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北洋海軍的建設，堪稱大清帝國面對西方列強入侵、試圖洋務維新的一次非凡努力。近年來的水下考古與遺產調查工作，為北洋海軍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致遠、經遠、定遠等北洋海軍沉艦先後被確認；威海、旅順、大沽等軍港要塞的海防設施，均得到地面考古調查之驗證；天津、福州、威海等地的船政設施及水師學堂等遺蹟，作為近現代工業遺產亦已開展文物保護與研究工作。考古新成果為我們從科學與技術層面深入研究北洋海軍史提供了珍貴實物資料。與此同時，以馬漢的「海軍、海防和海權」理念來重新審視北洋海軍，也是值得關注的一個研究視角。
關鍵詞：沉艦；軍港；海戰場；北洋海軍
近代海軍教父、美國海軍戰略思想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60—1914年）曾經說過，「獲得海權或控制了海上要衝的國家，就掌握了歷史的主動權」[1]vii。1884年中法馬尾海戰以福建水師慘敗結束，在此背景下，晚清政府在李鴻章等洋務派的推動下，決意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以穩固國防，擺脫西方列強的控制。晚清政府把海軍與海防建設的重心放在北洋，其重點舉措包括：購置軍艦。從德國、英國採購一批裝甲戰艦，打造北洋海軍。穩固海防。重點建設威海、旅順兩處軍港，在渤海口形成扼控之勢；同時擴建已有的大沽炮臺，拱衛京師。興辦軍工。在福建、上海、天津、武漢等地，建立軍工廠，建造、仿製西洋式軍械。培訓新軍（尤其是海軍）。通過留洋、辦校和聘請外國教習等方式，強化海軍訓練，按照西方模式（特別是英國皇家海軍模式）培育新式軍隊。然而，北洋海軍歷經1894年9月17日爆發的甲午海戰和次年在威海灣爆發的劉公島海戰，全軍覆沒，晚清帝國的海軍之夢完全破滅。
以上諸事，近年來均有重要考古調查與發掘成果面世：甲午海戰沉沒的中方沉艦如致遠、經遠、定遠、濟遠、廣丙、高升號等，均已發現沉艦殘骸；旅順、威海、大沽等要塞的海防設施，均得到地面考古調查之驗證；天津、福州、威海等地的船政設施及水師學堂等，現下正按近現代工業遺產開展文物保護與研究；另外，晚清政府派往英國培訓的北洋海軍官兵墓葬，以及日本劫掠北洋海軍的軍艦配件實物[2,7]，又重新回到世人的視野。凡此，均使得北洋海軍的歷史得以通過實物的方式呈現於世人面前。保護此類海洋文化遺產，挖掘其軍事、歷史與考古價值，從海防、海軍和海權的理論層面剖析甲午海戰，實乃當前水下考古與北洋海軍史研究之要務。
沉艦：水下考古成果對甲午海戰的新解讀
2014年以來，在國家文物局的推動下，北洋海軍沉艦水下考古成果迭出，相關機構在丹東、大連、威海、青島等海域持續開展水下考古調查，先後發現並確認了致遠、經遠和定遠（圖1）3艘主力戰艦的沉艦殘骸，引起國內外各界的廣泛關注；致遠、經遠二艦的水下考古成果還分別獲得當年度的「全國十大考古發現」。在筆者撰寫本文之時，仍有最新的水下考古成果面世：山東威海灣定遠艦遺址出水了定遠艦的重型裝甲①；青島膠州灣外圍大公島南部海域發現「一戰」時期日德交戰雙方的1艘沉艦，這是1艘曾經參與甲午海戰的軍艦②。與此同時，有關學者還從英國、德國和日本廣泛收集北洋海軍艦船檔案資料③。水下考古新發現與艦船檔案新資料，二者可謂相得益彰，為北洋海軍史、甲午海戰史和世界海軍艦艇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和科學檔案，彌足珍貴。
