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字又陵，又字幾道，今福建福州人。他天資聰明，13歲便以優異成績考入福州船政學堂，22歲又被公派到英國海軍學校留學，回國後目睹了甲午戰爭慘敗、戊戌六君子慷慨赴死、庚子賠款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激發了尋求救國救民道路的責任感使命感。他希望通過翻譯出版西學、效仿西方，達到救國於危難、救民於水火的目的。他翻譯、出版了以《天演論》為代表的多部著作，提出並倡議版權、版稅等理念，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翻譯出版思想，對後世乃至當今社會具有深遠影響。
一、嚴復的主要翻譯和出版活動
嚴復的翻譯和出版活動主要體現在其參與翻譯了一些曠世名著，編輯出版了這些名著的中文版。
1. 嚴復翻譯的主要名著
1898年至1912年，嚴復在翻譯界的成就和影響達到頂峰。其中嚴復於1898年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唯物主義者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它》進化論部分，並將其命名為《天演論》，闡釋了物競天擇的過程，提出了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規律，大力倡議立言立行、變法圖強。1902年，翻譯了亞當·斯密的《原富》；1903年，翻譯了斯賓塞的《群學肆言》和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1904年，翻譯了甄克思的《社會通詮》和孟德斯鳩的《法意》；1905年，翻譯了約翰·穆勒的《穆勒名學》；1909年，翻譯了耶方斯的《名學淺說》等等一系列名著成為我國翻譯界寶貴的物質和精神財富。[1]康有為評價說，雖未見過嚴復，但此君可稱西學第一人。魯迅更把《天演論》視作思想文化啟蒙書籍。
2. 嚴復的主要出版活動
嚴復是中國第一個倡導支付版稅的人。嚴復翻譯《原富》的年代，當時中國還沒有加入國際著作權公約組織，保護作者版權意識也不夠。1900年2月，嚴複寫信給時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提出書價銷售的部分利益應作為書者永遠之利益，進而要求《原富》以售價20%抽成，對支付版稅的具體方式也作了闡述。之後張元濟同意了他的觀點，嚴復不僅拿到翻譯《原富》的兩千元稿酬，還成為我國近代最早拿到版稅的作者。
嚴復也是中國第一個要求籤訂出版合同的人。1902年，為保護版權，嚴復上書吏部尚書、管學大臣張百熙《與管學大臣論版權書》，借鑑吸收《原富》勞動價值論，對儒家著譯於利無所取、以盡舍己為群之義等觀念進行強烈批判，倡議給予著譯人員相應的勞動報酬和尊重。1903年，嚴復出版《社會通詮》，與商務印書館共同籤訂了我國第一個關於出版的合同，確定了各自的權利與義務、版權歸屬和版稅支取等問題。
嚴復還是中國第一個使用作者印花的人。1904年，嚴復出版《英文漢詁》時，要求在書尾貼上「侯官嚴氏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作者印花，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將自己著作權印花放在出版物上的人。「版權所有、翻印必究」也成為中文版權聲明的規範用語。[2]
二、嚴復翻譯出版活動所產生的思想
嚴復翻譯西學、出版西學，是將文化觀點付諸實踐的過程，更是進行跨語言、跨文化交流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信、達、雅和法的翻譯出版思想。
1. 信：忠於原著，把握本義
