啓超。
前者如其在《小說叢話》中談到《金瓶梅》，認為：
《金瓶梅》一書，作者抱無窮冤抑，無限深痛，而又處黑暗之時代，無可與言，無從發洩，不得已藉小說以鳴之，其描寫當時之社會情狀，略見一斑……可徵當時小人女子之情狀，人心思想之程度，真正一社會小說，不得以淫書目之。[9]
同樣在《小說叢話》中亦有署名「曼殊」（按：即梁啓超）的評論：
《金瓶梅》之聲價，當不下於《水滸》《紅樓》，此論小說者所評為淫書之祖宗者也。
餘昔讀之，盡數卷，猶覺毫無趣味，心竊惑之。後乃改其法，認為一種社會之書以讀之，始知盛名之下，必無虛也。
凡讀淫書者，莫不全副精神，貫注於寫淫之處，此外則隨手批閱，不大留意，此殆讀者之普通性矣。
至於《金瓶梅》，吾固不能謂為非淫書，然其奧妙，絕非在寫淫之筆。蓋此書的是描寫下等婦人社會之書也。[10]
在他們的論述中，並沒有遽然否認《金瓶梅》中存在的大量情色描寫，更沒有在這一點上與傳統看法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解，
而是在對這些內容持保留意見的同時，極力推崇《金瓶梅》一書對當時社會情狀的描寫能做到真實客觀，其反映社會的價值遠非純粹的情色讀物所能涵蓋。
《申報》（民國）
正是在這樣的觀點影響下，對《金瓶梅》價值的審視開始突破「淫書說」「苦孝說」等傳統論調，走向用現代小說理論來解讀其文學意義和社會意義，這對後來《金瓶梅》文學價值的重新認識多有先導之功。
如發表於1915年署名「廢物」（按：即王文濡）的《小說談》也認為《金瓶梅》之所以為才人之作，
「以其所描寫，為下層社會的情事也……尤為複雜，描寫更難著筆……（《金瓶梅》）借下等社會描摹上等社會之情事也，匣劍帷燈，有不脫不黏之妙」[11]，便是從這個角度對該書文學成就的肯定。
加之當時小說敘事理論方興，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大行其道。
因此，從對《金瓶梅》是一部社會小說的認識出發，使得該書在人物形象的塑造、社會情事的描繪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掘。
如前所引，其中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認為此書描寫的是下層社會的情事，它對普通民眾的逼真刻畫是其小說藝術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就人物形象的塑造來說，《金瓶梅》被認為「其描寫市井小人淫褻鄙陋之態，可為逼真絕肖」[12]，又認為其「對社會痛下針砭，上自皇帝首相，下至娼婦地痞，無不寫到，亦無不活真活現，曲盡其微」[13]，對該書人物刻畫的水平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同時評論者也認識到，《金瓶梅》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就在於作者儘量避免主觀的情緒，而採用客觀的描摹，
即所謂「白描實寫」，將社會各個階層的人物形象自然地呈現出來，較之此前的中國小說刻畫人物往往有類型化的特徵，
如魯迅批評《三國演義》「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14]（P143）云云，則明顯是一大進步。
因此將其譽為「自古至今，描寫社會的小說，再沒有一部比得上《金瓶梅》描寫深刻和人物的廣泛……社會上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人物，皆在他的筆底活靈活現呈露出來」[15]，「如中國夠得上稱有寫實小說的話，《金瓶梅》實是第一部」[16]。
對《金瓶梅》的敘事藝術持否定態度的人指出：
「但凡作者，都是描寫自己的，從外界的人物裡描寫自己，也使讀者從這裡發見自己。讀了《金瓶梅》，可是不能有這樣的發見……他不能賦予故事以人生的完成，只能寫出故事自身的完成。」[17]
其觀點顯然是在批評《金瓶梅》一書的敘事手法。