關於黃海北洋海軍沉艦的調查，尤其是致遠艦、經遠艦和定遠艦的水下考古成果，對於從技術層面深入分析甲午海戰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很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均因近年水下考古新資料而得到重新解讀。比如，關於致遠艦沉沒的原因，現在依據水下考古隊員對沉艦船體的檢視，推測應該是鍋爐爆炸（致遠艦當時全力衝刺試圖撞擊日方吉野艦，致使本已超齡服役的鍋爐超負荷運轉而發生爆炸，這也是早期蒸汽機戰艦常見的弊病）；經遠艦水下考古發現了非出廠標配的武器裝備120 mm口徑克虜伯炮彈和53 mm口徑格魯森速射炮彈，說明北洋海軍確曾在海戰前增配了艦載火炮，甚至可能包括速射炮（可惜未能大批量裝備，海戰中未能取到明顯作用）[10]；定遠艦出水裝甲，質地優良，厚達33 cm有餘，有力地解釋了甲午海戰最後關頭的一個重要細節：定遠、鎮遠2艘鐵甲姊妹艦，在敵艦團團圍攻之下，雖然中彈累累，卻可以巋然不退，甚至步步進逼，難怪目睹這一局面的日本松島號三等水兵三浦虎次郎哀嘆這是「不沉的神艦」。
海戰失利的原因，學界爭論眾說紛紜，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海戰結束之後，美國、日本、德國、英國、俄羅斯等西方國家都曾對甲午海戰進行了詳盡的復盤分析，甚至派員親赴現場進行實地考察。令人遺憾的是，如此重要的軍情調查工作，唯獨中國方面沒有開展。關於戰爭勝負的判斷，筆者傾向於美國海軍秘書長希拉蕊·霍比特（Hilary V.H erbert）的評價：雙方接近平局，中方雖然損失了4艘軍艦，但主力尚存；日方雖然1艘未沉，但損毀嚴重（實戰中北洋海軍曾經以為至少擊沉敵艦3艘，未曾料到遭受重創、逃離戰場的日艦居然被迅速修復了），最終被迫在海戰中主動退卻。如果中方在海戰中更多地使用開花彈而不是穿甲彈，中方的戰果還要更大一些。長期以來，日方的受損情況沒有引起學術界的太多關注，這要歸咎於雙方海軍保障能力的巨大差異：日方建立了良好的海軍後勤保障體系，可以迅速修復受損軍艦、恢復戰力；而北洋海軍後勤保障完全趕不上近現代海戰的要求，受損軍艦直至甲午戰爭結束也未能得到完全修復。
筆者曾綜合梳理過中國、韓國水下考古發現的北洋海軍沉艦水下考古材料，撰寫《致遠艦水下考古的啟示》和《致遠、經遠和定遠：北洋海軍沉艦的水下考古發現與收穫》2篇小文，對甲午海戰勝負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簡述如下：缺乏作戰參謀系統，知己而不知彼；②缺乏有效的軍事後勤保障體系；③戰艦航速、速射炮和新型炮彈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而北洋海軍在上述3個方面均處於劣勢；④關於陣型，公允地說，北洋海軍的「雁行陣」與日本艦隊的「一字陣」都是基於自身火炮配置情況而設定的，各有優劣，但北洋海軍旗艦定遠艦在開戰之初被命中，提督丁汝昌負傷失去對艦隊的指揮（且未設置旗艦和艦隊指揮官的替代方案），遂使北洋海軍陣型大亂，諸艦各自為戰，局勢不利。英國海戰史學者、《鐵甲艦時代的海戰》一書的作者理察·希爾也對黃海海戰作了精闢的總結，他將海戰勝負因素歸結為海軍保障、武器裝備、將官素質、訓練水平等多方面，筆者也認為頗有道理。