信是翻譯和出版的基礎。每種語言使用的地域、環境不同，正確、充分理解原作所包含的思想內容、感情色彩、語言風格，客觀描述原文信息和旨意，準確編輯出版文章，確保不偏離原文、不曲解原作，是翻譯和出版的首要任務。嚴復指出，求其信、已大難矣，沒有完全尊重原著的要義，是當時翻譯和出版活動質量不高的關鍵因素。嚴復翻譯出版《天演論》時，試圖將自由平等引進道德領域，並沒有照搬照抄、全盤模仿，而是以信為基礎，結合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情，倡議西方民主政治。在翻譯出版過程中，將「economic」確定為「計學」，而沒有確定為經濟學或理財學，他認為古漢語中「經濟」的意思應該是經邦濟世，範圍過於廣泛，「理財」的範圍又比較狹隘，西方用語「economic」，在文言文中，譯為計學更符合傳統漢語的本意，與原著意思更接近。嚴復將「sociology」翻譯出版為「群學」而非社會學，因為當時「社」「會」是兩個詞語，各有不同含義，與「sociology」「society」聯繫都不緊密，只有「群」與之意思更相近。就類似於「革命」在中文原有表達中有武王革去一個王朝天命的意思，與「revolution」沒有一點關聯，因此，「revolution」定為革命更合適。由此可見，嚴復翻譯和出版作品更契合、更符合實際，更加可「信」。
2. 達：表達清晰，易於理解
達是翻譯和出版的宗旨。任何實踐活動都是有目的的，翻譯和出版的目的包括為讀者服務、傳播知識和文化等，如果翻譯和出版的作品語言表達不清晰，致使讀者理解不了或對傳播的思想不感興趣，就失去了翻譯和出版的意義。嚴復認為，只要翻譯抓住原文主旨要義，對譯文語句進行必要的刪減、變動、顛倒，將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內容進行詳細闡釋、論述，出版的作品才能夠吸引讀者。在翻譯和出版實踐中，他熟練運用了「達」的技巧。作品《法意》中，為了解釋原文「法、自其最大之義而言之、出於萬物自然之理」，讓讀者更好理解法是自然之理的緣由，他在翻譯出版中增加語句「天生萬物，有倫有脊，既為倫脊，法自彌綸，不待施設」[3]；為了有助於讀者理解「天天有理，形氣有形氣之理」，添加語句「形而上者固有其理、形而下者亦有其理」，在《天演論》中，把「unceasing struggle for existence」譯為「戰事熾燃，強者生存，弱者先絕，年年歲歲，便有留遺」，有時把原文改為若干個平列短句，雖然去掉了主從關係，但閱讀起來更加順暢，促進西學中國化，便於出版的譯著更方便讀者理解。魯迅高度讚譽嚴復的作品，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論》，連字的平仄都留心，音調鏗鏘。
3. 雅：豐富文採，適當修飾
雅是翻譯和出版的手段。嚴復對傳統的互相對應、枯燥乏味式翻譯持批判態度，極力推崇孔子的「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十分注重變換語言風格，講究美妙秀麗的文風、優雅復古的修辭，使讀者讀起來有趣、學起來有勁、悟起來有味，拉近翻譯出版作品與讀者的距離。嚴復生活的年代，學堂不多，文化普及程度不高，精通文墨的只有士大夫等少數上層人士，主流思想也大都產生於精英階層。只有對原作進行適當文字調整，採用精英階層喜聞樂見、易於接受的文言，譯文才能夠受到重視，進而傳播西方先進思想和自己的愛國情懷。因此，嚴復在翻譯出版西學時，基本採用精英階層所熟知並認為高貴的語言，即中文古文文言、秦漢文體。在嚴復看來，古文詞彙的表現形式比現代中文更靈活、更豐富，文採也更優美。《天演論》中有一詞「cretaceous」，單詞本義翻譯為白堊紀，屬於中生代最後一個紀，開始於距今1.3億年，結束於6500萬年前，其間地球表面尤其是北半球被大量由鈣質超微化石和孔石化石構成、極細粉狀灰巖的海洋沉澱白堊層淹沒。由於原文內容晦澀難懂，嚴復在最大限度忠於原文的基礎上，根據中西語言、文化、風俗等差異，適應時代形勢，對譯文作適當的保留、改動，採用「即它日河復，平沙無際，茅廬而外」三個短語勾勒出白堊紀的原貌，比喻得當，易於理解，文風優美。
4. 法：注重版權，立法保護
法是翻譯和出版的保障。戊戌變法失敗後，嚴復心灰意冷，準備專心翻譯西學。但當時出版界沒有法規約束，處於百花凋零的狀態，很多出版商家為圖一己私利，翻印盜版別人出版的書籍或文章，有時錯誤連篇、混淆耳目、危害不淺。對於翻譯和出版活動的組織，嚴復倡議設立譯書局，整頓當時混亂無序的翻譯和出版界，有效解決組織不力、翻譯選擇不當等問題，切實保護譯者版權。他在翻譯《原富》過程中，深受勞動價值論影響，他認為，翻譯國外書籍，引入西方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學知識的過程中，譯者付出了大量勞動，消耗了大量精力，理應受到重視、得到保護、獲得經濟收益，否則生活處境窘迫，無力更無心投入翻譯事業。[4]同時，他大力主張將翻譯書籍的質量、銷售數量與經濟利益掛鈎，讓譯者分享售書所得，調動作者的積極性，以此形成良性循環，不斷啟發民智、強國強民。嚴復的出版實踐和主張也為中國第一部著作權法的誕生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導。