然而事實上，該文作者（江崎進）的見解並不太高明，他尚不理解所謂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理念，因此他所認為的《金瓶梅》的不足之處恰恰是其藝術上的成功之處，即從主觀描寫向客觀描寫的轉變。
這樣一則反面的材料，也適足以證明《金瓶梅》在敘事上的客觀寫實性。
這種寫實性不只體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對時代背景的描繪方面同樣如此，《金瓶梅》通過生活化場景的展開，實際上呈現了當時廣闊的社會風貌，這就從人物的真實走向了故事的真實。
其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藝術效果，評論者認為與小說的取材緊密相關，即《金瓶梅》所描寫的是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
所謂「家庭瑣事，大眾實相，平淡無奇，不為一般人所注意……材料愈現實愈平淺，而能在平淺中曲曲傳出各人的心情，社會的世相來，這就是不可及處，也就是金瓶梅的出色之處」[18]。
與背著「誨盜」之名而屢遭禁毀的《水滸傳》相比，「（《金瓶梅》）不及《水滸》的寫得令人稱快，但仔細一想，卻似乎又較《水滸》的寫法，在事實上更有可能」[19]。
這種「事實上的更有可能」，正是小說藝術淡化虛構的成分，通過增加大量的日常細節的描寫，從而呈現出生活之真實的巧妙構思。
這與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所說的「寄意於時俗……雖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使三尺童子聞之，如飫天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20]（P6）相比，正是同一理路。
民國時期對《金瓶梅》社會意義的認識並未就此止步，而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更加向前推進，從此書對社會生活的真實描寫進一步得出《金瓶梅》是「暴露文學」的論斷，
即此書是「一部暴露政治社會黑暗，把當時明代土劣階級現實生活儘量描寫出來的忠實作品」[21]。
如此一來，則隱藏在冷峻客觀描寫背後的作者的主觀意識便被發掘出來，並被賦予了積極的價值。
「《金瓶梅》的作者，只是在冷靜地表現那腐惡的封建社會，而利用男女之性，將它襯託出來……我們在《金瓶梅》中所看見的，是封建社會中的種種勢利、酷虐、腐惡、姦淫……他所寫的不是令人嚮往的英雄故事，而是赤裸裸暴露的社會小說。」[19]
從這個角度出發，不僅大量的穢筆被認為是小說「為增加寫實的力量」的需要，從而獲得了某種合法性與合理性，而對全書的主旨也隨之有了更為崇高的認識：
「《金瓶梅》所表現的思想，不只是因果報應，戒貪戒淫，還有更積極的一面，就是整頓吏治，剷除貪汙，澄清社會，安定民生，作者必定是懷著孤臣孽子之心而寫的。
從此看來，《金瓶梅》不但是淫書，也不但是勸善新書，乃是『明代社會現形記』，裡面埋藏著無限屠殺的血痕和革命的幼苗的。」[13]
至此，對《金瓶梅》文學價值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時與潮副刊》（民國期刊）
二、小說與歷史的互濟共生
在傳統文學理論中，小說屬於「稗官」，本屬道聽途說者所造，因此天然的便與「真實」存在著距離。
然而「史」的觀念可以說是橫亙於古代文人心中的金科玉律，因此即便是以虛構見長的小說，依然樂於用「野史」的概念來對小說的意義進行正面化的理解。
《金瓶梅》的文學價值既旨在「暴露資產階級的醜態」 [18]，而其描寫藝術又以客觀真實見長，
「以平凡的材料來入說部……重實際而不落空想」[15]，且「《金瓶梅》一書是描寫整個社會的荒淫醜惡，斷不在一家間的瑣細」[18]，則其中窮盡世相處，實為當時社會的整體「曝光」，
諸如此類，便是從「稗」向「史」的努力靠攏。評論者所謂的「明代社會現形記」，其實已經認識到《金瓶梅》所包含的情節的真實已達到歷史的真實的高度，
如謂其「白描實寫，實為當時社會之重要史料」[12]，便是對這種「以稗官存史」的價值的直截體認。
