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6月29日 10:4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李躍力 何卓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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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陝甘寧文藝文獻整理與研究
陝甘寧文藝作為中國文藝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革命文藝的立足點和新起點，同時也是共和國文藝、新時期人民文藝的重要起源和精神母體，受到學界長期關注。陝西師範大學依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陝甘寧文藝文獻的整理與研究（1934-1949）」（16&ZDA187），圍繞陝甘寧文藝中的跨文化書寫、史料挖掘、資料庫建設等議題，開展專題討論，推出了系列研究成果。
東方情結：《西行漫記》中的「風景」
李躍力 何卓倫
1936年7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幾經波折，終於來到陝北。在保安，他廣泛考察，深入調研，展開訪談，採訪了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寫下了一部名為Red Star Over China的報告文學。這部作品先在英國面世，旋即在上海被翻譯為《西行漫記》出版，風靡一時，由此產生了無可估量的影響。正如李楊在《埃德加·斯諾與「西方的中國形象」》中所言，斯諾的《西行漫記》可以被視為現代中國敘事文本的奠基性著作。它為中國人理解自己與世界的關係提供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視野。更有一種看法認為：是斯諾這樣一個西方人寫的《西行漫記》幫助中國人認識了自己。的確，埃德加·斯諾有著過硬的專業素養，他為了追求真相不辭辛苦、長途跋涉、隻身赴險，體現出新聞從業者的良好職業道德。正因如此，他能最大限度地擺脫西方文明對東方民族的偏見，做到不虛美，不隱惡，這正是《西行漫記》產生世界性影響的原因。然而，即便斯諾有意識地將自身民族的刻板印象壓抑在客觀敘述之中，民族（文明）共同體對個人的影響也常常會在無意中流露出來，使得《西行漫記》成為一種典型的跨文化文本。
《西行漫記》集新聞通訊與紀實文學為一體，但自始至終難掩鮮明的個人色彩，只需細讀其中的風景描寫，便能對此心領神會。六月的北京，尚未啟程的斯諾便看到「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綠裝，無數的楊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變成了一個迷人的奇境」。當行至半途，面對黃土高原變幻無窮的山丘時，他讚嘆道：「那些奇形怪狀、不可思議有時甚至嚇人的形象，好象是個瘋神捏就的世界——有時卻又是個超現實主義的奇美的世界。」甚至夜宿村莊，睡在村公所的一間「有臭味的屋子」旁邊，躺在露天的兩扇破門板上，他也依然能注意到「晴朗的夜空閃耀著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面的一個小瀑布流水淙淙」，並且覺得「這是一個美麗的夜晚」。在《西行漫記》中，新聞記者的嚴謹客觀常常與旅行家特有的浪漫詩情交替呈現。
斯諾的旅行者心態其來有自。他自小深受馬克·吐溫的影響，渴望像哈克貝利·費恩和湯姆·索亞那樣從事冒險旅行。早在中學階段，斯諾和他的夥伴們就開始了長途旅行。1927年，斯諾瞞著父母制訂了為期一年的旅行計劃。在1928年來到上海之前，中國僅僅是他旅行計劃的一站。然而斯諾的「旅行」，內涵卻與今日不同，恰是20世紀「東方熱」的產物。在啟程後留給父母的信中，他表示了對目下「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和勞神的思想方式」的不滿和厭倦，對「傳說中的、遙遠的地方」的心馳神往：「許多城市的名字總是出現在我的腦海之中，使我無法集中精力：『加爾各答』；然後是『巴勒斯坦！』；『上海！』。」（參見《埃德加·斯諾傳》）