三、嚴復翻譯出版思想的社會價值
嚴復雖離我們遠去，但其豐富的翻譯出版思想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今仍有重要的社會價值。
1. 回歸求真務實的本色
求真務實是反映了主觀與客觀、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它要求從事翻譯和出版人員，學習嚴復「信」的態度，遵循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客觀性原則，自覺按原文、原著、原意設計自己的翻譯，以探求真理、宣傳真理的精神從事出版事業。求真務實是一種道德操守，它不僅體現在翻譯和出版事業上，還體現在立身做人、矢志改革上，把求真務實當作道德品質來修煉，才能在各種價值觀念相互衝撞中，追求和堅守符合黨的先進性、符合社會發展進步的道德標準、工作準則。求真務實是一種實踐過程，求真與務實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推動、相輔相成。保持求真務實作風，既要有良好的願望動機，又要有實際的行動舉措。既要從終端上去看結果，更要從起點上去抓過程。
2. 弘揚傳承創新的精神
發展靠創新引領，創新靠理念革命，必須堅持從思想深處來一場徹底的頭腦風暴，驅散思想迷霧，置換陳舊思維，凝聚全新共識。當前，應著力破除四種傾向：一是破除命題化，防止就創新而言創新，把創新的理念貫穿到翻譯和出版活動的工作規劃、工作指導、工作落實全過程，不搞「標籤化」「招牌化」「形象化」，防止「兩張皮」，增強創新的自覺性主動性。二是破除功利化，防止為創新而抓創新，把創新的出發點落腳點放在推進翻譯和出版事業發展、提高文化傳播能力上，不搞「短期的功利主義」「庸俗的實用主義」，樹立正確的政績觀。三是破除神秘化，防止想創新卻怕創新，把創新的理念貫注給大眾、把創新的平臺搭建給翻譯和出版工作者，推動群眾創新、大眾創新、萬眾創新，既不搞「一窩蜂」的運動式創新，也不搞「不接地氣」的「假大空」式創新，增強創新的科學性針對性。四是破除單一化，防止抓創新卻難創新，針對「網際網路+」環境下翻譯和出版工作的特點規律，按照全要素的要求，要把創新內容拓展到新媒體環境下翻譯出版事業、國內外文化交流等方面。
3. 強化法規制度的約束
習近平主席強調，全面依法治國是關係黨執政興國、關係人民幸福安康、關係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問題。馬克思在《關於出版自由的辯論》中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普遍的、明確的規範，在這些規範中自由不取決於個別人的任性的性質，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在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近代中國，嚴復能夠超前提出翻譯版權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領先和進步性。當今，推進出版工作有序開展，申報版權、保護版權、用好版權，都需要法規制度的約束。如果沒有公平正義的法治制度，沒有法治的保證，任何努力都將會失敗，保護譯者的利益、保護版權就如鏡中花，水中月；沒有法治精神的引領，改革就會迷失方向；沒有法治信仰，文化傳播、文化引領就難以實現。
參考文獻
[1]曹媛媛. 清末「譯界泰鬥」嚴復的翻譯理論與實踐[J]. 蘭臺世界，2014（9）.
[2]楊冠英. 試論嚴復的版權觀[J]. 殷都學刊，2003（2）.
[3]高萬雲. 嚴復的翻譯修辭思想[J]. 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學報，2018（1）.
[4]艾俊川. 嚴復的版權保衛戰[N]. 文匯報，2018-05-24.
（作者單位：滁州學院）
本文載於《出版發行研究》2019年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