甲午海戰是進入蒸汽機裝甲戰艦時代以後的第一次大規模海戰；日俄對馬海戰則是鐵甲艦時代最具決定性的一場大海戰。正因如此，兩場海戰成為各國海軍教科書上的經典戰例。甲午海戰10年之後爆發的對馬海戰，在國際軍事學界受到的關注更在前者之上。1905年5月27日，日本聯合艦隊與沙俄艦隊在對馬海峽展開對決，日本聯合艦隊幾乎全殲俄羅斯艦隊，俄方損失戰列艦12艘、巡洋艦5艘、驅逐艦6艘。此戰使得日本聯合艦隊司令東鄉平八郎一戰封神，獲得了與英國著名海軍將領納爾遜齊名的聲譽。海戰中，東鄉平八郎採用「一字型」陣型（與黃海海戰類似），率領艦隊橫亙在採用雙縱隊陣型的俄羅斯艦隊陣前，並在開戰之前做了大膽而冒險的一個U形廻轉，取得艦隊巨炮對轟的陣型優勢。有人把甲午海戰的失利歸結為：北洋海軍錯誤採用了「雁行陣」，主張其應該採用縱隊陣型；對馬海戰的實戰中，俄羅斯艦隊確乎採用了縱隊陣型，依然敗績，說明「雁行陣」並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因素。
海防：洋務運動背景下的北洋海軍基地建設
初擬北洋海防之時，李鴻章的主張是「渤海大勢，京師以天津為門戶，天津以旅順、煙臺為鎖鑰」，但李氏後來進行了一定的修正，用地理形勢更好的威海取代了煙臺。由此，北洋海防體系形成了威海、旅順和大沽三足鼎立、拱衛京師之勢。考慮到施工難度和經費壓力，李鴻章決定先修旅順，再圖威海，大沽則是依託原有舊炮臺設施進行增修、加固，同時在3處要塞興修船塢，提供保障。威海則從大連灣、膠州灣、煙臺灣等諸多備選地點中脫穎而出，最終成為北洋海軍提督府所在地，是為「根本重地」。到甲午開戰之前，李鴻章以為北洋海防已可高枕無憂，稱「但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
事實上，從日方戰略和實戰進程來看，李鴻章的布局真可謂有先見之明，日本方面計劃兵分三路攻擊大清帝國：一路直指旅順要塞；一路以威海為目標；一路在長崎集結，隨時待命準備進擊大沽。三路大軍的最終目標是大清帝國的首都—京師[12]197-198。黃海海戰之後，日方先後攻克旅順、威海2處要塞，北洋海軍不幸全軍覆沒；清政府委派李鴻章對日議和，日軍攻擊大沽、劍指京師的方案未及付諸實施，但通過談判獲得了超乎預期的全部利益。
1889年，福州人薩承鈺奉命巡查全國海防工事，撰《南北洋炮臺圖說》一書，對威海、旅順、大沽、煙臺、榮成等地的北洋海防炮臺做了詳盡的描述，是迄今為止最為重要的北洋海防文獻。可惜的是，此書現已殘缺，圖紙盡失，惟餘文字。近年來，有學者對北洋海防遺址進行了實地調查，取得重要成果，這裡重點介紹與甲午戰爭密切相關的威海與旅順海防設施。
威海母港之海防設施
李鴻章在光緒七年（1881年）開始籌建威海軍港，工程分3期實施，到甲午海戰前的1894年5月初成規模，工程造價總計耗銀3 075 584兩。作為威海母港的標誌性建築——北洋海軍提督署，是海軍提督丁汝昌駐節之地，也在1889年建成。威海衛要塞的工程設計，由德國陸軍大尉、要塞工程師漢納根（Von Hanneken）擔綱（他之前已設計過旅順要塞的岸防工事）。史載威海衛要塞的施工極其考究，比如，明清時期各處炮臺多採用三合土版築的施工方式，威海則用石材（採自石島的花崗巖，時稱「石島紅」），並使用了「洋灰」，工程質量堪稱上乘。
由於戰事吃緊，實際上威海衛各處炮臺在戰前又有改建增設，按照王記華先生實地踏查的結果，威海海防設施包括：海岸炮臺11座，其中劉公島4座，南北兩岸各3座，日島1座；陸路炮臺4座，其中南岸2座，北岸2座(其中1座至甲午戰爭時尚未完工)；甲午戰爭時期又增築臨時陸路炮臺6座。威海灣南北兩岸各設水雷營1座、水雷學堂1座、槍炮學堂1座；島外修建子彈總庫、火藥總庫各1座；在劉公島上，建設大型鐵碼頭1座，麻井子船塢1處；建屯煤所、機器廠、魚雷修理廠各1處；建筑北洋海軍提督署、水師醫院、水師學堂、練勇學堂、電報局、電燈臺各1所；總火藥庫1座。與此同時，北洋海軍還花重金購置了一批岸防大炮，其中包括21~28 cm 3種大口徑火炮30門。
