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西報：重新審視「文明的衝突」
【西班牙《起義報》8月11日文章】題：重新審視「文明的衝突」
在20世紀90年代發表的最具影響力的文章中，塞繆爾·亨廷頓指出，未來「人類的最大分歧和衝突的主導因素將是文化方面的差異。民族國家仍將是世界政治中最有力量的角色，但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產生於不同文明的國家與集團之間。文明的衝突將主宰世界政治。各個文明之間在地緣上的斷裂將成為未來的戰線」。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遭到了無數學術界人士、記者和公眾人物的批判，指出他的分析過於簡單化，把宗教視作「文明」概念的主要指標。我不得不承認，當時本人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
儘管如此，過去幾年來我對亨廷頓的理論不斷進行反思，逐步修正了我的觀點。之所以沒有公開表達過我的看法，是因為我對自己有關亨廷頓理論的態度轉變還不十分確定。然而本周我卻在通往大馬士革(更準確地說是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上看到了光明。光明來自於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在聖城耶路撒冷發表的演說。羅姆尼無條件地支持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對伊朗採取戰爭策略，他認為「文化造成了一切差異」。
於是我意識到，美國在中東政策上使用的雙重標準原本就是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樣的世界中，各種永恆不變的文化差異構成了衝突的主要來源。亨廷頓非常有預見性地指出，「一個文明衝突的世界無可避免地也是一個雙重標準的世界：人們用一種標準對待他們的同類國家，用另一種標準對待別國」。
美國無論是對以色列的政策，還是對巴勒斯坦或伊朗的政策，都因相同文明產生的共鳴而帶有明顯的傾向性。
事實上，以色列有關衝突的敘述被美國參眾兩院議員和大部分政府成員完全接受，這只能用文化親和力來解釋。即便是那些美國政策的制定者和曾經婉轉地批評過以色列政策的評論員們也都接受了，以便讓以色列自保，避免人口的定時炸彈有一天在它面前爆炸。相反，巴勒斯坦講述的財產遭到剝奪、流放和佔領，以及在英國委任統治下巴勒斯坦的人口轉型不但被忽視，而且被看作都是虛構的。
同樣的雙重標準也應用在伊朗核計劃問題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中東地區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以色列——帶頭威脅要對伊朗的核設施動用武力，美國和歐洲在一旁推波助瀾，甚至對以色列表現順從。除了肯尼思·華爾茲等一些特別勇敢的專家外，西方國家中幾乎看不到一位知名的時事評論員，敢於批評以色列這一政策的愚蠢。
執行雙重標準最令人吃驚的一個例證把北約的一個成員國也卷了進去，那就是美國對待以色列襲擊土耳其赴加薩走廊救援船這一事件的立場。以色列海軍2010年5月31日在公海襲擊了一支駛往加薩走廊的國際人道主義援助船隊，造成包括一名土耳其裔美國人在內的9人死亡，另有數十人受傷。事件發生後，美國沒有譴責的意思，甚至沒有表示任何抗議。這可能是近代歷史上第一次美國公民被外國人殺害卻沒有遭到美國政府公開抗議的一個案例。是因為這是一名土耳其裔美國公民，而被美國看作來自於西方文明之外嗎？還是因為土耳其與以色列之間的緊張關係被美國當作文明衝突的一部分，在這場衝突中美國必須與它的親友們團結在一起？
兩種解釋都符合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因為雙重標準是一種思維方式的一部分，這種方式認為衝突都是文化差異造成的。不管是否有道理，都要支持在文化上與自己親近的一方。這種現象發生在中東或非洲時是指「部落文化」，而在西方就稱為「文明的衝突」。(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穆罕默德·阿尤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