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來源創業邦專欄黑板洞察（ID：heibandongcha），創業邦經授權轉載。
世界衛生組織曾提出，約四分之一的中國大學生承認有過抑鬱症狀。不久前，網紅李雪琴向媒體透露，自己在北大讀書期間罹患抑鬱症，在學校心理諮詢中心治療時，雖然她曾殷切地懇請心理老師為她保守秘密，但老師最終還是將她的情況告知了學校，致使她對學校心理諮詢中心徹底失去信任。這個故事，再次引起了公眾對於大學生抑鬱群體和高校心理諮詢工作的廣泛關注。
抑鬱症作為全球第四大疾病，患病人數呈現明顯的升高趨勢，近幾年，學生群體尤其是高校大學生更是成了「高危人群」。研究者對2009～2019年發表在各資料庫中的關於中國大學生抑鬱症患病率的橫斷面研究進行Meta分析，結果表明，近10年中國大學生抑鬱症患病率在8.00%～74.00%。大部分的時候，抑鬱症患者會感到悲傷、空虛、疲憊和低價值感，由於對抑鬱症等精神類疾病缺少科普，在公共語境下抑鬱症常被誤讀甚至汙名化。在大學情況就更加複雜，大學生可能面對學業、情感和人際關係等方面的問題，或者無法適應即將到來的社會角色轉換，更容易罹患抑鬱症，同時出於對被歧視、被退學的擔憂，在患病後往往選擇隱瞞病情，埋藏自己拒絕求助。
不久之前，國家衛健委辦公廳發布《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要求各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學生群體抑鬱症高發、官方政策重點關注開始讓高校的心理諮詢躍入大眾視野。
在我國，高校心理諮詢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起步期、探索期以及普及期。一般認為，1985年，上海交通大學益友服務中心的成立標誌著高校心理諮詢實踐探索的開始。
實際上，早期階段思政教育工作者在高校心理諮詢工作上展現出了極大的推動性與主導性，直至現在許多高校的心理諮詢室也是掛靠在思想政治教育部門的。1977年恢復高考後，思政教育仍是學生工作的重要內容，只是在這個階段，部分學生工作者看到了學生除了「政治問題」之外存在著許多「心理困惑」。只是在當時，尚未建立起正式的心理諮詢機構，實際上把心理諮詢作為思想教育的特殊形式，教育性高於「醫療性」。
從1994年開始，心理諮詢逐漸受到了學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重視。官方舉辦一系列重要培訓班進行人才培養，心理諮詢模式除了思政教育模式外也展現出了心理學模式和醫學模式。當時的一項調查表明，28所高校中開展專題講座的佔75%，開展團體心理諮詢的佔50%，擇業指導佔53.6%，開展團體心理訓練的佔53.6%，同時學術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
2001年，教育部發布《關於加強普通高等學校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見》，強調了加強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這階段，開始以行政化的手段在高校建立心理諮詢機構和工作制度，擁有專門的經費，心理諮詢師職業資格鑑定開始逐步推進。多數高校建立了心理測評建檔制度、對新生進行心理普查，大部分高校建立了門診諮詢，心理諮詢理念也開始大眾化。
高校心理諮詢發展至今，幾乎每所高校都設有心理諮詢中心或者心理諮詢室，但實際上其所發揮的效用仍十分有限。這種有限，首先是體現在心理諮詢師的數量與質量上。聯合國要求學校配備專職心理諮詢師的比例在1:500，在我國這個比例縮水至1:4000，而這還是文件要求的標準，現實情況可能更不樂觀，有在高校任職的心理老師反映：一周要上十幾節心理健康教育課，同時還要幫助前來諮詢健康問題的學生，實在分身乏術。另外，高校心理諮詢師晉升途徑也不明確，工資與體制外的同行相比缺乏競爭力。此外，不少心理諮詢老師缺乏臨床經驗，在面對患病學生時並不能遊刃有餘。2012年，一項針對上海地區高校的調查發現，70%的高校心理諮詢中心被掛靠在學生處等行政部門，在我國，「一人多用」、高校心理諮詢師兼職行政事務在高校十分常見。而這還是經濟與教育較為發達的上海地區，其他欠發達地區可能壓力更大。