威海要塞岸防設施設計周密、選址適宜、工程堅固、炮械精良，尤其是劉公島和日島上的炮臺在實戰中還是發揮了相當的威力。不幸的是，堅守炮臺的陸軍與北洋海軍未能協同作戰，各路援軍又遲遲不到，使得北洋海軍陷入困境。設計者漢納根提請的威海衛要塞陸路炮臺應該加強後側保護的建議，也未得到切實執行，致使威海衛周邊的諸炮臺後方和側翼防守薄弱，先後被日軍攻陷。尤其是配置大口徑火炮的南岸炮臺被日軍佔領以後，對北洋海軍和劉公島上的守軍形成了很大的殺傷，花費重金修建的炮臺和購置的巨炮，反成敵軍利器，令人扼腕嘆息。
旅順要塞的炮臺設施
由於歷史原因，旅順軍港的遺蹟保存相對完好，是清末以來海岸線岸防設施保存最好的軍事遺產。旅順要塞的炮臺設計，與威海一樣，由德國人漢納根完成，按照當時的說法，「新築炮臺營壘，全仿洋式，堅緻曲折，頗據形勝」。旅順港還有一個重要的海軍設施，就是大船塢，是北洋海軍重要的保障基地。今天旅順炮臺保留的現狀，主要是甲午海戰和日俄戰爭之後殘留的戰爭遺蹟，有學者對此曾經做過調查研究，本文主要參考張騰煜、丁文靜發表的調查成果。
旅順港東岸有黃金山、摸珠礁、嶗嘴3座主炮臺，西岸有老虎尾、威遠、蠻子營、饅頭山和城頭山5座炮臺。旅順要塞的炮臺體系中，以黃金山炮臺最為重要，也是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的交戰雙方反覆爭奪的關鍵陣地。根據薩承鈺、王家儉等人的記載和考訂，黃金山炮臺中間是3處炮位各安裝240 mm克虜伯大炮1門，兩旁的5處小炮位各安裝120 mm炮1門。炮臺下方配有兵房、彈藥庫等。1898年，俄國迫使清政府籤訂《中俄旅大租地條約》，強租旅順與大連，此後按工兵上校維利奇科（Velicho）的設計方案，在北洋海軍炮臺的基礎上改建旅順各處炮臺，計劃東西兩岸共築22座炮臺、配備124門火炮（至1904年日俄開戰之時，實際建成20座，包括永久性炮臺8座，臨時性炮臺12座）。當年清軍最為倚重的黃金山炮臺仍然在俄軍的防禦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編號為13號炮臺，但炮臺的形制有較大變化。
沙俄對旅順港海防設施的改擴建是在北洋海軍海防設施的基礎上實施的，炮臺選址多在清軍炮臺原址，但沙俄對旅順港海防設施的設計更為系統、實用，實戰中炮臺的殺傷力更強。1904年2月8日，東鄉平八郎率領日本聯合艦隊主力突襲旅順，進入岸防炮臺射程僅5分鐘，日軍旗艦「三笠」號便被重炮命中。自此以後，日本聯合艦隊始終不敢正面突擊旅順港，俄軍則依據堅固的海防工事與太平洋艦隊的火力，堅守旅順達4個半月之久。
威海、旅順作為軍港要塞，按照近代西方要塞設計理念，在漢納根、維利奇科等人的指導下，構築了堪稱堅固的海防和岸防炮臺。但這種炮臺的設計，重海路而輕陸路，火力主要針對海上威脅。而日本2次攻擊旅順、1次攻擊威海，均採用艦隊在海面封鎖、陸軍從側後翼包抄的戰術，從陸路來解決問題，且3次均得手，可以算得上要塞戰爭的戰術經典。比如，1895年，日軍進攻威海，攻取南岸炮臺，並調轉炮口，轟擊北洋海軍和劉公島守軍，最終迫使北洋海軍投降；1904年日軍進攻旅順，奪取旅順港一側的203號高地，居高臨下用280 mm重炮精確轟擊旅順港內的俄國太平洋艦隊，最終攻克旅順港。
對於考古學界而言，國內有關港口的考古理論尚屬空白，關於軍港要塞的系統研究更是鳳毛麟角。英國學者Michael Stammers曾經撰寫《碼頭與港灣的工業考古》（The Industrial Archaeology of Docks&Ha rbours）一書，從港口碼頭、貨物運輸、服務設施和港口管理等方面，系統梳理了海港類遺產的內涵與解讀模式，值得國內同行關注。
