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洲大陸，有三種主義在美洲國家組織（OAS）各國間的外交政策上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第一種是門羅主義，1823年由美國總統門羅（James Monroe，1758—1831）首度闡述，主要原則是反對歐洲殖民主義幹涉美洲大陸，以便把兩個大陸的勢力範圍分開。門羅主義最終融入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依羅斯福推論，倘若一個美洲國家具有公然的經濟或政治越軌行為，那麼歐洲列強就有進行軍事幹預的正當理由和合法性。（羅斯福推論，由1901至1909年在任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1904年國情諮文中提出。——編注）
第二種是埃斯特拉達主義，1930年由墨西哥外長埃斯特拉達（Genaro Estrada,1887—1937）提出，本質上是對墨西哥19世紀和20世紀部分國際關係的反思，因為墨西哥歷史上充斥著戰爭和侵略，以及大國對墨西哥國內政治鬥爭的明顯幹涉。這一主義對其他政府的合法性問題保持中立的態度。
委內瑞拉民主之父羅慕洛•貝坦科爾特（Rómulo Betancourt，1908—1981）。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第三種是貝坦科爾特主義，1959年由委內瑞拉總統羅慕洛•貝坦科爾特（Rómulo Betancourt，1908—1981）提出。此主義試圖通過做出一種大陸共同防禦的承諾，即通過斷絕外交關係和組織建立「封鎖警戒線」（cordon sanitaire），在發生合法政府遭篡奪或外國幹預的情況下，維持民主的機制。貝坦科爾特主義反對美國和蘇聯在冷戰時期的幹涉主義。可以看出，這一主義支持建立集體行動的外交機制，譴責美洲大陸的違憲衝突。
目前，我們正在見證一場關於如何解決委內瑞拉國際危機的激烈辯論。每一個捲入其中的美洲國家都以基於以上某一主義的框架或明或暗地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其他大陸的很多國家也給出了它們的答案。無論這些國家是否意識到上述主義，它們的決斷都將進入這三個主義之間相互作用而產生的當前狀態之中。因此，無論是在法律上還是事實上，必須考慮哪一個主義將來能在國際舞臺上佔據主導。
委內瑞拉的多重危機，涉及激烈的權力鬥爭、社會關係的崩潰、政府執政的孱弱和腐敗、來自其他國家地緣政治特權的幹涉，以及跨國公司對委內瑞拉資源的覬覦。這場危機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表明，上述任何一種解讀對委內瑞拉來說都是一場嚴重的災難。
國際迷宮國際難題是這樣: 歐洲聯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麗卡莫蓋裡尼（Federica Mogherini）對歐盟旗下處理委內瑞拉事務的國際聯絡小組（ICG）採取了「軟外交」態度，其行為和對策儘可能迴避了加劇政治局勢惡化的相關譴責。同樣，在蒙得維的亞（烏拉圭）正在推行的「外交機制」是由墨西哥和烏拉圭提出的，並得到了玻利維亞和古巴的支持，目的是就如何根據埃斯特拉達主義解決政治危機達成一致。
然而，委內瑞拉國內對立派別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目前處於兩極分化的狀態。臨時總統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ó）擔心在烏拉圭推行的外交機制是一個詭計，有關協商解決問題的討論只是在無限拖延時間，類似同聖多明哥（多米尼加共和國）對話，實際上是在桌子底下鞏固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的行政權力。此外，一些參與這一外交策略的國家對馬杜羅政府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也提出了譴責。
俄羅斯已展示，它能在聯合國安理會對美國採取強硬外交策略，支持馬杜羅的政權。歐盟和美國還沒有就如何統一立場應對委內瑞拉危機達成一致。儘管如此，美國特別代表艾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今年4月中旬在裡斯本與葡萄牙和西班牙官員舉行的會晤表明，一些歐洲國家可以為解決這些分歧提供補救辦法，或提供國際協調的可能性，並向馬杜羅政權提供政治庇護。
大多數西方國家承認瓜伊多是委內瑞拉合法的臨時總統，但同時也心知肚明，馬杜羅是實際上的執政者。瓜伊多在大約六十個國家的支持下繼續鞏固其合法性，這些國家包括大多數歐盟成員國、利馬集團（14個美洲國家）、加勒比國家的一些成員國和美國、日本、澳大利亞、韓國等。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已經接受了瓜伊多指定的大使與代辦處。瓜伊多因此正在取得重要勝利。
