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緯：離伊波拉最近的中國醫生
撰稿/李拓
來自甘肅蘭州的兒科醫生鄒緯，曾就職於國內某軍區總醫院，10年前公派尚比亞執行官方援非任務時，她偶然結識了「無國界醫生」組織，並於2012年正式加入，從此長期奮戰在衝突、疫病之地的醫療前線。今年8月28日，鄒緯主動請纓，重返遭受伊波拉病毒肆虐的獅子山，是該組織唯一一名在抗擊伊波拉前線工作過的中國醫生。回國休整期間，鄒緯醫生11月2日在北京接受了騰訊新聞專訪。
一直在一線
「我一直都是一線工作，去年10月份在獅子山開始工作不久，伊波拉出血熱就已經開始爆發了。」鄒緯對出血熱很熟悉，在伊波拉爆發前，她收治的病人很多都感染了比較特殊的地方性疾病Lassa出血熱。
「它的傳播途徑和伊波拉是一樣的，包括潛伏期、症狀都很相似，所以我有一部分這類的經驗應該可以用的上。」由於伊波拉感染和致死率過高，病人需要統一安排到專門的隔離點收治，因此在結束上一項任務前，鄒緯都沒有機會見到真正的伊波拉病人，「作為一個醫生來說有點好奇。」
伊波拉（Ebola virus）又譯作伊波拉病毒，是一種能引起人類和靈長類動物產生出血熱的烈性傳染病病毒，是人類有史以來所知的最可怕的病毒之一，危險級別超過愛滋病和SARS，目前尚未有任何疫苗被證實有效。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數據，目前已有超過13000人受伊波拉病毒感染，近5000人死亡。
滿懷好奇心和醫生的使命感，鄒緯在完成了長達9個月的援非項目回國後，申請重返獅子山抗擊伊波拉。今年8月，當「無國界醫生」新建在獅子山博城的伊波拉治療中心啟用後，鄒緯作為不二人選，第一時間被委派到一線抗擊伊波拉。
疫情爆發後，每周往返獅子山的國際航班曾大量停飛，僅保留布魯塞爾的一個班次。8月28日，鄒緯登上當時唯一的一班飛機，發現空蕩蕩的寬體機上，稀稀拉拉只坐了20多人。想到即將前往伊波拉重災區，鄒緯不但沒有任何恐懼，反而興奮地拍了張照片分享給朋友們：「哇，這是我有生以來坐過最寬敞的飛機！」
為何在非洲爆發？
目前，醫學界普遍認為果蝠是伊波拉病毒可能的原宿主。
「我自己都見過他們殺了猴子、鹿等野生動物在街上賣。」在非洲，很多人有進食野生動物的習慣，包括猴子、蝙蝠等等。
「非洲人很熱情，見了小孩都要抱起來逗一陣子，見面的時候互相擁抱問好。」鄒緯認為，當地人與人之間親密接觸的習慣，也是造成大面積傳染的重要因素。
「獅子山60%以上人口都是穆斯林，他們的喪葬習俗是人死之後，屍體要整個洗一遍再包起來下葬，因此家裡每個人都會接觸到屍體。」鄒緯介紹，伊波拉在非洲迅速傳播與當地風俗密不可分，以前歷次伊波拉的爆發都與病人的葬禮有關：「伊波拉病毒的傳染力越到後期越強，人死後，病毒在很長時間內仍能傳播。」
「無國界醫生」會派遣健康教育的隊伍和一些做調查的隊伍去到周邊的村鎮調查人群的感染情況。
疫情帶來的恐慌也不容小覷。目前，在賴比瑞亞和獅子山等國家，人們即使染上一般疾病也不敢求醫，當地醫護人員因擔心受伊波拉感染而不敢上班，醫療系統的崩潰，病毒的肆虐，造成越來越嚴重的醫療危機。
由於經濟條件有限，當地政府醫院只有一、兩部救護車，無法滿足運送運病人的需求。
「有一次，政府醫院打電話給我們說有11個病人要送來，等到第二天救護車才開過來，但車上只有5名病人，其餘6名病人可能已經不在了。」雖然長期在衝突、疫病之地的醫療前線工作，但鄒緯還是感到震驚：「剛到獅子山的時候，同事就告訴我，這個國家幾乎沒有自己的醫生。」
對伊波拉，世界上根本沒有專家
每天早晨，鄒緯和同事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消毒間200多雙帶編號的靴子裡尋找屬於自己的那雙「私人定製」，鄒緯開玩笑說：「這是每天最艱巨的任務。」
醫療中心給每位醫護人員定製了不同的靴子，「靴子大了病毒有可能會從縫隙進入，靴子小了長時間工作穿著不舒服，脫起來也不方便。」
伊波拉醫療中心的工作強度很大，每天12小時以上的工作時間裡，有3~4個小時醫護人員被PPE防護服從上到下包裹得嚴嚴實實。鄒緯回憶起，有一天下午特別熱，她第一次穿PPE防護服進入病房高危區，由於長時間高溫作業，她險些暈倒。
雖然會抱怨「天氣熱，穿著防護服就跟洗桑拿似的」，但在防護上鄒緯並不敢大意。
定製靴子、PPE防護服、頭套、口罩和護目鏡，裝備每次使用前後都會經過氯溶液消毒。在這樣的全副武裝下，依然有部分醫生和護士被感染。
7月，2名援非的美國醫生感染了伊波拉；在獅子山，5名感染伊波拉的醫生已有4人死亡；日前，「無國界醫生」的一名醫生返回美國後，查出伊波拉病毒測試呈陽性。
