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超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治理的局限
「國家治理成效是政治制度優劣的試金石。當今世界仍然二分為『資』『社』兩大方陣，角逐較力、你追我趕。究竟何種制度更勝一籌，其他任何標準恐皆難讓人信服，惟有國家治理實績才有最終的說服力。」10](P109)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正是我國國家治理取得實績，並超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治理的關鍵因素。
(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治理無法協調自由與平等的價值衝突
歐洲文藝復興的最大貢獻就是把人從宗教道德規範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通過理性的價值工具，高舉「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重新發現個人的價值與幸福。追求自由與平等，是西方文藝復興的核心價值，也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兩大口號。資產階級思想家認為，自由是現代國家存在的先決條件。盧梭強調：「取消了自己意志的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為的一切道德性。」[11](P16)湯因比甚至指出：「沒有一種最低限度的自由，人就無法生存，這正如沒有最低限度的安全、正義和食物，人便不能生存一樣。」[12](P280)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理論核心之一，就是要實現權利的平等，才能實現個人的幸福。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不僅是追求自由的歷史，也是追求平等的歷史。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成為國家治理的基本原則，人與人形式上是平等的。
自由與平等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治理的兩大價值支柱。在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那裡，人在自然狀態下，是天然自由、平等的，自由與平等是人的自然權利，二者同等重要。自由與平等作為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等級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是資產階級共同利益和共同權利的表達。然而，自由和平等本身是一對悖論，絕對的自由意味著沒有平等，絕對的平等則意味著沒有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後，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追求自由競爭，反對政府干預市場，把政府定位為「守夜人」的角色，認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自由競爭一方面促進了經濟的迅速發展，但也逐漸導致企業兼併，出現行業壟斷，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其結果是引發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促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反思政府在實現平等方面的不足，凱恩斯主義事實上是平等價值通過國家的幹預得以某種程度的回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福利體系的完善是對平等理念的再次強化，但隨後發生的經濟「滯漲」又讓新自由主義思想成為主流。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標誌著新自由主義右翼主張的破產，西方國家開始加強對金融的監管。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競爭和發展，但如果不加以限制，也會導致社會的不平等。經濟危機的本質是產品相對過剩，也即因為貧富差距導致消費不足。正是基於自由與平等的內在矛盾及其在實踐中的衝突，學者對平等與自由的關係有了新的認識。
然而，直到今天，資本主義國家仍然沒有解決自由與平等的矛盾衝突。根本原因在於，它們倡導的自由與平等其虛偽性和局限性。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國家無法真正解決自由與平等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與平等是以抽象的人性論為基礎的，其對人性的把握不具有科學性。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與平等的立論基礎是個人主義，強調的是個人利益，追求個人幸福，實質上是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統治服務的。片面追求個人利益，強調自由競爭，反映了資產階級的貪婪本性，必然使人異化，把人變成資本和金錢的奴隸，使人從神的控制中解放出來後又受到金錢的控制，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實現，從而使其倡導的自由與平等最終流於形式。從自由與平等的關係看，自由追求多元，反對權威，而平等往往是弱者發出的呼喚，要求平等的主體之間並無平等可言。平等只能依靠一種超越平等主體的權威力量才能求得，這種權威力量在現代社會只能是國家。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機器掌握在資產階級手裡，最終只可能為資產階級服務，這就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無法實現真正的平等和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的平等和自由，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無法解決實質上的不平等、不自由的問題。貧富差距過大導致弱勢群體消費能力不足，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的深層原因。
(二)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成功實現自由與平等的和諧
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與平等理念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認識之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從生產關係的條件看待自由和平等的觀念，強調兩者歷來是具體的、相對的、階級的和歷史的。不存在抽象的永恆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道德價值追求不是先念的，它的性質和內容由一定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即經濟基礎決定。馬克思從「現實的人」出發，強調「只有當現實的個人把抽象的公民復歸於自身，並且作為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體勞動、自己的個體關係中間，成為類存在物的時候，只有當人認識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會力量，並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離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3](P46)。
馬克思主義高度重視在國家治理過程中實現自由與平等的和諧。恩格斯在講到國家產生時指出：「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14](P189)自由與平等相衝突的現實，使得國家的幹預成為必要。自由和平等絕不是自然存在的，也不是上天賦予的，而是人們通過實現國家的善治獲得的。自由和平等作為一種價值理念，其實現依賴於相應的經濟基礎，建立國家政權後才有條件確立有利於自由和平等和諧共存的經濟制度。自由和平等作為一種政治權利，其實現同樣依賴於國家制度對於公民基本權利的分配。由於個人競爭能力的差異性和鼓勵競爭的需要，自由必然會導致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在現代社會，國家擁有生存資源分配的權力和職責，只有國家才有能力大規模矯正嚴重的不平等現象。國家協調自由和平等價值衝突的能力決定著國家治理的成效，反映了國家的治理水平。國家是公民自由和平等權利實現的最後一道屏障，一旦國家主權受到他國侵犯，國家無尊嚴，個人的自由和平等也就失去了依託。
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家治理，為實現自由與平等的和諧提供了可能。「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作為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替代物的新型政治制度，被馬克思稱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第一次為了大多數人的政治制度，也是第一次提供了自由平等權利的物質前提的制度，當然具有根本優越於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正義性，是人類解放史上的飛躍。」[15](P212)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決定了國家治理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少數資產者服務。社會主義社會努力避免資本主義社會平等的形式性和虛偽性，力爭提升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實質的、真正的平等。社會主義社會也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切實保障人的基本自由，鼓勵人的創新，激發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使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得到切實的保障，具備實現自由與平等和諧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能夠在最大程度調動各種資源，去真正幫助生活困難群體，促進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實現。國家治理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能夠激發人民群眾在國家治理中的主人翁意識，強化國家治理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減少國家治理的阻力和障礙，形成促進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強大合力。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必然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使得國家在解決自由與平等的衝突過程中擁有強大的後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