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在我國職工中佔近50%的比重，該群體有序、有效的政治參與事關社會穩定與發展。本研究以5家主流報紙為對象，對2011年有關新生代農民工的報導進行梳理，從傳播特點、現實困境和根源三個方面對該群體的政治參與進行了考察與思考。
新生代農民工是指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以後，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現階段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總數約在1億人左右，在我國2.3億職工中已經佔將近一半。[1]本研究從新聞傳播學和發展政治學的視角，對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現狀、問題進行了梳理和剖析，期望在理論上可以豐富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研究視野，在實踐上可以提升媒體的報導水平。
本研究以《工人日報》、《農民日報》、《北京日報》、《解放日報》和《南方日報》為研究對象，對5家報紙2011年有關新生代農民工的報導進行了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新生代農民工報導主題的統計結果顯示，涉及政治參與的報導量位居第五，雖不及對其子女教育、自身生活狀況、春運及人口流動和教育培訓，但高於就業、文化生活、社會各界關愛等的報導，政治參與不僅納入媒體的視野，日益被媒體所重視，而且反映出新生代農民工開始把進城務工看作是實現人生目標的途徑，不僅關注工資待遇，更關注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權利的實現。在102篇政治參與類的報導中，最能夠凸顯政治參與行為的是維權報導，但是，無論是34篇被司法部門或工會幫助下的被動參與，還是22篇農民工自己去法律援助中心尋求問題解決的主動參與，報導主體均以個人出現，都不是通過組織渠道去表達利益訴求。在11篇參加工會、7篇組建黨支部的報導中，內容主要是基層黨組織、工會動員新生代農民工加入組織，報導停留在淺層信息的通報狀態，而很少以農民工為主體，揭示他們在工會、黨支部中如何開展活動的報導。由此反映出，儘管新生代農民工人數眾多，但由於缺乏組織性，政治參與行為往往表現為一種個人化的利益表達。
（2）政治參與的領域逐漸拓寬，但主要集中在經濟維權方面從新聞報導看，新生代農民工不僅追求經濟權益，並且開始加入政治性組織，參與城市的公共事務和民主選舉，享有與城市市民相等的福利，甚至應聘公務員直接參與城市管理。「對大多數人來說，政治參與只是實現其他目標的手段。如果個人能夠通過移居城市，獲得地位較高的職業或改善他們的經濟福利等方式實現這些目標，那麼，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他們政治參與的替代物」。[3]考察樣本中有56篇屬於維權報導，佔政治參與報導的55%，從內容看都是在個體權益受到侵害時的維權行為，保障自己的利益訴求是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主要目的。在2010年全國總工會實施的新生代農民工調查中，當被問及「如果有機會參與城市的政治活動」時，以「反映農民工利益訴求」為目的的佔65.4%，以「為政府科學決策出謀劃策」為行動目標的佔9%，以「實現個人利益和價值」為目的的佔12.7%。[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56篇報導無一例外都是關於經濟權益訴求的。進一步證明，新生代農民工雖然願意參加政治生活，但限於自身條件和社會環境，其動機基本上是為了自身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
非制度化政治參與是在社會正常參與渠道之外發生的、違背現存制度規範的行為，表現為非法遊行、越級上訪、打擊報復、暴力對抗等。本研究中的《為討工資農民工跨省綁「老闆」》、《欠薪起糾紛街頭上演「全武行」受害者反成違法者》等報導即屬於此類。表現出參與動機的狹隘性、參與手段的極端化、參與過程的無序化和參與效果差、政治效能感低等特點。[5]導致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的主要原因是正常的參與渠道虛置或缺失，當其權益受到的侵害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可能以極端方式表達不滿情緒，表現為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行為。當年，關於第一代農民工「爬吊塔」、「堵路」以及「群體鬧事」等討薪方式的報導時常見諸報端，記得某報還以《200多民工手提大棒進校討帳》作為標題。在2010年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研究課題組的調查中，對於使用極端化、暴力手段維護權益持支持態度的農民工僅6.1%，[6]絕大多數農民工並不願以生命為籌碼來贏得社會同情。在權益受到侵害時，他們認為最好的解決辦法是打官司和聯合其他農民工一起反映，這就證明了為什麼在2011年5家報紙的1030篇報導中，僅找到4篇涉及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的新聞，新生代農民工參政行為的理性化已經成為大趨勢。
（4）少數新生代農民工嘗試通過新媒體渠道表達權益訴求大眾傳媒的放大功能往往作為政治參與的手段來表達公眾的利益訴求。隨著現代傳播技術的發展，網際網路已經成為一種新型的傳播載體，不僅可以作為快速便捷的參政工具，減少參政成本，而且可以實現傳受互動，增強參政的效能感。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對網際網路的掌握和利用日漸嫻熟，成為他們在政治參與上的一種新渠道。2011年12月27日的《工人日報》刊登了一則消息，70多名重慶籍農民工在山西務工遭遇欠薪，7名代表討薪時被打傷住院。事後，一名農民工將此事發到網絡上，引起重慶市總工會的高度重視，啟動城際維權機制，最終使農民工拿到了薪金。之前的12月15日該報還刊登了一篇《重慶農民工無奈「微博討薪」》的報導，重慶農民工劉仲凡被某裝飾公司拖欠1萬餘元，多次討薪不成反被打傷，同樣是農民工的女婿就利用網絡幫嶽父開通了微博，發表了對仗工整的17行「討薪詩」，並取網名為「討薪寒」，引起網民和有關部門的關注。此類報導數量雖少，但卻反映出，在利益表達機制不夠完善時，新生代農民工開始意識到，在網絡上發表意見可以渲染自己的不利境況，擴大社會影響的範圍，不僅在情感上可以獲得更多人的支持，而且能夠引起政府的關注，促進問題的解決。