「無國界醫生」在一次說明會上提出「對伊波拉這樣的疾病，世界上根本沒有專家。」
鄒緯也有同感：「我們對伊波拉的了解也並不是特別清晰，雖然知道它是經過接觸傳播的，但即便我們穿著的防護服，儘量不接觸病人，仍然還是有風險存在。
鄒緯還是很樂觀：「現在並不恐慌，我還是很認真執行整個感染控制程序的。」
盡人事，聽天命
「孩子才來了3天就不在了。」重返獅子山，鄒緯接到的第一例病人是個6歲的小男孩，由於疫情爆發後床位越來越緊張，被收治的小男孩只能住在臨時帳篷中。雖然接受了治療，但男孩還是沒能撐過去。
「在Kailahun治療中心的時候，有一個8個月大的女孩，他們村子90%以上都感染了。她媽媽當時有症狀，經過檢測證實是伊波拉，過了三天，孩子也出現發熱。」回想起病人們不斷逝去，一向樂觀的鄒緯陷入了悲傷：「當時小女孩的情況還可以，我們都挺希望她能活下來的。整個醫療隊都很關心這個孩子，每一個人進到高危區時都會專門去看她一眼，給孩子餵奶、餵水、用藥，一起商量孩子的治療計劃。很可惜，孩子最後還是沒能活下來。」
從醫近20年，鄒緯見到的病人死亡案例一年都超不過5個，來到抗擊伊波拉最前線，情況完全不同了。
「我們收治的病人最多的一天就死掉了7個。」鄒緯喃喃地說：「只能用『盡人事，聽天命』來安慰自己。」
雖然伊波拉是鄒緯見過最可怕的病毒，而且至今沒有疫苗和特效藥問世，但她和同事們依然挽救回不少生命。
不久前，「無國界醫生」的Kailahun治療中心收治了兩名孕婦，分別懷孕7個月和9個月，「來的時候，她們肚子裡的孩子都已經死了。」
「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引產很困難，還會有大量帶病毒的羊水分泌物。」情況十分棘手，「無國界醫生」立即從Bo城的治療中心調來一名專業助產士，並特別設立了單獨的隔離空間做手術。幸運的是，手術很成功，鄒緯和同事們特別振奮：「挺高興的，這兩個孕婦後來都活下來了。」
據「無國界醫生」駐華代表安娜醫生介紹，「無國界醫生」在獅子山、幾內亞及賴比瑞亞共設有6所治療中心，接收病人超過5000人，其中3000人確診感染伊波拉，目前已有1200多人康復出院。
結束了為期一個月的前線抗擊伊波拉任務，鄒緯並沒有立刻返回中國。「我是10月底才回來的，因為還在歐洲呆了21天。」由於伊波拉病毒有潛伏期，她自覺在布魯塞爾獨居21天。目前已知該病毒最長的潛伏期不超過21天。
「考慮到咱們國內從來沒有見過這種疾病，也沒有相關治療經驗，組織認為把我們安排在布魯塞爾進行醫學監察，這樣來說比較安全。」
11月2日，霧霾許久的北京在一夜大風後重現藍天。午後的庫布裡克書店內，幾十名天南地北趕來的醫務工作者、志願者、學生和媒體記者圍坐在鄒緯身邊，靜靜聆聽她波瀾不驚地分享伊波拉一線的種種經歷。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在她眼裡似乎與以往的工作並無二致。有人問她是靠什麼力量堅持下來的，她回答的很堅定:「我享受被需要的這種感覺。」
—本節目由騰訊新聞與廣西電視臺新聞頻道合作推出—
無國界醫生曾於2007年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應對伊波拉疫情。圖中身穿防護服的醫護人員正在隔離病房中照顧疑似伊波拉病人。攝影/Pascale Zintzen
今年8月28日，鄒緯主動請纓，進入伊波拉病毒肆虐的獅子山，成為該組織唯一一名在抗擊伊波拉前線工作過的中國醫生。
無國界醫生工作人員進入高風險區前，都需要戴上面罩、口罩、手套，並穿上防護服。攝影/Morgana Wingard
兩名無國界醫生的醫護人員正將一名虛弱的患者送往凱拉洪(Kailahun)的伊波拉治療中心，該患者曾接觸過伊波拉病毒感染者。攝影/Sylvain CherkaouiCosmos
為了安全起見，每晚，所有在高風險區內產生的垃圾都必須被焚化。攝影/Julien Rey MSF
無國界醫生按照嚴格的程序對伊波拉患者死後的遺體進行埋葬，同時，患者家屬也可以旁觀全程，讓埋葬過程更有人情味。攝影/Martin Zinggl MSF
在塞拉裡昂，70歲的Amie（左）、26歲的Jattu（中）和她2歲的女兒Rosaline, 都挺過了伊波拉病毒的攻擊，由無國界醫生的健康教育團隊護送回家。手上獎狀大小的文件是她們的出院證明，證明她們已經痊癒，不會傳播病毒給別人。攝影/P.K. Lee MSF
Sianneh是無國界醫生在蒙羅維亞伊波拉治療中心內的第100位康復患者。她正手舞足蹈地慶祝自己出院。攝影/Caitlin Ryan M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