海戰場：解讀海上戰爭的水下遺產
海戰區域往往即是沉船密集的區域，理所當然應該被列為水下考古的關注地點，但時至今日尚未引起國內水下考古學界的足夠重視。中國歷史上曾經有許多影響深遠、規模空前的水戰或海戰，比如三國時期的赤壁之戰（湖北蒲圻）、元軍滅南宋的崖山海戰（廣東江門）、鄭芝龍擊潰荷蘭殖民者的料羅灣海戰（福建金門）等。其中，有不少水戰或海戰戰場現在已經得到水下考古的證實，比如，1646年楊展伏擊張獻忠的「江口沉銀」遺址，考古證實位於四川眉山市彭山區江口鎮的岷江河道內，已發現了行船工具、武器和大量金銀財寶；再如，1274年和1281年元軍徵日的鷹島海戰遺址，近年也在日本得到水下考古的證實，並發現了元軍戰船和武器。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傳統意義上的北洋海域，留下了大東溝海域、旅順-大連灣海域、威海灣海域、對馬海域、膠州灣海域（日德兩國在膠州灣的作戰）等著名海戰場遺址，其中旅順—大連海域，還經歷了甲午戰爭、日俄戰爭2次海戰。而今，上述海域已經成為中國水下考古的重點調查海域，致遠、經遠、定遠、濟遠、高升號、伊莉莎白皇后號等著名戰艦多已被調查發現或打撈。
海戰場的地理環境、海底地形、潮汐規律都是影響戰爭的因素，同時也是水下考古必須予以關注的研究要素。日俄對馬海戰前，日軍參謀本部對東亞海洋地理進行了深入分析，判斷俄羅斯艦隊的行軍路線有3條，而可供截擊決戰的最佳地點是對馬海峽，實戰中日本聯合艦隊以逸待勞，果然在此成功截擊了俄國艦隊。中法馬尾海戰，法國選擇退潮時機對福建水師發動襲擊，是時兩國艦隊在閩江河口之內的馬尾港毗鄰而泊，福建水師在上遊，法國艦隊在下遊，退潮時兩軍船頭均朝向上遊，此時開戰，法國艦隊可以用艦首大炮轟擊福建水師，福建水師卻來不及調轉船頭開炮，這也是開戰僅僅半小時，法國艦隊就得以全殲福建水師的重要原因之一。
海底地形對海戰的影響也不可忽視。甲午海戰中，靖遠、來遠二艦在擊傷多艘敵艦以後，自身亦為敵艦炮火命中而燃起大火，二艦結伴而行、且戰且退，退至大鹿島附近後，利用海底地形的掩護，背依淺灘，一面用艦首主炮回擊日艦，一面全力滅火，最終轉危為安並重返戰場。經遠艦的經歷卻相當慘烈，在4艘敵艦的圍攻下，儘量依託淺灘且戰且退，最終在大連莊河老人石海域沉沒（圖7）。比較恥辱的是，濟遠、廣甲二艦在激戰中臨陣脫逃，「循淺灘而走」，濟遠艦倉皇逃回旅順港（管帶方伯謙後被斬首正法），廣甲艦卻中途擱淺，第二天被循跡而來的日艦用魚雷擊沉；劉公島海戰的最後階段，北洋海軍的魚雷艇集體潰逃，慌不擇路，居然有多艘魚雷艇在自家海岸線附近擱淺而被俘、被毀。
沉艦埋藏環境的考察，對於海洋環境史的研究同樣具有重要意義。比如，英國瑪麗·羅斯號沉艦的埋藏堆積中，發現了1880年從美洲傳入英國的大西洋舟螺（Crepidula Fornicata），不但為考古學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年代信息，也為研究人類對海洋生態環境的影響提供了重要資料[21]。瑞典的瓦薩號沉艦，保存狀況之好令人驚訝，打撈時排乾積水以後，它居然可以自行漂浮在海面上，並被拖曳至預定港口進行考古清理工作。通過對沉沒地點海洋埋藏環境的研究，發現低鹽（波羅的海有水量充沛的淡水河注入）、低溫（高緯度海域以及較大深度）阻止了海洋生物（特別是海蛆）對木質船體的侵蝕，同時這裡的海流環境也有利於沉船結構保持穩定的狀態而不至於被衝刷解體[22]。有意思的是，中國泉州灣發現的後渚沉船，其船體之上的淤泥沉積厚度為3.2米，按沉積率測算4.6毫米/年，正好與沉船文物反映的年代（約當1277年前後）相吻合，為判斷沉船年代提供重要佐證[23]。
