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新生代農民工不滿城市卻又離不開城市

2020-12-20 騰訊網

新生代農民工:不滿城市卻又離不開城市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最新發布的《湖北經濟社會發展年度報告(2010)》顯示,在主要由「80後」「90後」組成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近七成人主要依靠「親緣」關係找工作,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生活滿意度並不高,但他們渴望融入城市,維權意識增強。報告建議我國完善以互信為基礎的新生代農民工社會支持體系。

當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總人數大約有1億,佔外出打工農民工總數的60%,他們構成農民工的主體。報告指出,只要我國還處於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中,農民就會源源不斷地湧入城市,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成為新一代的農民工,這一現象不會因為新農村建設的開展而停止。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成為影響我國城鄉統籌發展的重要因素。

——市場競爭力差找工作靠關係

在農業大省湖北,武漢是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主要地點,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在該市發放了500份問卷進行調查,64.3%的被調查者為男性。從行業分類看,44.7%的人在服務業,21.3%在製造業,12.6%為個體商販,12.3%在建築業,5.4%在交通運輸和倉儲業。研究人員還在酒店、工地和公司等地以座談和個案訪談等形式作為補充。

對新生代農民工務工狀況的調查表明,52.2%的被調查對象接受過技能培訓,可見新生代農民工較上一代農民工更注重提高自身技能,以便能立足於城市。在參加過技能培訓的人中,以單位組織的培訓為主,佔所有被調查對象的比例為38.8%,工作地有關部門組織的培訓比例為9.8%,家鄉政府組織的培訓比例僅為3.6%。

報告說,由於新生代農民工參加過的技能培訓多限於用人單位的短期崗位培訓,企業出於成本的考慮,很難為他們提供技術含量較高的職業培訓,而主要是較為簡單、上手快的操作性短訓。因此,大量新生代農民工只能進行低技術含量的重複性勞動,市場競爭力差。

由於技能水平有限,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水平難以提高。調查發現,雖然新生代農民工的年均收入為20000多元,但眾值不到20000元,也就是說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存在收入較高者,但大多數受訪者的年收入仍處於底層。與此相應地,新生代農民工的居住條件不甚理想,半數人租房住,三成以上的人住單位提供的宿舍。

現實與期待存在落差,導致新生代農民工有較高的職業流動性。67.2%的被調查者表示自己經常換工作,其中,42.9%的人換過2至3次工作,24.3%的人換工作超過3次。至於求職途徑,67.5%的人通過親戚朋友、同鄉、同事的介紹找到目前的工作,12.9%的人通過招聘會,6.8%的人通過職介所,4.9%的人通過報紙廣告,2.9%的人通過招工啟事。網絡成為新的求職途徑,1.8%的人表示通過網絡找到現有工作。

——生活滿意度差渴望融入城市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分別從職業、收入、居住條件、社會保障、文化生活、社會地位、政治權利和政府公共服務等8個方面測量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滿意度。結果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生活滿意度不高。

以7分作為滿分標準,被調查者給予職業的分數平均值是4.1,收入和居住條件的分數平均值都是3.5,社會保障是3.0,文化生活是3.6,社會地位是3.1,政治權利和政府公共服務均僅有2.9。新生代農民工認為工作和收入不穩定、工作競爭激烈、生活條件差、社會保障缺乏、本地人歧視、住所不穩定、亂收費和亂罰款、各種針對農民工的限制等,依次是他們在城市生活中最需要解決的困難。

調查顯示,當權益受到損害時,77.5%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求助。其中,兩成選擇將網絡作為維權工具,包括上網發帖發洩不滿或尋求幫助,這一情形隨著年齡的降低而增長。特別是在20至24歲的新生代農民工中,有29%的人選擇使用網絡,是25歲及以上年齡群的近3倍。同時,58.6%的人認為他們應該和城市市民享有同等權益,39.5%的人表示會參與所在城市的管理。

報告說,和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發展意識、市民化意識和維權意識有所增強,但實際與期望的落差使他們並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研究人員發現,基於城鄉居民制度性身份差別形成的一系列社會資源再分配,使新生代農民工形成了強烈的被剝奪感和社會不公平感。這種心理體驗和現實經驗共同降低了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

然而,超過半數的新生代農民工明確表示喜歡城市生活,六成人表現出較高的留城意願,不願意留在城市的僅有19.6%。在都市生活的影響下,新生代農民工對家鄉的認同和依戀有所降低。其中,5.2%的新生代農民工明確表示對家鄉的觀念、行為方式和生活習慣已經看不慣;對家鄉事比較關心的人數佔比由2007年的86.9%降至2010年的69.5%。

——社會支持體系有待構建和完善

報告說,新生代農民工具有較強的市民化意識,他們中的許多人期望成為「新城市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很大一部分是市民化問題,然而在社會政策調整滯後於經濟發展的背景下,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面臨的一個突出矛盾是強烈的市民化訴求和薄弱的自我能力。

報告指出,發揮社會支持的作用對於解決這一矛盾尤其重要。社會支持指「各種社會形態對社會脆弱群體即對社會生活有困難者所提供的無償救助和服務」。一個符合其特點的社會支持體系的建立和良好運行,能夠更好地維護新生代農民工的權益,幫助他們融入城市社會。

然而,目前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支持呈「內捲化」傾向。除求職主要通過投親靠友外,新生代農民工在社會交往中,和市民群體之間存在隔離,兩成人表示可以給予自己支持和幫助的朋友中沒有城市居民,四成人表示只有一兩個市民朋友。無論是物質幫助還是情感支持,非正式社會支持作用明顯,近九成人在困難時得到過家人的經濟援助和情感安慰,五成人獲得過同事和老鄉的幫助。相比之下,單位、政府和民間社團的支持力度薄弱。

造成上述事實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新生代農民工對就業、醫療等政策缺乏足夠的了解,只有兩成人表示知曉部分內容,導致他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難以利用這些社會資源維護自身權益,造成正式社會支持的低利用率;二是當新生代農民工希望融入城市生活的同時,發現自己被擋在城市運行體制之外,職業身份改變的同時,制度性身份依然未變,一些基層組織人員對農民工的排斥多於接納,管理多於服務。面對有形無形的排斥和不公正的社會待遇,新生代農民工更願意相信與自己社會身份相同的人。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專家指出,有必要建立和完善以互信為基礎的新生代農民工社會支持體系。為此,政府要進一步增強農民工政策的宣傳力度和執行力,讓他們確實享受到政策帶來的好處;社區要實施統一的居民公共服務體制,開展各種活動拉近新生代農民工與市民的心理距離,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進入社區生活圈、參與基層民主管理的渠道;各類群團組織要從解決具體急難事入手,體現社會公平與關懷,為新生代農民工暢通訴求渠道,增強其在權益保護中的話語權。(半月談網/記者 吳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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