析而言之，在民國報刊輿論中，這種史料價值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
首先，是小說本身為時代背景的集中反映。
以《金瓶梅》而論，這可以說是「時代的產品」，「明代確是一個很浪漫的時代，《金瓶梅》這樣的作品，有明代那樣浪漫的背景，是很自然的」[22]。
官吏的貪贓枉法、豪紳的魚肉百姓、民眾的卑微偷生固已如前所述，在小說中得到了細微的呈現。
即如飽受後世詬病的大量穢筆的存在，也被認為是明代的社會風氣使然。
「談淫縱慾，乃是明代的風氣……當時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朝野一致放縱性慾，小說當然蒙其影響。」[13]
這種從時代背景出發解釋小說風貌成因的做法有其切實依據，因為「產生《金瓶梅》的時代，正是《金主亮荒淫史》《如意君傳》《株林野史》等穢書大為盛行的時代，性的謔浪，已經蔚然成風。
春畫春藥，無處不售，閨閣市井，上下爭趨。自士大夫階級以至破落戶頭，或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或則頹唐成習，振奮無策，大家既無高尚之歡樂可以追尋，一般就只好求之肉慾的陶醉與刺激。
《金瓶梅》的作者生活在這個社會之中怎能逃出環境的薰陶支配」[23]。
時代風氣影響到小說的面貌，而小說的描繪又進一步反映了時代的風氣，兩者之間存在著雙向的滲透，使得小說本身成為某種程度上歷史的折射。
《儉德儲蓄會月刊》（民國期刊）
其次，是小說的情節描寫實現了對歷史的細節補充。
由於傳統官修史書慣於使用宏大敘事的理念，以致被譏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24]（P85）。
而諸如筆記、野史、小說之類，卻能夠提供形象生動的材料，來彌補正史細節不足的缺憾。
如「廢物」（王文濡）便認為《金瓶梅》的情節刻畫：
寫西門之貪酷，其納賄害人各事，按諸正史，一一皆可指實，非憑虛臆造者……明代君主之專制，政府之萬惡，觸類抒寫，淋漓盡致，使讀者知西門之所以亡家，即有明之所以亡國也。[11]
認為小說提供了大量的社會生活畫面，成為歷史的透視鏡，而讀者通過對小說的閱讀，體察到小說對那個時代現象的生動真實的描寫，能夠對歷史形成更加深入的認識。
正是因為其「反映到當時社會一般普遍的情況」，故而「堪當社會史去看」。署名「華生」的《評金瓶梅》一文，即以小說中主人公西門慶之生活經歷而言，認為其以經商起家，交通官府，勾結權相，聯合土棍，魚肉鄉民，形成「官僚、商人、土豪等三位一體的壓迫勢力，
是對有明中葉的一幅鮮明圖解……所以我們讀到這本書，不只可以去意識到當時的社會機構，並且還可作為官場現形記、商人土豪劣紳史去讀」[25]。
這種對於當時社會生活的多層次、多角度的表現，以及由此帶來的鮮活感受，是其他作品所難以達到的。
最後，是小說本身直接包含著某些史料。
小說作為一種歷史的文本，在其誕生及流傳的過程中，必然會打上時代的印痕。
尤其是像《金瓶梅》這樣的百回長篇小說，基於其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它所包涵的內容自然是極為廣泛。
如果說《金瓶梅》是明代社會的百科全書，也並不算過度的推崇。
如當時人就認為「他大半是明代社會的寫實，這裡便保存了不少可珍貴的社會史和文化史的材料……從飲食到衣飾，從風俗到語言，從音樂到戲劇，從器物到民間遊藝，以及其他社會瑣屑，無不可供我們的玩賞和研究。」[13]
《關於金瓶梅》一文便列舉了小說中對飲食、禮俗、遊藝等方面的描寫，認為這些描寫可以充當社會風俗史研究的素材。
此外還有語言方面，《金瓶梅》系用方言寫就，中間夾雜了大量的地方土語，不僅使得文本更加地生動活潑，同時「他不像《三國演義》的用淺近文言，《水滸傳》《紅樓夢》的用高等白話，她用的對話全是下級市民中日常應用的俗語……討論如何建設大眾語，金瓶梅是唯一最好的參考資料，我們是不容輕易放過的」[16]。
而對於《金瓶梅》中包涵的文學史料，馮沅君在《金瓶梅詞話中的文學史料》一文中進行了發掘與考論，認為：
