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畫家畫人民:評黃冑

2020-12-20 松風閣書法日講

黃冑人物畫奔放紛飛的線條、熱烈躍動的色彩,創造了中國畫史上前所未有的、豪邁歡快的格調與情韻交織的濃鬱氛圍,不僅為少數民族題材美術創作奠定了符合時代需要的審美基調—樂觀、豪邁、激揚、奮發,也塑造了一代人對少數民族與邊疆的想像。

如果說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黃胄立下的志向是「站在時代的前端」,「作為時代的號角與黎明的曉鍾」;那麼黃胄在50年代至60年代延續了以速寫入畫的道路,因開創了「在生活中起草稿」的人物畫新範式而崛起於畫壇。自50年代以來,他以激情豪邁、清新歡快的氣氛,取代了黃泛區寫生所抒寫的「哀民生之多艱」的悲憫情懷。從《蘋果花開的時候》(1952)到《洪荒風雪》(1955),黃胄畫出了新時代的主題,新時代的格調,新時代的氣氛。

黃胄的藝術創作得益於生活,而他的藝術表現得益於他的速寫。黃胄運用速寫的方式來實現他以情人畫的藝術理念,用速寫本快速地記錄著新疆人民的生活情境。黃胄說:「一個畫家離開了速寫本,不隨時記錄他在生活中的真實感受,他的藝術生命也將近枯竭。」

在他與新疆人民的親密交往中,黃胄畫出了大量速寫作品,抓住牧民生活中鮮活、生動、感人的一個個瞬間,構成一幅幅真實而感人的藝術作品。黃胄的速寫是縱情的,每一筆都是在不斷地接近描繪對象的真實感受,一筆線條不足以表達對象的真實感受,就再畫一筆更加符合對象的真實狀態,在不斷否定與肯定中錘鍊形成了黃胄「複線式」的藝術語言形式。黃胄強調:「作為一個畫家,真正有了畫的衝動,立即畫下來,並且應該儘可能地畫完整,主題、人物、環境要具體。」

在黃胄的早期作品中《洪荒風雪》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曾參加1957年第六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期間舉辦的國際青年美術競賽,獲金質獎章。《洪荒風雪》原名《柴達木風雪》,畫的是黃胄早年在青海柴達木盆地的一次親生經歷。他在戈壁灘艱苦跋涉,不見人煙,突然聽到了駝鈴聲,原來是一隊勘探隊過來了,這景象讓他感到萬分親切和無比激動。從畫面中人物的表情和動物的神態不難看出,畫家在萬般艱難的情況下見到這樣一對年輕充滿活力的青年人時那種激動和喜悅。

黃胄後來在一次會議中說:「駱駝,因為從來沒有畫過。有時畫的駱駝臉就和老太太臉一樣,有時又像猴子,但是這個是很有意義的內容,來自自己的生活,感受也較深,有著表現這種感受的強烈願望,所以還是想盡辦法又找了一些參考資料,反覆畫了七八次終於畫了出來。漫天的飛雪也是第一次畫,畫在畫裡,好像拌上了一堆石灰一樣,但是那環境和氣氛還是多少表現出來了。」從《洪荒風雪》的創作經驗不難看出,一張好的作品最重要的不是技術,而是一個促使你有強烈的願望想要表達的感受。

《藏童上學圖》是黃胄盛年時期的即興之作,又名《奔騰急》,在一次外出候火車的間隙,應畫家邵宇之之請,在一張丈二紙上一氣呵成的。畫面中,五位穿著藏族服飾的少年騎著駿馬飛馳在草原上,馬蹄淹沒在草叢中,幾位孩童神情動態相互呼應,馬兒肌肉形體線條概括,給白分布得當,動感強烈,充分地表現出了幾個少年騎馬飛奔在草原上的場景,作畫時間用了不到3個小時,充分顯示了黃胄當年旺盛的創作精力和嫻熟的繪畫技巧。

蔡若虹曾借用傳統畫論中「逸筆」的概念描述黃胄的筆墨線條,頗得其神韻。清人鄭績在《夢幻居畫學簡明》中言:「所謂逸者,工意兩可也。蓋寫意應簡略而此筆頗繁,寫工應細緻而此筆頗粗。蓋意不太意,工不太工,合成一法,妙在半工半意之間,故名為逸。」

以此觀黃胄的人物畫,取形之「工」和取神之「意」恰在其中化合,「例如在人物的面部和手勢方面,往往用細緻的筆墨,而身段與衣紋則寥寥數筆帶過,半工半意,取得良好的藝術效果」。這種對於「逸筆」的外延性解讀,不同於之前傳統文人畫「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寫胸中逸氣」的主觀抒懷表達,而是轉變為關注社會人生主題的寫生化筆意。在某種角度上,這既是現代人物畫從舊時代向新時期的過渡,也是筆墨語言由文人雅趣指向現實生活的轉變。

黃胄在認真研究傳統的過程中,對於古人「不似之似似之」的寫意畫有了深入的理解,給予了肯定的評價。他指出:「青藤《驢背吟詩圖》,情趣天真,筆墨生動流暢,稱之一絕。而所寫驢子竟無一準確,觀之栩栩如生,氣韻天成,的確是千古絕唱。」又稱道:「冬心雖不能寫形,卻能畫意,此當是中國畫一絕。」

正因為黃胄不因在接受寫實觀念後重視宋人傳統,而無視元以後抒情寫意甚至得意忘形的另一傳統,所以他融入了速寫生動性的作品,既以寫實為主體、為基礎,又化進了元明清山水花鳥畫不滿足寫客觀之真而同時致力於抒寫強烈感受的文人寫意傳統,做到了二者的統一。

從創作的題材與內容來看,黃胄這一時期的人物畫同新中國成立後其他從事少數民族題材創作的畫家一樣,也是從少數民族翻身解放後的新生活入手,歌頌在黨的領導下少數民族同胞幸福的世俗生活,基本上是歌頌與讚美的創作基調。

如獲1952年全國美展一等獎的《蘋果花開的時候》、1959年創作的《慶豐收》《趕集圖》等作品,反映的正是新疆解放之後人民的幸福生活,正如黃胄自己所說:「我除去愛少數民族的善和美以外,還有深一層的意思:越是在邊疆的少數民族,在舊社會受到的壓迫越多——不僅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甚至還有大漢民族主義的壓迫。他們的翻身解放,較之中原大地勞動人民的翻身解放,更有典型性、代表性。」

黃胄作為伴隨著新中國成長起來的藝術家,其在現當代的藝術界有著獨特的地位。毛澤東對於黃胄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黃胄是新中國自己培養出來的有為的青年畫家,他能畫我們的人民。」

可見黃胄的創作是立足於中國新時期革命和社會變革的洪流之中,其藝術創作是立足於深厚博大的傳統基礎之上,又超越了傳統的羈絆和負累,在堅持自己鮮明風格的前提下,又注重從傳統的繪畫優秀傳統資源中汲取筆墨的技法和情趣。在傳統與現代,在西方的寫實技法、中國寫實精神和寫意追求的觀念交融之下,抱著「只攻不守」,致力於不斷的學習和探索,自身的認知更加的成熟和完善,從而在明晰的理念指引下形成自己鮮明的藝術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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