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年末，籌建兩年多的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收到了一份「厚禮」—— 古生物化石與標本、歐美老相機、明清衡器與近現代度器4個門類共34件科學類藏品。
成立時間並不長的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此刻能收到這樣一批捐贈，對於充實館藏無疑有著積極意義。而捐贈背後更為觸動人心的，則是此次捐贈的主人公、清華大學土木建築系58級校友、清華大學顧問教授王綱懷一段長達60餘年的拳拳學子情。
事實上，無償捐贈藏品助力母校的博物館建設，對於王綱懷而言已經成為了一種「習慣」。2011年4月，清華大學百年校慶前，他捐贈了中國銅鏡和日本銅鏡各100面；2016年，他再次向母校捐贈73面銅鏡；同年9月，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開館，他的「賀禮」是自己珍藏的西漢中期「必忠必信」銘草葉鏡。此外，作為土生土長的上海人，2019年他還向復旦大學捐贈銅鏡118面。
當外界為王綱懷的慷慨出手驚嘆時，或許還不曾意識到，比起捐贈數量，這位痴迷銅鏡超30年的藏家真正令人欽佩之處，在於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樂於分享的情懷——這些年來，他發表研究論文120餘篇，出版有《三槐堂藏鏡》《唐代銅鏡與唐詩》《日本蓬萊紋銅鏡研究》《止水文集》和《銅鏡斷代十講》等近30部研究專著；他認為藏家應該有傳承文明的胸懷和格局，希望有更多人尤其是年輕的學子，能在一代人所打下的基礎之上，繼續去探尋文物的內涵……日前，在清華園，本刊記者見到了這位被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評價為「近年來銅鏡研究領域中成果非常卓著」的資深藏家，《中國收藏》雜誌也有幸成為他第一次正式接受專訪的媒體。
1958年，16歲的王綱懷走進清華大學，在土建系給排水專業學習。60多年後的今天，當他每每漫步於清華園，總是感慨不已：「魂牽夢縈清華園，母校學子一世緣。畢業這麼多年了，這是我經常會在夢中見到的場景。」
《中國收藏》：在您看來，就讀清華大學帶給您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王綱懷：在清華，不只是學專業知識，還要學做人，如何處理人際關係、培養社會能力等，這使得我們成為全面發展的人。而最重要的薰陶，應該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校訓的精神濡染，這對我來說是一種終生受用的財富。
《中國收藏》：正因如此，清華大學百年校慶時您決定捐贈藏品？
王綱懷：是的。2009年，為籌備母校百年校慶，清華大學校友總會寄來了籌建藝術博物館的方案及圖紙，李學勤老師又力邀我返校，參加「清華簡」正式入藏後的第一次專家研討會。當時我就想，「老媽」過百歲華誕，做「兒子」的總得要孝敬些什麼。2010年到北京，我決定向母校捐贈銅鏡100面以示祝賀。到校後，又喜聞清華大學日本研究所成立，於是又決定將我收藏的100面日本和鏡一併捐贈。
清華大學領導對此十分重視，專門安排兩輛專車和十餘位隨行人員來上海我居住的小區接「寶貝」。出發的那天早上，我翻出讀大學時自己手刻的紅雙喜字，貼在每一個箱子上。對我來說，這可不就是「女兒出嫁」嘛。臨出發時我又想，既然「嫁女」，能不能既放個鞭炮，又不會打攪鄰居呢？於是就建議「我們一起學個放鞭炮的聲音吧。來，砰——啪！」在這種喜慶的氛圍中，我完成了一個心願，也算是對母校培育之恩的努力回報吧。
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常務副館長杜鵬飛為王綱懷頒發捐贈證書。