斯諾的這一段心理活動，或可看作20世紀西方精神危機的縮影。壟斷資本與大工業生產時代的到來，使人們被異化成「一部龐大的機器裡的一隻齒輪」，生活在「千篇一律、單調乏味的日子」中，痛感精神的貧瘠與荒涼，因此就想到「那些傳說中的、遙遠的地方」去（參見《埃德加·斯諾傳》）。而所謂「遙遠的地方」，就是神秘的東方。斯諾訪問陝北的年代，西方正處在新一輪的「東方熱」之中。文化殖民的傳教熱情，逃離現代工業城市的渴望以及一戰留下的精神創傷，諸種複雜的因素促使一大批西方人踏上前往東方的旅途，將異域風土的美麗與汙穢一一付諸筆端。
「東方熱」的影響，在斯諾的文字中時或可見。斯諾初抵上海時，與「向西部遷移的同一代美國人」懷著同樣的浪漫冒險情懷，渴望著探索未知的世界。在這種激情的驅使下，斯諾飽讀東方學文獻，並為之沉迷，「我讀得越多,就越使我傾心而沉溺其中」（參見《斯諾眼中的中國》）。在「好奇心和獵奇的欲望」的促動下，在《馬可·波羅遊記》的誘導下，斯諾遊歷了臺灣、廣州及緬甸、印度等地，並在雲南遇到了著名探險家約瑟夫·洛克（參見《復始之旅》）。洛克在該地的考察文字和攝影作品激發了詹姆斯·希爾頓的創作靈感，後者於1933年出版的《消失的地平線》創造了這一時期代表性的東方烏託邦——香格裡拉的神話。而在這本書出版前不久，斯諾也以一系列的報導記下了自己在雲南等地的漫遊見聞。對這一段神奇的東方之旅，斯諾晚年依然念念不忘。
基於這樣的聯繫，我們再來審視《西行漫記》中的「風景」，便不難發現其中內嵌的「東方情結」。儘管斯諾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邊區的制度和日常生活，然而野性的色彩卻時常不可遏制地跳躍於筆端。例如當他從保安出發，經過內蒙古草原時，即發現「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們，在空氣中嗅聞了一陣，然後又縱跳飛跑躲到山後去了，速度驚人，姿態優美」。在野羚羊的跳躍瞬間，旅行家的眼神、探險家的眼神驚鴻一現，他如此興奮地注視著這造物的奇蹟。當離開邊區，在南部邊界，他捕捉到「兩隻老虎在秋天一片紫金色的山谷中竄過一片空地」。這種大自然中躍動的生命活力，正是「一部龐大的機器裡的一隻齒輪」的生活中遍尋不見的稀世奇珍。斯諾更將紅軍的艱苦行軍視作「中學生的假期遠足」，「年輕和長長的隊伍中」傳來歌聲，「許多戰士帶著他們餵養的動物一起走。有的繩子拴著小猴子，有一個戰士肩上停著一隻藍灰色的鴿子；有的帶著白色的小耗子，有的帶著兔子」，這居然讓他生出「這是一支軍隊嗎」的疑問。
行軍是陝北遊記中常見的「風景」。然而，將軍人與小動物並置，勾勒親切和諧又略帶一點滑稽意味的「假期遠足」畫面，不能不說是斯諾別出心裁的創作。這畫面無疑是他文化心態的投射，其中蘊藏著親近自然、順應自然的美好想像。這個「年輕的中國」雖然拋棄了「古老中國」的厚重、神秘與憂鬱，卻並未脫去田園牧歌式的底色，同樣令人嚮往。更為重要的是，如果除去對異域風景的迷戀，不管斯諾對年輕的紅色中國抱有多大的同情和欣賞，他依然與他的「東方學」先輩們分享了很多陳規陋見。比如在《西行漫記》中，他對紅軍劇社的讚美竟是建立於對傳統京劇的厭惡，更不用說他把儒家經典看作「陳腐的詩云子曰的偽善」「中國經書上的愚民巫術」。在一定程度上，斯諾對紅色中國的認同恰是因為其背離「中國」的一面。在這裡，東方烏託邦的想像與東方主義的偏見交織在一起。
寫作《西行漫記》時，斯諾已在中國遊歷了八個年頭。最初的文化新鮮感已然淡化，全面抗擊法西斯的炮聲卻即將引爆。或許正因如此，《西行漫記》一書的「東方情結」隱蔽在嚴肅客觀的紀實文字之中，不易為人察覺。但如果考慮到《西行漫記》所產生的巨大社會效應和廣泛影響，我們可能不得不正視的是，這一「東方情結」同樣功不可沒，它伴隨著斯諾的浪漫冒險精神進入了革命「聖地」的形塑之中，為其愈加深入人心貢獻了耐人尋味的別樣力量。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