政治參與是公民表達政治意願、實現政治權利的重要手段，參與的程度和參與的制度化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化程度和水平高低的重要標準。隨著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推進，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呈現出令人欣慰的一面，但也在媒體的報導中反映出一些問題。（1）參與意識的不斷增強和參與途徑的現實缺失之間的矛盾政治參與和公民意識的成熟、教育程度成正比。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是初中或高中畢業後外出務工的，個別的還有職業教育的經歷。教育程度的提高，使新生代農民工的權利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有了提高。我國的政治參與有四個途徑：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其中，民主選舉最簡單、最具代表性。目前，公民可以參與的選舉有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選舉（即村委會和居委會）和縣鄉兩級人大代表的選舉。城市是新生代農民工工作、生活的地方，參與城市社區居委會和城市人大代表的選舉，對於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和融入城市有著特殊意義，但實際上農民工參與二者的程度都不高。原因是，我國選舉登記實施的是戶籍屬地原則，按照現行規定，如果在非戶籍地參加選舉，須由戶籍所在地開具選民證明。也就是說，如果在城市參加選舉要提供家鄉的證明，回鄉參加選舉要支付因請假和往返的成本。本研究中有5篇農民工參加城市人大選舉的報導均來自廣東，報導廣州、深圳、中山等地在外來工參政議政，外來工融入城市等方面積極探索。而另外4家媒體卻沒有新生代農民工參加城市選舉的報導，反映出農民工的參政途徑急需完善。
（2）參與能力的不斷提高和參與制度的現實不足之間的矛盾政治參與能力是在現有條件下參與政治活動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能力。新生代農民工年紀輕，易於掌握新知識、新技術，特別是隨著信息社會的發展，他們對政治和社會的理解日漸深刻。我國公民參與民主政治、行使當家做主權力的制度主要有基層民主管理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目前，新生代農民工的參政活動主要集中在基層民主管理制度，體現在基層公務員、基層幹部的選拔和培養上。媒體關於該方面的報導並不多，有8篇是廣州、佛山、東莞等地選拔農民工作為基層公務員的新聞，另有1篇是四川廣元農民工當選鄉鎮幹部的報導。以上內容均屬於直接參與民主管理的參政行為，而通過居委會參與社區管理，或對公共事務提出意見和建議，這些間接參與社會管理的參政行為在媒體上則未見報導，這就說明，新生代農民工的參政面臨著「制度供應短缺」的問題，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存在著貫徹危機，並進一步派生出參與危機。
（3）利益訴求的與日俱增和表達渠道的現實不暢之間的矛盾1030篇新生代農民工報導內容涉及就業、生活、培訓、文化、維權、子女教育等方面，但其核心問題是利益的獲取和表達。當前，農民工利益表達的渠道遠不如其他社會階層暢通，當利益受到侵害時，或者當正常的利益表達不能通過有效的參與方式表現出來時，由於缺乏表達渠道，不滿情緒就會積聚起來，以至於引發無序的政治參與。關於新生代農民工街頭鬥毆、綁架老闆等「惡意討薪」和「過激討薪」的報導從表象上看是參政行為非理性化、極端化的結果，實質上是利益表達渠道的問題。當貧富分化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時，利益表達渠道的暢通就成為解決問題的基本要件。因此，我們不應當對利益表達諱莫如深，而應當用理性的、務實的態度，用有效的制度安排來規範和引導農民工的參政行為。提供暢通的表達渠道，宏觀上是國家調控內部情緒的重要手段，微觀上則是新聞傳媒承擔社會教化、引領社會輿論的責任。
整體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實踐中，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行為難免有時陷入困境，而造成困境的因素又是多元化的，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經濟發展水平影響著人們的政治參與狀況，因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主要政治差別，在於政治參與的規模和程度。在較富裕和較工業化、城市化的複雜社會裡，更多的人以多於他們在欠發達、農業的、鄉村、更為原始的經濟和社會體系下所擁有的方式，捲入政治中去」。[7]反過來說，薄弱的經濟基礎制約著農民工的政治參與行為。2010年新生代農民工即使通過加班獲得的月平均工資也只有1838.6元，大約為2009年深圳市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的47%，[8]新生代農民工每月所得僅能夠維持其本人最低生活水平，大多數人只能精打細算、節儉度日，但是，「堅持連續不斷的利益表達，其耗費是很大的，勉強能維持生計的集團和個人可能無力承擔。而且，如果集團沒有什麼政治資源，他們就可能會認為，利益表達，至少通過正常途徑進行表達，是一種希望渺茫的過程。」[9]當權益受到侵害，而制度化渠道無法滿足其訴求時，「要麼保持沉默，要麼是時而採取暴力的或激進的手段來使人們聽到他們的呼聲」。[10]