然而，最重要的任務仍然懸而未決，即正式承認瓜伊多在聯合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法性。今年4月1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在委內瑞拉政府有明確的合法政府出現之前，所有來自委內瑞拉的金融交易請求都將暫停，這意味著馬杜羅政權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戰。
在聯合國，委內瑞拉資深外交官迭戈•阿里亞（Diego Arria）與美國高級外交官正在進行艱難的談判，但由於俄羅斯的幹涉，談判結果還不明朗。俄羅斯吞併克裡米亞半島導致俄羅斯與歐盟和美國之間外交關係緊張，這在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的嚴厲經濟和外交制裁中得到了具體展示。同樣，委內瑞拉在天然氣和石油領域有自己的全球戰略，如果馬杜羅繼續掌權，最可能的情況是委內瑞拉的天然氣和石油產量永遠無法恢復，這意味著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氣市場份額將流向俄羅斯和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
因此，對俄羅斯來講，委內瑞拉的局勢可能出現兩個結果。首先，歐盟和美國繼續利用外交和制裁手段就克裡米亞問題向俄羅斯施壓。其次，主導國際石油和天然氣價格是俄羅斯軟實力戰略的重要一環，由於委內瑞拉是美國和歐盟在拉美能源計劃和投資項目上的戰略盟友，所以委內瑞拉將成為俄羅斯進行剝奪的工具。
在委內瑞拉的這場危機中，中國展現了一如既往的公正與耐心，表明了中國是委內瑞拉人民的朋友。然而，委內瑞拉人民正在失去時間和耐心，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和遍布全國的苦難是難以下咽的苦果。因此，這場危機引發的問題是:混亂的國內局勢和混沌的國際勢力博弈何時才能帶來一個明確的結果和光明的未來？
一個雙頭元首國家中的魔幻現實主義在委內瑞拉的內部權力鬥爭中，如果瓜伊多不履行政治承諾（即在今年年內組織一個過渡政府），那麼他作為反對派領袖的地位將受到嚴重損害，進而可能瓦解反對派聯盟。馬杜羅政權可能會藉此操縱反對派內部的少數政治力量，並與他們達成協議，通過這些政治力量來鞏固自己執政的合法性。
因而，瓜伊多要想取得政治鬥爭的勝利，必須獲得軍方對其臨時總統身份合法性的認可。據說，為分裂執政聯盟，瓜伊多與軍方達成了一項正式安排，非但確保實行特赦（已由國民大會批准，但就如何在國際法以及禁止對侵犯人權行為實施特赦和豁免總統的委內瑞拉憲法第29條框架之內操作，具體細節尚待釐清），同時確保軍方參與過渡政府的政治和經濟收益。此外，馬杜羅統治集團的一些成員遭到美國司法部、委內瑞拉國民議會和總檢察長路易莎•奧爾特加•迪亞茲（Luisa Ortega Díaz，目前流亡）的譴責和正式起訴，罪名包括賄賂、共謀洗錢和販毒。這些指控和正式起訴的嚴重性可能使馬杜羅的執政聯盟無法破裂，因為要達成一項讓所有相關黨派都滿意的法律協議十分困難。
這是委內瑞拉的難題，也是委內瑞拉反對派現在最大的危機。因為，在瓜伊多的反對黨聯盟內，就是否允許軍方參與過渡政府，是否全面特赦腐敗指控和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目前尚無一致意見。
為解決這一棘手難題，兩位政治競爭者都必須展示出自己最大的真誠。然而，過渡是有代價的:爭端中的失敗一方必須接受結果，並承擔隨之而來的政治代價。但這一代價沒有人願意且準備好承擔。
在國內，時間對馬杜羅政權比對瓜伊多更有利。如人們經常提到的那樣，馬杜羅政府不得不繼續指責美國（非常嫌疑犯）是這個國家現在所有問題的根源。對瓜伊多來說，他必須儘快實現他的政治承諾，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軍方的承認。
但是從外部情況看，時間卻不那麼青睞馬杜羅政權，因為對石油收入和金融業的制裁正在從經濟上扼殺他所領導的政權。同樣，他也面臨越來越多的國際圍攻，包括逮捕令、沒收個人金融資產和房地產，並且，有越來越多的國家禁止馬杜羅政權的人員進入它們的領土。從外部看，時間對瓜伊多更為有利，因為他沒有面臨任何制裁，而且幾乎獲得了所有西方國家的支持，委內瑞拉在這些國家建立和發展了大部分的外交、經濟和私人關係。
法律視角下的危機現在，我們必須根據委內瑞拉的實際情況來思考門羅主義、埃斯特拉達主義和貝坦科爾特主義。
委內瑞拉是《美洲民主憲章》的籤署國，也是聯合國成員國，而聯合國於1948年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和《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這些條約都由委內瑞拉國家籤署和批准。美洲國家組織或聯合國內部做出的某項決議符合委內瑞拉憲法，所以並不是幹預，而是一項具有法律約束意義的義務。因此，埃斯特拉達主義不宣布支持或反對政府合法性的原則不符合委內瑞拉憲法第23條所陳述的憲政框架，該框架賦予這些國際條約憲法上的效力。