《中國收藏》：向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捐贈又是因為何種契機？
王綱懷：2019年4月，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就我捐贈的日本和鏡，舉辦「扶桑止水銅鏡展」。參加開幕式的時候，我注意到，在藝術博物館南邊的美術學院一樓展廳，「百年器象——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籌備展」也在同時進行，而且是首展。我意識到，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社會進步的兩翼，不可分割。母校辦這兩個館的初衷，就是要把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起來，培養新時代的大學生。我感覺，既然對藝術博物館有捐贈，科學博物館也不可或缺，我有義務為母校建一流學校、育一流人才再助綿薄之力。加之我年輕時愛好攝影和收藏，這方面也有一定的藏品，所以回上海後，整理出4個門類共34件科學類藏品，在去年底完成了捐贈。
王綱懷捐贈給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的西漢中期「必忠必信」銘草葉鏡拓片，以及捐贈給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的古董相機。
1979年，王綱懷調至上海環保局，擔任黃浦江汙染治理總體規劃負責人。1982年，他又調入新組建的上海市國土整治辦公室。1984年開始，他執筆撰寫並發表論文《上海的曼哈頓區在哪裡？——結合城市改造在外灘建設新的金融貿易中心》、《上海的特區在哪裡？——結合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在外高橋建設經濟特區》。這些文章得到了領導部門的重視，不久即在上海市政府委託的「上海城市發展方向」課題中，擔任了總負責人併兼浦東方向分課題負責人，完成了《浦東新區建設方略》。隨著改革開放的號角響起，他和同事們一道，圍繞著上海舊城改造、新區建設、浦東開發等專題，進行了長期深入的探索。
熟悉王綱懷的人都知道，他對工作相當嚴謹，辦事的時候，時間把握很精確。然而，在生活中，尤其沉浸在藝術收藏世界時，他又是另一種悠然的狀態。
專業、嚴謹、科學，這是王綱懷做事的一貫風格。所以，對於捐贈藏品，他和博物館團隊都要經過認真研究，再一一編號。
《中國收藏》：聽說您愛好收藏是受家族的影響？
王綱懷：對！《三希堂法帖》中的《伯遠帖》作者王珣，是我這個王家的直系祖先，所以家族血液裡就帶有愛好藝術的因子。我的伯父王紀澤在郵票界被稱為「紅印花大王」，可算是一領域的「泰鬥」級人物。受長輩影響，很早我就開始集郵，是上海集郵協會的第一批會員。後來我覺得集郵不過癮，興趣又轉到了收集古代錢幣。
因為喜歡書法，練帖接觸漢碑隸書，為它的方拙、典雅、奇古深深吸引。1992年，我在上海古玩市場偶然看到一塊銅鏡殘片，被銘文的漢碑字體所折服 ，簡直有一種頂禮膜拜的感覺，從此開啟了銅鏡收藏之旅。2000年元旦我正式退休，也就有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收藏和研究中。
《中國收藏》：入門之初有沒有「交過學費」？
王綱懷：當然了，最開始「交學費」是一定的。上世紀80年代，我的工資不高，有一天在市場看到一塊唐代騎馬狩獵鏡，由於之前看過相關的資料圖片，很自信地以高價買了下來。但是經有關專家鑑定確認為贗品。這是我至今最大的教訓。
《中國收藏》：您如何評價當年的收藏市場？
王綱懷：雖然「交學費」在所難免，但不得不說，那個時代的市場真是太誘人、太可愛了。「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中國進入新時期，文物市場自然也隨之繁榮。