天才的作者，尤其是長篇小說的作者，在致力創作的時候，常是有意的或無意的把他們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的種種動態巧妙而忠實的織在他們的雲錦裡，所以歷史的研究者，無論其為文學史的研究者，抑經濟史的研究者，社會史的研究者，[h3]
……都應該將自己的礦山拓大，不應該忽視幾種著名的長篇小說的史料。在幾種著名的明代長篇小說中，《金瓶梅詞話》所供給的文學史料實比其他各書為多。憑藉了這些材料，我們可以探索、推論戲劇、散曲、小說等文學支派的一些問題。[26]
凡此種種，說明對於《金瓶梅》的史料價值的判斷已經超越了小說的範疇，而將其視為一種「資料庫」式的存在。
《藝文集刊》（民國期刊）
三、「以古諷今」：
小說現實意義的再審視
《金瓶梅》所描寫的晚明時期的社會眾生相，淋漓盡致地表現了那個時代的風貌，這種寫實的筆法猶如提供了一面直接觀照歷史的鏡子，透過它便可見晚明芸芸眾生的日常生活。
因此，與其他小說相比，《金瓶梅》所刻畫的內容也就更加貼近生活，從而顯得更加真實。
評論者有將《金瓶梅》與《紅樓夢》相比較的，認為：
「《紅樓夢》寫閥閱大家，《金瓶梅》寫市井小戶；《紅樓夢》寫富貴搢紳，《金瓶梅》寫淫蕩無賴；
《紅樓夢》之賈府，在今日已不復可得而見，《金瓶梅》所寫之社會黑暗面，則今或尤甚焉。如西門、金蓮、瓶兒、春梅之數人者，誰敢雲其必無耶？」[27]
正是因為《金瓶梅》描寫的是普通人物的普通故事，故其書中所寫已經超出了時代的局限，在整個歷史上，包括當下，都有著深刻的認識價值。
在這裡，對《金瓶梅》一書的價值重估，已經從文學意義、歷史意義，進而走向了現實的借鑑意義。
以《金瓶梅》來「反觀」現實之弊病，署名「郭源新」（按：即鄭振鐸）的《談金瓶梅詞話》是較為全面、深刻的一篇文章：
在《金瓶梅》裡所反映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的社會，這社會到了現在，似還不曾成為過去。
要在文學裡看出中國社會的潛伏的黑暗面來，《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資料……
表現真實的中國社會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說了……
他是一部最偉大的寫實小說，赤裸裸的毫無忌憚的表現著中國社會的病態，表現著世紀末的最荒唐的一個墮落的社會的景象……
《金瓶梅》的社會是並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h4] 是至今還活躍於人間的，《金瓶梅》的時代是至今還頑強的在生存著。[28]
他認為《金瓶梅》所描寫的雖是數百年前的故事，但這種故事在今天仍然存在，小說中所展現的墮落的時代，就是當時真實的中國。
不僅如此，署名「太玄」的《金瓶梅與現社會——現社會裡西門慶型的人物》一文認為，與《金瓶梅》中所描寫的社會形態以及西門慶的所做所為相比，現實社會甚至變本加厲，其醜惡與墮落更有甚於此者[29]。
可以說，《金瓶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描繪的情節已經成為一種典型，已經由個體塑造上升到了具有普遍意義的高度，從這一點來說，《金瓶梅》是有著充分的現實批判意義的。
這種「借古諷今」的做法在民國時期並不罕見，甚至有著某種普遍性。
比如華洪熙的《金瓶梅與中國社會》[30]、署名「朱衣」的《金瓶梅重讀記》[31]兩篇文章，同樣意在以《金瓶梅》來指斥現實，然而其內容幾乎全部抄襲「郭源新」的《談金瓶梅詞話》。
而另一篇朱裕同的《金瓶梅與社會》[32]，也是完全抄襲署名「太玄」的《金瓶梅與現社會——現社會裡西門慶型的人物》一文。
《風月畫報》（民國期刊）
這種抄襲發表的行為固屬惡劣，但為何會出現這種抄襲的現象則值得深思，他們的寫作思路都是將《金瓶梅》與現實社會進行對照論述，也恰恰說明這種思想在當時是頗有市場的，或者說是獲得公眾思維的認同的。
畢竟報刊等媒介是公眾輿論的窗口，民國報刊在對迎合讀者的方面更是曲盡其能事，如果不是這種觀點在當時頗有代表性，也就沒有輾轉抄襲的必要了。
因此，這種諷喻的做法，其實是反映了民眾對現實不滿的一種普遍的心態，是時代心理的一種曲折呈現。
尤其是民國政府在大陸統治的末期，這種心態表現得就更加強烈。