委內瑞拉著名的憲法律師和總檢察長迪亞茲表示，委內瑞拉正經歷前所未有局面，即民主秩序遭到了違憲的中斷，出現了憲法上的混亂（constitutional anomie）。
2015年底，反對派在議會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2016年1月11日, 國家最高法院判決國民議會蔑視法庭。2017年，最高法院暫時剝奪了國民議會的憲法授權並將這一授權移交給行政當局。然而，因受到國內和國際壓力，最高法院迅速撤銷了這一判決並繼續維持之前藐視法庭罪的判決，該判決廢除了國民議會的所有法案。自2016年以來，由於最高法院和行政當局接管了國民議會的憲法授權，國民議會喪失了監督經濟和立法的權力。這違反了委內瑞拉憲法第187條的規定。
一些憲法專家和總檢察長指出，委內瑞拉法律不允許這種一個國家機關篡奪另一個國家機關職能的行為發生，因為這違反了分權原則。因而，據認為，司法權對立法權實施了一場政變。憲法學者認為，在篡奪立法權期間所作的所有決定都是無效的，這是委內瑞拉憲法第138條所規定的內容。
2018年5月20日，國民議會、總檢察長和政治反對派共同譴責總統連任過程不合法，因為國際社會的很大一部分不承認這次連任，且主要反對派政黨被禁止參加選舉。在馬杜羅於2019年1月10日宣誓就職總統前後，他的政府宣布了解散國民議會的意圖。在激烈的政治對抗氣氛中，所有這些因素匯聚在一起，為瓜伊多於2019年1月23日宣誓就任臨時總統創造了條件。
瓜伊多成為臨時總統是基於對委內瑞拉憲法若干條款的解讀。委內瑞拉憲法第233條確立了這樣一個原則：在新總統任期開始時，如果存在致其無法長期履職的原因，其權力應該授予國民議會主席。解釋這一憲法條款的困境在於，「篡奪」一詞沒有被明確提到。然而，委內瑞拉憲法第138條規定:「被篡奪的權力是無效的，其行為是無效的。」第350條規定，人民應拒絕任何侵犯民主價值和人權的行為。此外，第333條規定，在非法行為妨礙憲法的遵守時，每一位公民和政府公務員都有權恢復憲法效力。瓜伊多與承認其合法性的國家一道，在委內瑞拉憲法和《美洲民主憲章》框架內做出了尋求恢復委內瑞拉民主秩序的解釋。
委內瑞拉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憲法危機，這場危機引發了經濟危機、衛生危機以及所有你能想到的危機。西班牙政治家拉芒•豪雷（Ramón Jáuregui）曾經說過:「民主有一條黃金法則，那就是接受失敗的可能性。」由於國家機關不再不偏不倚、獨立自主，它們無法向參與選舉進程的所有政黨提供最低限度的民主條件。行政權和立法權處於絕對的偏執狀態，害怕失去自己的權力。因此，
任何試圖解決這場危機的內外努力都必須把重點放在國家體制的改革上，而不是支持某個政黨本身。
利馬集團、歐盟部分成員國和美國政府正在根據貝坦科爾特主義的國際合作準則採取行動，以外交手段防止民主秩序受到幹擾，從而保障委內瑞拉人民的人權。軍事幹預是一種不能完全忽略的可能性，但在目前，它更像是虛張聲勢的策略，而不是具體的思路。此外，美國和利馬集團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達成共識。
民粹主義: 必須吸取的教訓1958年籤署的《菲霍角協議》（Puntofijo Pact）為當時的委內瑞拉三大主要政黨之間達成共識奠定了基礎。該共識是，所有政治力量都必須尊重選舉結果，建立法治政府，防止一黨專政。這項政治協議使委內瑞拉進入了拉丁美洲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繁榮時代。不幸的是，在1970年代油價處在歷史高點期間，民粹主義政策得以推行。但是，1980年代中期油價下跌和主權債務危機以來，這些欺詐政策正在走向終結，委內瑞拉也正在啟動步入市場經濟的轉型。[菲霍角（Puntofijo），是籤署該協議的委內瑞拉三大主要政黨之一「社會基督教黨」（COPEI）領袖位於首都加拉加斯一處居所的名字，也是協議籤署的地點。——編注]
然而，自從政治體制轉變為兩黨爭霸以來，《菲霍角協議》開始失去效力。兩黨體制失去了與人民的聯繫，也失去了人民對經濟增長進行結構性改革的支持。 發生在1989年2月27日的大規模社會抗議，以及隨後烏戈•查維茲（Hugo Chávez，1954—2013）1992年的失敗政變，將改革的實施推到了前途未卜的境地。這次抗議活動顯示了人民對政治建制派的高度排斥，標誌著一個沒有堅實治理計劃的新社會周期的開始。
21世紀早期，在委內瑞拉大肆揮霍其資源型經濟，同時加劇了民粹主義的蔓延。政客們用不負責任的承諾引誘選民，最終導致公共財政崩潰，制度效力受到損害。結果是，原本為推動經濟增長而應在三十年前實施的結構性改革，至今依舊懸而未決。
目前，委內瑞拉正進入另一個社會周期，危機的嚴重程度迫使該國開始實施現實政治。
各方必須達成共識，遵守既定的法律和法規，比如1958年籤署的《菲霍角協議》。本協議由委內瑞拉民主之父羅慕洛•貝坦科爾特制定，我們都在思考這位傑出政治家的偉大成就，並想知道當前這一代政治家是否能夠效仿他的成就，將國家從民粹主義的誘惑中拯救出來。
（本文原以英文撰寫，由作者自行改寫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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