我國歷史悠久，文化厚重，文物豐富。在上海，我是福佑路、東臺路和會稽路古玩市場的常客；潘家園也是每次赴京必去之地；西安的八仙庵、洛陽的老集古玩市場也很誘人。在收藏銅鏡的第一個十年裡，我就在這些地方享受到了改革開放的紅利。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我在舊貨古玩市場，隨著熙熙攘攘的人群，欣賞，學習，也偶爾打開並不充實的荷包淘一兩件寶貝。古玩市場就是一個大學，那時的「逛」就是吸納積累，為我日後的收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展廳現場為觀眾做講解，樂於分享是王綱懷的收藏宗旨之一。
《中國收藏》：回到研究上，我們注意到，這些年您的成果頗豐，比如提出關於銅鏡單位面積的平均重量m值的新概念，為古銅鏡的量化研究提供了新視角。最近還會有新的研究計劃嗎？
王綱懷：鏡銘文字中，篆、隸、楷、行、草五體齊全，與石碑、簡牘、帛書的書法藝術相比，鏡銘文字的魅力毫不遜色。當年，一面西漢景帝時期的鳥蟲篆銘彩繪鏡中的鳥蟲篆書體銘文，標註了銅鏡銘文史的光輝起點，也開啟了我對銅鏡中「中國書法史」的求索之路。
銅鏡裡有歷史密碼、宇宙天道；有時光痕跡，也有絕美文化。不單是銘文，銅鏡的造型、工藝、圖案、紋飾等都是我想要窮盡研究的內容。在我看來，銅鏡是「理性認知和浪漫思維的完美結合」。收藏銅鏡這麼多年，特別是退休後，我日常生活的時間幾乎都花在銅鏡的收藏和研究上了。為藏品尋找到一個更好的歸宿，去發揮它們的文化和社會價值，我覺得更加值得。
熱心地為參觀者講述展品背後的故事。對王綱懷而言，銅鏡內涵博大精深，蘊藏著深厚的歷史與文化。
採訪中，當王綱懷毫無隱諱地給我們講起這些入行經歷、經驗和趣事時，很自然地就會被他的真實和真誠所感染。而今，我們眼前的他早已是業界公認的重量級人物，然而，當話題從自己的收藏延伸到與王世襄等一些前輩大家的交往時，他的語氣隨之變得謙恭虛己，依稀讓人再次看到了多年前清華園中那位16歲少年的身影。
《中國收藏》：因為收藏與研究，您與不少大家都打過交道，他們留給您印象深刻的是哪些？
王綱懷：在我收藏的第二個十年開始至今，尤其是當我的收藏有了一定規模時，我有幸遇到了謝辰生、吳良鏞、李學勤、王世襄、史樹青、羅哲文、陳佩芬、辛冠潔、傅舉有等前輩與導師，並且得到了他們的大力幫助與提攜——有的題籤、有的賜序、有的點撥、有的釋疑，給近30本拙著鋪上了厚重的「紅地毯」。李學勤老師在拙著《清華銘文鏡》序言中肯定：「銅鏡研究有本身的特點，已經有條件成為一個特定的分支。」他為拙著5次賜序、1次題籤。羅哲文老師為拙著《日本蓬萊紋銅鏡研究》作序，鼓勵我「知難而進，獨闢蹊徑」。這些都使我終生難忘！
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先生（圖右）評價王綱懷為「近年來銅鏡研究領域中成果非常卓著」的資深藏家。他曾為王綱懷著作5次賜序、1次題籤，實可謂良師益友。
《中國收藏》：您和王世襄先生的交道又是如何開始的呢？
王綱懷：我與王世襄先生開始交往是在2007年。那年他看到了我的《唐代銅鏡與唐詩》書稿時，就向有關方面打聽，託口信讓我聯繫他，有空去他家一趟。
先生是大家，如約晤面時，我既興奮又忐忑。他寒暄致意，讓座倒茶，隨性適意，使我有一見如故之感。先生當時主要跟我談《唐代銅鏡與唐詩》這本書，要我說說是怎麼想到這個題目、怎麼個思路寫作的？我詳細談了著述的前前後後，他聽得很專注。當時我說到「借用一個材料工程學上的比喻，一個大的社會就像一臺大的設備儀器，唐鏡是物質硬體，唐詩是靈魂軟體，我試圖把硬體和軟體搓合在一起，想看看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先生點頭稱讚：「明白了，全在裡頭了。硬體和軟體串起來，實物和文化連起來，價值就大幅提升，效果就大不一樣。《唐代銅鏡與唐詩》這本書大有啟發。」
