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一篇名為《那個在西雅圖偷飛機的年輕人》的文章突然火了。
在西雅圖機場工作的年輕人Richard，靠著自己在模擬航空遊戲裡學到的經驗，偷偷將一架飛機開上天空，最終墜毀。
溫暖而有同情心、忠於妻子、關愛父母，是周圍人對Richard的評價，在此之前，沒人想到他會做出這個舉動。
「我想去看看那條背著寶寶的逆戟鯨。」
在與地面塔臺空管交談時，Richard說出了這樣一個理由。
文章下面，指責Richard是個心裡有病的瘋子，或是認為他的抑鬱傾向給別人造成了巨大損失等的說法比比皆是，「自己默默消失就好了，為什麼要影響別人呢？」
沒有人了解，飛機上那個年輕人，心裡究竟在想什麼。
而作者「假裝在紐約」寫道，「可惜的是，記者和評論家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出土耳其裡拉崩盤的原因，滔滔不絕地指點委內瑞拉的局勢，或者跑到最危險的新聞前線報導發生的一切。但這世界上再也沒有人能衝進這個29歲年輕人的內心，找出他當時真正的想法。」
Richard此般舉動的原因，我們不得而知。但這和每個人在人後不免會有疲憊、焦慮、無奈等的消極情緒，是一樣的。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的一項研究表明，20歲至30歲的人群精神壓力最高，他們成為各年齡段壓力之首。我國抑鬱症患者也出現越來越年輕化的現象。
如果那些被心理疾病壓垮的年輕人，迎面而來的不是疏導而是指責，他們還能找到更好的出口嗎？
抑鬱，好像是我自己的錯
中國心理衛生協會的有關統計顯示，我國抑鬱症發病率約為3%~5%。但這數字不包含沒有尋求治療的隱形抑鬱症患者。
據報導，我國每年約有25萬人死於自殺，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患有抑鬱症。
而在國內的抑鬱症患者中，大學生所佔比例正在逐年遞增。世界衛生組織曾指出，四分之一的中國大學生承認有過抑鬱症狀。
據北京青年報報導，就讀於北京海澱某知名大學的文科專業的小魚，從碩士確診為抑鬱症至博士畢業前夕，犯了三次病。最近一次在寫作博士論文期間，論文和就業的雙重壓力下，小魚連續失眠幾個月，身體狀態也越來越差。
「注意力下降，記不住東西，根本就寫不下去。吃過數十種抗抑鬱的藥，忍受過噁心無力、渾身酸痛的副作用，這些和抑鬱本身的症狀混在一起，生不如死。」
長沙某大學大三學生小禾，也是一名抑鬱症的受害者。
據中新網介紹，2016年，小禾從懷化來到長沙，充滿期待地踏入大學校園。不料，因環境適應、學習壓力等問題，半個學期後，她開始經常情緒低落，敏感多疑，時常一個人偷偷哭。
「當時我感覺班裡的同學都在孤立我，在背後說我壞話，感覺自己前途黑暗，甚至有想死的念頭。」小禾回憶道。
也許有人覺得這些只是個例。然而事實上，小魚和小禾的經歷，在高校學生中，並非罕見。
被誤解、更被忽視的群體
時至今日，仍有許多人對「抑鬱症」這個詞，懷有不屑、輕蔑，甚至敵意的態度。
2015年，華中師範大學心理學博士李鳳蘭以來自全國不同地區共2222名成年人為樣本進行大規模問卷調查，分析中國公眾對心理疾病的整體評價和態度。
結果發現，中國公眾對心理疾病的評價是患者表現怪異、行為難預測、整體糟糕、原因複雜、個體影響嚴重、處理困難、社會危害嚴重。
除了承受疾病本身帶來的痛苦，抑鬱症患者還要面對他人的偏見和誤會。
這樣的現象並不只出現在中國。在新加坡，國家人均GDP上升至世界前列後出生的孩子，被稱為「草莓一族」。因為在長輩眼裡，新一代的這些年輕人，多要被護著、捧著、嬌生慣養著，才能夠生存。
在日本，戰後經濟全面復甦，社會福利完善化、競爭壓力減小的平成年代裡出生的孩子，被稱為「寬鬆世代」。在老一輩看來，新一代的年輕人不抗造，一繃緊就斷。
無法換位思考、對自己無法理解的苦難嗤之以鼻，許多人對於抑鬱症的認知便是如此。
抑鬱症不被大眾所理解的結果，即是大量的患者被邊緣化，他們處境也往往被忽視。我國抑鬱症確診率遠低於國外，並不等於罹患人群少。
也就是說，原本全國抑鬱症患者就極可能比統計數據高出許多，但卻因為患者本人的缺乏認知沒能夠確診。
這樣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同樣是因為對疾病本身缺乏足夠的認知，據《經濟學人》估算，每年中國只有低於2%的酒精依賴患者選擇積極就診。大多數患者並不知道酒精依賴症也是心理疾病的一種。
而相較歐美的過高心理疾病確診率，世界心理學界的共識則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一直以來都存在心理疾病確診率過低的問題。
越抑鬱，越孤獨。
比生病更可怕的，是求助無門
雖然大多數高校都設有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心理諮詢室，但其工作模式常常滯後於學生需求，與高校生活的結合度、融入度都較低。
且不說原本教育資源就緊缺的二三線城市高校，就算是位於上海市的某一流重點大學，其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網站，最新一條的資訊更新，還停留在一年多以前。
該網站內為學生提供自助心理服務的模塊「心理知識」下，是一列更新於2012年的《大眾心理學》節選。而對於中心下提供一對一資訊的心理諮詢師的信息則無處可尋。
如果你是一名有心理資訊需求的學生，面對這樣匱乏、滯後的信息，你還會選擇向學校尋求援助嗎？
再看一眼國外高校的心理諮詢配置：
心理諮詢門類細分至包括「戀人諮詢」、「飲食紊亂」、「形象焦慮」、「酒精自測」、「宗教問題」、「性別性向諮詢」、「文化差異焦慮」等等。
這樣的差異並非個例，而是更大範圍問題的縮影。
截止至2014年，在中國就職的專業精神疾病醫生比總人口數，是1：10萬。美國是中國的十餘倍，而同一比例在日本則有20：10萬之高。
2016年，一份心理健康與心理專業服務報告顯示，我國心理諮詢師從業資格相對歐美過低，且實際從業門檻比行業標準更低。
在心理健康服務行業整體人才匱乏、專業化不夠的大環境下，高校能夠為學生提供的資源自然也會受到限制。
18歲的小霞是個愛笑的姑娘，她在大學的兩年多時間裡學習積極，經常參加社會公益活動。在老師、同學和父母眼中，她熱情、開朗，人緣也特別好。
然而，據三湘都市報報導，這樣一位可愛的女孩，卻在2017年4月的一個上午，從自家附近的湘江投河自盡。
無法相信、更無法理解這個事實的小霞家人，在讀了小霞留下的遺書後，才得知這個看似樂觀的女孩，已被抑鬱症困擾許久，但迫於周圍人的目光，而一直對外隱瞞。
隱瞞、逃避，是不少抑鬱症患者不得已的做法。
如若高校不能早日提供更體制化的心理諮詢服務，家庭、社會不能合力弱化對於抑鬱症根深蒂固的偏見，那這樣的悲劇難免不會再次上演。
只求這鬱結了幾代人的病症，能放過年輕人一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