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馬勒曾以李白、錢起、孟浩然的六首唐詩為題材創作《大地之歌》，1911年在德國慕尼黑首演後，成為西方音樂大師以中國傳統文化為載體進行創作的經典案例。
第一次指揮馬勒《大地之歌》後，餘隆一直有個想法，請一位重量級的中國作曲家寫一版《大地之歌》。
這個想法在2005年實現，作曲家葉小綱以同樣的六首唐詩為題材，創作了中國版《大地之歌》，頻頻被搬上世界各地的舞臺。
餘隆、葉小綱
2021年，上海交響樂團將與古典廠牌德意志留聲機公司（DG）發行第二張唱片，音樂總監餘隆將兩版《大地之歌》放進了同一張唱片，邀男高音布萊恩·傑德、女中音米歇爾·德揚演繹馬勒《大地之歌》，請低男中音沈洋、女高音張立萍演繹葉小綱《大地之歌》。
「把兩個曲目放在同一張唱片中比較非常有意思，就如馬勒是油畫，而中國作曲家往往是水墨畫，他們的音樂色彩是不同的，通過這兩首曲子可以看到中國人和歐洲人對於同一件事物的表達有什麼不一樣。比如在第一樂章和最後一個樂章，處理同樣的詩歌文本，馬勒的情緒表達很直接，而中國曲目的情緒表達比較含蓄。
餘隆說，DG錄製提供了一個文化對話的平臺，「當今世界有很多誤解，源自於對對方文化的誤解，也許通過這次錄製我們能引發一些關於文化交流、文化理解，甚至是文化誤解的討論和對話。」
唱片錄製工作已經於12月7日-12日完成，計劃在2021年「馬勒年」發行，以紀念馬勒逝世110周年。
餘隆和錄音師
鮮有人知道，上交從前期籌備到奏出第一個音符，一波三折，從歐美遠道而來的錄音師、歌唱家也像「取經」一樣，經歷了重重磨難。
「每天要面對好幾個壞消息，上午剛搞定，下午又來，半夜裡還來，那種對人的煎熬，心臟實在受不了。」上交團長周平感慨，這個項目最後能做成，有很多幕後英雄，「所有能想像到的坎坷和困難，每一個環節該出的事兒都出了，一個都不落。」
換人在錄製現場，除了兩位歌唱家，還能看到兩位DG錄音工作人員——克里斯多福·奧爾德、菲利普·克勞斯的身影。
因為疫情，上交首先面臨的是「進不來」的難題。有人建議他們在國內找錄音師和歌唱家，很快被上交否定了，「既然選擇跟DG合作，你就一定要用它的最高配置。」周平說。
錄音師克里斯多福便是上交反覆爭取來的結果，他是指揮大師阿巴多與DG合作的御用錄音師，資歷深厚。
「一開始，克里斯多福沒想來，DG打算派另一個錄音師。餘隆一圈又一圈打電話，做了很多說服工作，他最後同意了。」
錄音師到底有多重要？周平解釋，「大家以為錄音師就是把現場聲音錄下來，再做技術調整，真不是！像克里斯多福這種級別的錄音師，是邊錄邊調整，比如兩位歌唱家可能在德文發音上有口音，每一處他都會矯正，對你的音樂熟悉得不得了。」
女中音也換了人。原定女中音原本答應了來，等到隔離14天的要求提上日程，她又打起了退堂鼓。臨了，上交又得重新找人，但要找到滿足質量要求，還要DG確認，談何容易？
籤證明年是「馬勒年」，這張唱片將是DG在全球出的唯一一張馬勒唱片，意義重大。也因此，上交團隊意志堅定，卯足了勁，非要踩著點做成不可。
確定了人員後，就要趕緊辦籤證了，過程也很坎坷。
葉小綱、餘隆、男高音布萊恩
男高音布萊恩就辦了兩次籤證。原本，他想在維也納申請籤證，但去遞籤時，他才被告知要有奧地利的居留證，被拒籤了。持有美國護照的他，只得去紐約重新申請籤證，這一波操作完，時間上有點懸了。