聽到先生的鼓勵，我已經很高興了，接著他又說：「聽說《唐代銅鏡與唐詩》修訂再版，而且還有幾本書的出版計劃，你想讓我題籤？可以的，就將書名一起給我吧。」這簡直令我受寵若驚，連聲道謝。果然，不久後，先生題寫的《詩輝鏡耀（唐代銅鏡與唐詩）》墨跡就寄到我家。後來先生又為拙著題寫了《鏡銘書法（漢銘齋藏鏡）》、《歷代鏡銘考略（清華銘文鏡）》。王世襄先生雖然離世了，但睹物思人，我一直銘記他的教誨，把他的鼓勵和提攜當作自己前行的動力。
著名文物專家、學者、文物鑑賞家、收藏家王世襄先生為王綱懷著作多次題字。雖然先生離世了，但睹物思人，王綱懷一直銘記他的教誨，把他的鼓勵和提攜當作自己前行的動力。《中國收藏》：之後您跟王老還有過往來嗎？
王綱懷：後來，先生讓我幫他找一找關於馴鷹的唐詩。回到上海後，我花了幾天時間整理好，給先生寄了過去。可是由於他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差，其著述未能面世，這也是我至今深為遺憾的事情。
而最讓我「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就是促成了王世襄老先生和辛冠潔老先生的認識。辛老是抗戰時期《大眾日報》總編輯，從事新聞、外事等工作多年，晚年離休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與王老一樣，他也喜歡收藏葫蘆，並且水平很高。當時北京城玩葫蘆能排上號的只有那麼屈指可數的幾個，因此他倆認識後，都很高興。我想，這種感覺大概就是志同道合、相見恨晚吧。
《中國收藏》：您曾說過，向復旦大學捐贈，是完成對師友的承諾。
王綱懷：沒錯，這是我對上海博物館原副館長陳佩芬的一個承諾。2008年，因為修訂《唐代銅鏡與唐詩》一書，我曾多次向陳館長求教，由此彼此逐漸熟絡，有時候她還會邀請我一起去看民間收藏的銅鏡。她曾囑咐我，復旦大學博物館銅鏡收藏薄弱，將來如有可能，一定要多支持。2019年10月先生逝世6周年之際，完成此事也是我對她的一種紀念與告慰。
《中國收藏》：說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您最大的感觸又是什麼？
王綱懷：一個人的成長離不開周邊環境，我在收藏上所取得的每一個進步，除了「身逢其時」外，也完全離不開朋友們的扶持。比如周志豪、徐也力、孫小龍等藏友，大家經常會聚在一起交流、切磋、研討。互相支持對於我們好友而言也是常事，臺北大藏家陳燦堂先生，在實物與資料上都曾給予我鼎力相助。
藝術無國界，對此我有過真切的體會。我去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參觀的時候，館長樋口隆康前輩親自陪同並細心講解。多年來，我們之間互有書信來往，交流研究心得。2012年，年逾九旬的樋口先生來函，要我幫助釋讀奈良東大寺法華堂修繕時所發現的一面銅鏡銘文，我歷經數月，查找資料，終得答案，並予回復。為紀念此事，有拙文《詩輝鏡耀》發表在貴刊2013年第3期。
在與日本青銅器、銅鏡研究大家樋口隆康先生交往的八年多時間裡，王綱懷留下了諸多珍貴記憶。在晤面交談與書信往來中，兩人探討過中國早期銅鏡等有關問題。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岡村秀典教授先後4次來我家借拙藏銅鏡做拓片，他曾受邀參加清華大學《漢鏡文化研究》課題活動，提供了論文《漢鏡分期研究》。在我去京都大學圖書館尋查資料時，他也為我提供了儘可能的方便。
一個好漢三個幫，再有就是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博物館一批年輕有為的學者倪葭、安夙、高文靜、高寧、麻賽萍、李新城、邱龍升、沈依嘉等，他們在歷史、文字、文學和文物保護等領域都有卓越的成績，同樣給了我不少幫助與支持。後生可畏，這也是讓我樂於見到和深感欣慰的。
編輯：王菁菁 校對：子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