同時，高校對心理諮詢中心缺乏重視與宣傳，很多大學生在畢業後都不知道學校心理諮詢中心的位置。有學者對河南某市175 名大學生進行了調查，僅有8.1%的大學生了解本校心理諮詢中心的地點和預約時間，只有35%的大學生是通過課堂或學校舉辦的心理健康活動獲取心理健康知識，高校的心理諮詢服務資源仍有不足或未得到充分利用，幾乎淪為擺設。學校的心理諮詢中心缺乏實用性，許多學校抓住網際網路東風，開始嘗試開發使用心理諮詢APP，但這可能尚且欠缺適配條件，且其並不能解決高校心理諮詢的核心問題。
高等院校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本意是將高校對抑鬱症的防治進一步細化，但仍引起不小爭議，而最大的爭議莫過於心理健康篩查與個人隱私保護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從學校的立場出發，學校自然希望學生積極配合，從而掌握學生真實的心理健康狀況，後續才能有效治療減少事故發生。但從個體角度而言，事情往往複雜很多，學生在面對心理篩查時，不少人存在牴觸心理。這種牴觸心理一方面是來自對隱私洩露的擔憂：「如果查出抑鬱症，會不會被老師和同學看作異類？」 另一方面，則是出於對高校心理健康篩查專業性的不信任。當前高校的心理篩查多以問答試卷的形式進行，選擇題居多，詢問學生的心情、睡眠等情況，但這樣的形式某種程度上給了學生「作弊」的空間——如果不想配合，那麼只需要在答題時隱瞞負面情緒就可以了。官方文件規定：「醫療衛生機構使用PHQ-9量表開展抑鬱症篩查」，但在實際應用中，高校選擇採用的心理測試量表並不統一，這就導致雖然每個大學生都有過入學填表測試心理狀況的經歷，但全國範圍內仍缺乏對於患抑鬱症的大學生數量的權威數據。
事實上，即使能順利篩查出患抑鬱症的大學生，要想真正有效防治抑鬱症，高校心理諮詢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阻礙患病學生積極治療的，除了橫亙在他們心中的病恥感，還有部分高校對待抑鬱症學生「簡單粗暴」的態度和處理方式。由於重症的抑鬱學生可能存在自殘或自殺傾向，所以當學生去學校的心理諮詢中心諮詢或治療時，心理老師出於預防事故的考慮，往往將學生情況告知上級和學生輔導員、班主任，完全忽略保密原則。而校方在獲悉後，通常會勸學生休學或通知家長將學生帶回家修養，學生被迫與原有生活作切割，甚至影響到升學和就業，這也進一步加劇了學生的牴觸情緒和焦慮心理。
知乎問題「那些因抑鬱症而休學的學生，後來怎麼樣了？」瀏覽量超過161萬，以下是答主嗚七七的回答。
實際上，只有極其嚴重的心理問題才需住院治療，輕微抑鬱完全可以積極治療的同時維持正常的學習和生活。但當前，暫且不論心理諮詢中心的老師是否有足夠能力治療學生的情緒問題，甚至對待所有心理「異常」的學生都是一套標準，所以有些時候，篩查的最終結果不但沒有「治癒」，反而更加「致鬱」。
高等院校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本身是提高對抑鬱症的關注，這顯然是一個好的開始，但其中還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除了明確篩查標準，當前高校對待抑鬱症學生過於簡單直接的處理方式顯然也會讓高校心理諮詢中心失去公信力。這不是「篩查」可以解決的問題，真正需要的是更加完善的制度與「人本」的細化解決方案。
參考資料：
1.2010年，張燕，高校心理諮詢的生成與發展
2.2019年， Lacan心理，高校心理諮詢師：領導，我們不是來打雜的！
3.2020年，健言，高校體檢篩查抑鬱症，個人隱私如何保護？
本文為專欄作者授權創業邦發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文章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創業邦立場，轉載請聯繫原作者。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繫editor@cyzon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