如曾今可《讀書雜記——金瓶梅》一文就是鮮明的例子，其在文中痛陳：
你能說，現在的社會上絕對沒有西門慶和潘金蓮嗎？西門慶和潘金蓮不是只會荒淫無度的，他和她還有著機警奸詐而毒辣的心，才能在社會和家庭得到優越的地位。
有了他們這種手段，當然是可以「無往不利」的。如果他們生在現在，至少還不是「國大代表」或「立法委員」嗎？
現在各方面老是攻擊「豪門資本」或「官僚資本」，未免少見多怪。
西門慶不就是與官吏合作營商而致富的嗎……
你能說那時候的社會和現在的社會有什麼不同嗎……
西門慶那樣的人，在當時豈止一個？即現在，恐怕也不少。而西門慶和稅關官吏勾結走私的情形，也正和現在相似……則可見現在的一切貪汙舞弊，不過是效法古人，理應無罪的……
當時的公務人員……貪汙或剝削人民，即京官……不得不憑藉權勢去向外官敲詐，外官就只好串同僚屬去貪汙或勾結商民走私了。
在另一方面，則有賣兒鬻女去維持生活的。這情形，現在不是也常有而且很多嗎？
當這種不滿達到頂點，便出以驚人之語：
「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社會，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果然，後來就爆發了張獻忠、李自成等的大暴動……我們現在好像也生活在一個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社會裡。」 [33]
其言論之大膽，對社會批判之強烈，都可以說是觸目驚心。這種「指桑罵槐」的做法，雖然完全脫離了對小說本身的藝術成就及文學價值的探究，但卻標明了一種藉助於文學批評進行社會批判的思維路徑，正是對小說的現實意義的極大的升華。窺一斑而知全體，此類極具煽動性的話語能夠在報刊上公然發表，顯示了當時政府對大眾傳媒控制力的減弱，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政權的飄搖與民心的喪失。
《論語》（民國期刊）
在晚清民國時期，《金瓶梅》的流傳較之前代大有改觀，開始打破了此前的隱秘傳播狀態。
雖然在官方的權力話語體系中，它時不時仍會作為「淫書」的代表而被列入黑名單，或者在文化保守論者那裡仍未擺脫被貶低、被壓制的命運。
但在以市場為主導的文化格局中，它又逐漸變成一種公開的存在，不僅可以堂而皇之地通過廣告發售，
而且各種續書、新編戲劇也都層出不窮，開始了更大範圍、更多形式的擴散。同時，隨著現代學術體系的建立，小說地位不斷上升，小說藝術理論日漸完善，
《金瓶梅》的文學價值開始得到認可，以其「所敘事實，最為平淡，無一非家常瑣事，社會人情……所以《金瓶梅》一書，實可說是最平淡無奇的人情小說、家庭小說、社會小說」[18]，
成為此類描摹世態人情的小說作品的代表。儘管報刊輿論仍呈兩極分化的狀態，但能夠在報刊上公然發售和評論，本身就是文化界的進步體現。
這些評論文章既促進了《金瓶梅》文學意義的發現，同時也展現了《金瓶梅》從誨淫之作到「偉大的寫實小說」這一顛覆性轉換的文化心理基礎。
《金瓶梅詞話》
（明）蘭陵笑笑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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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基金項目：山東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晚清文化政策的調整與文學教育的轉型研究」（19CQXJ54）；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面上資助項目「近世文教變革與文學風貌的生成研究」（2019M662389）
文章作者單位：山東大學 【韓國】高麗大學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原文刊於《齊魯學刊》，2020，第6期。轉發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