海權：延續了一個世紀的話題
1890—1918年，被看作是世界海軍發展史上的關鍵期，素有「海軍時代（The Age of Navalism）」之說；其時也正是「海權論」教父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60—1914年）的生活時代[24]。馬漢的海權論三部曲，全部完成於甲午海戰與對馬海戰前後：1890年出版《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年》；1892年出版《海權對法國大革命和帝國的影響，1793—1812》；1905年出版《海權的影響與1812年戰爭的關係》。1911年，時近暮年的馬漢出版了其海軍思想史的經典作品《海軍戰略》。馬漢生在甲午海戰、日俄對馬海戰的時代，在分析世界各地的海戰歷史以後，他提出了一系列海權理論，其核心思想有3點：①「獲得海權或控制了海上要衝的國家，就掌握了歷史的主動權」；②海防、海軍和海權是海洋帝國的力量源泉；③海洋帝國的核心力量是海軍，海軍是海上野戰軍，其本質是進攻而不是防禦。
時至今日，用馬漢的海防、海軍和海權的理論來解讀甲午海戰，仍然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比如，馬漢堅決反對「要塞艦隊」的作法，認為這樣會使艦隊成為要塞的附庸，極易被封鎖而失去進攻能力。按照馬漢的理論，晚清帝國的北洋海軍、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和「一戰」期間固守膠州灣的德國-奧匈帝國艦隊，都被軍事指揮者定位為「要塞艦隊」，龜縮軍港，不敢出擊，軍港要塞成為困死己方艦隊的場所：甲午海戰後期，北洋海軍在李鴻章「保船制敵」的指導思想下，被日本艦隊困死在威海灣；日俄戰爭期間，俄羅斯太平洋艦隊被封鎖在旅順，直至全軍覆沒；「一戰」期間，德國—奧匈帝國東方艦隊被日軍封鎖在膠州灣，最終全軍覆沒——「要塞艦隊」無一例外招致失敗。
結束語
北洋海軍沉艦、北洋海防設施以及近代工業遺產（主要是洋務運動時期的船政、軍工、鐵路、礦山遺蹟等）的調查與研究，為我們從技術層面深入分析近代海軍戰略戰術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實物資料。尤為重要的是，「海權理論」的提出者和海軍教父馬漢，曾深入研究這兩場著名的海戰，他的海防、海軍與海權理論，也可以成為我們解讀北洋海軍和甲午海戰的理論源泉。
最後要說明的一點，水下考古出水了一批北洋海軍官兵的個人物品，包括個人裝備（如致遠艦副管帶陳金揆所用望遠鏡）、艦船工具、出入令牌、制式餐具、衣物鞋帽、餉銀錢幣乃至圖書印章、菸袋與鼻煙壺等，形象生動地展示了北洋海軍的艦船生活場景：他們承襲了英國皇家海軍的血統，洋教習隨隊管理，官兵訓練有素、作戰操練用英文發令；艦艇生活管理嚴格，令行禁止，官兵出入須攜帶令牌；將官喝咖啡、吃西餐，水兵中也有吸旱菸的，艦上生活場景可謂中西合璧；常年的海上漂泊，使官兵不免有思鄉之情，出水的旱菸壺上有唐代詩人岑參「花迎劍配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的詩句，正是北洋海軍蒼涼孤寂的軍旅心境的寫照……凡此，莫不使人在沉寂的學術研究中，感受到故人的情懷和歷史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