有序、高效的政治溝通一般是通過組織來實現的，「組織是通向政治權利之路，也是政治穩定的基礎，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11]目前，我國各階層各行業基本上都有一個自己的、政治性的常設組織，如工會、文聯、消協、記協、工商聯等，但是，農民工自己的組織卻始終沒有建立起來，只是鼓勵他們加入現有的各級工會。在11篇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加入工會的報導中，除了幫助農民工討薪外，工會還能為農民工做什麼實質性的事情卻鮮有報導。關於在務工地組建基層黨支部的報導共7篇，內容集中在基層黨支部的籌建工作，或者黨支部成立的意義，而黨支部為農民工黨員做哪些實事，如何在務工地開展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的，也很少報導。「對公民而言，涉入組織是其進行有效政治參與的重要途徑，公民以組織為中介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顯然要比分散的個人行為更能達到目的。個體化的分散的政治參與以其問題表達的個體特殊性掩蓋了問題的普遍性，並未真正達到影響政治體系以解決問題的作用」。[12]一些新生代農民工在遭遇侵權時，更傾向於求助親朋好友或者老鄉會，這種現象不可忽視，反映出從組織上保障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任重而道遠。
政治參與作為一種政治行為，既包含參政意識，也要有參政能力。相對於第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在思想水平和文化知識方面已有較大的進步，但是，當前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13] 「如果你覺得你的知識太有限了，不能有所作為，你就不大會介入政治。……如果你認為你的所作所為無足輕重，因為你無論如何不能有效地改變結果，那你就不大會介入政治了。許多重要的研究顯示，對個人能有所作為的信心與一個人政治介入的程度有密切的關係。個人的政治效能感越弱，他就越不會捲入政治」。[14]因此，對新生代農民工加強繼續教育和職業培訓是提高政治參與能力，拓寬政治視野的有效途徑。但是，分析了118篇有關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和培訓的報導之後發現，教育和培訓的內容多是求職技巧或各種職業技能，而對於法律知識、政策解讀等卻很少涉及，報導內容的單一性暴露出當前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的不足。拓寬、豐富教育培訓內容，不僅可以提升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能力，而且有助於增強其政治參與自信心，克服政治自卑心理。
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處理的好壞不僅牽涉到經濟發展的進程，而且影響著社會穩定的大局，有序、有效的制度化政治參與是社會穩定發展的內在要求和推動力量。增加新生代農民工與各階層之間的溝通，拓寬利益表達的渠道，才能有效減少非制度化參與的發生，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與協調發展。
[1][8]中國工運研究所：《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研判·對策建議》，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11 年。[2]王浦劬：《政治學基礎（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3][美]塞繆爾·亨廷頓、瓊·納爾遜：《難以抉擇》，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4][6]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農民工市民化——制度創新與頂層政策設計》，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11年。[5]魏星河等：《當代中國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7][美] 格林斯坦·波爾比斯：《政治學手冊精選(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9][10][美]加布裡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11][美] 塞繆爾·亨廷頓、瓊·納爾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12]麻寶斌：《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群體性政治參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13]全國總工會：《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工人日報》，2010年6月21日。[14][美]羅伯特·達爾：《現代政治分析》，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來源：政治傳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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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編：小菲
本期編輯：姜若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