「當時兩種方案：一種是放棄12月的錄製計劃，四個人缺一個，一樣錄不成，風險很大，不如改到明年3月，但如果歐美疫情再起第二波，還是存在變數；一種是，我們好歹做到這一步，大家頂一把！」周平感慨，作為決策者，他和餘隆在錄音這件事上，一路都在掙扎，「整個團隊都沒膽子去看impossible的這種可能，就一條路，把它做成！」
上交節目部高級項目經理左聖妮為此度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她不僅和四人隔著時差，還要像雷達一樣，時時跟著四人的信息走。
「每天早晨醒來都很緊張，因為打開郵箱，就有一堆不好的消息湧進來。」左聖妮說。
機票等男高音布萊恩、女中音米歇爾都出籤了，上交才能買機票，不僅貴，還難買，又夠說一籮筐。
女中音米歇爾
原本，二人定好了11月22日出發，11月21日一大早，左聖妮收到郵件，兩人的航班都被取消了。
左聖妮記得，她當天完全找不到美國直飛的航班，求助機票代理後，好不容易買到了從德國法蘭克福機場轉機的機票。
布萊恩是從紐約轉法蘭克福，再飛上海。上飛機前，他又遇到健康證明的問題，差點被卡住。
米歇爾是從丹佛飛芝加哥，轉法蘭克福，再飛上海。因為飛芝加哥延誤，她臨時改飛了休士頓，結果，從休士頓飛法蘭克福也延誤了。
米歇爾原計劃在法蘭克福機場做檢測，因為延誤錯過了，這又導致她沒趕上下一班飛機，在法蘭克福機場滯留了兩天。
後來和周平吃飯時，她詳細描述了這段慘兮兮的經歷：拿過葛萊美獎，這麼大咖的一位歌唱家，要在機場的冷板凳上過夜。
漢莎航空的一位姑娘看她可憐，一直幫她關注著機場酒店，有消息就馬上告訴了她。身高190釐米的米歇爾從沒住過這麼小的酒店，什麼都擠一塊，她必須蜷縮著身子睡覺。好不容易才有了房間，米歇爾勸自己，不要再冒其他險了！
晚了兩天，米歇爾才真正抵達上海，為了完成她的錄製，錄音師往後調整了一天離滬時間。
隔離兩位錄音師比兩位歌唱家先到上海，但從浦東機場降落後，他們的故事也不少。
隔離酒店在徐匯區，上交早早便將酒店名稱和地址發給了他們，但下了機後，兩人根本沒有區的概念，見了防疫工作人員便跟著跑，結果被拉去了閔行區。
「因為全程閉環式管理，他們不能走回頭路。拉過去了，手機沒電，wifi也接不上，他們就在酒店大堂等著，怕進去了出不來。」周平說，多方協調下，他們才把人接到原定的隔離地點。
後來，男高音布萊恩聽說了這個故事。有了前車之鑑，下了機後，他便舉著手機裡的徐匯區字樣，大喊：「我是徐匯區的，我要去徐匯區！」
「錄音師克里斯多福隔離時的感受，和我們春節待在家裡差不多。他每一天都過得很規律，我問是不是還有閱讀？他說是的！還看了平時來不及看的那些很難閱讀的書，開始做鍛鍊。」周平說。
經歷隔離種種，女中音米歇爾開始感恩生活裡的一切細節，形容這是她睡過的最好的床，這是她喝過的最好的咖啡，看什麼都很開心。
雖然波折重重，兩位歌唱家從沒有放棄、沒有回頭的想法，排除萬難也要來。
「藝術家今年特別艱難。像男高音布萊恩，本有機會在維也納本地演歌劇，結果歌劇院關門了，今年就沒演出機會了。所以，哪怕不是公開演出，只是錄音，他們也非常珍惜。」左聖妮說。
錄音結束後，餘隆對大家的狀態非常滿意，尤其是樂隊上交，十分給力。
殺青後的故事還沒完。女中音米歇爾回程的航班，因為機組有人核酸檢測呈陽性，又被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