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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小說《三國演義》的影響，長期以來在人們頭腦中魏延是一個腦後長有反骨的人物，因其謀反而被諸葛亮所殺，似乎是罪有應得。雖曾有人替魏延撰辨冤文，但《三國演義》塑造的「反賊」魏延形象實在是深入人心，很難在世人的心目中抹殺。例如，四川成都的武侯祠是目前保留下來的重要三國文化遺址之一，祠內，除主要供奉諸葛亮塑像之外，還供奉著諸多蜀漢文臣武將坐像，總計達四十一尊之多。然其中惟獨沒有魏文長之像。
一、軍事奇才
魏延的出身和履歷不詳。《三國志·魏延傳》云：「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義陽縣(今河南信陽市西北)，屬東漢荊州之南陽郡。
所謂「部曲」，據《後漢書·百官一》曰：「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其餘將軍，置以徵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可見部曲本是漢代軍隊中編制的名稱。
東漢末年，以世家和豪族為社會基礎的割據勢力形成，割據者採取「部曲」這種軍事建制來組織自己的軍隊。《三國志·衛覬傳》曰：「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於是部曲便成了州牧郡守等割據勢力的私人武裝。
魏延以部曲隨劉備入川，其地位雖然不高，但卻是劉備軍中的嫡系，而絕非是降將(《三國演義》云：魏延本是劉表部將，後殺韓玄，降於劉備)。因其「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建安二十三年(218)，劉備用法正之謀，舉傾國之師，歷時歲餘從曹操手中奪得漢中郡。至此，三國鼎立業已形成。劉備自稱漢中王，表示與曹操分庭抗禮。不久，劉備返回成都，臨行前「當得重將以鎮漢川」。
為何劉備如此重視鎮守漢中的大將人選呢?因為蜀漢的基本統治區域是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巴蜀之地。漢中郡坐落在曹魏控制的關中和劉備統治的巴蜀之間，屬於兩大區域的交界之地。蜀國為了保障自己主要統治區的安全，有必要以「重將」鎮守漢中。
關於漢中的重要性，時人及後人多有論述。楊洪曾對諸葛亮云：「漢中則益中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黃權亦說：「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清人顧祖禹曰：「漢中府北瞰關中，南蔽巴蜀，東達襄鄧，西控秦隴，形勢最重。」曹魏若佔領漢中，將嚴重威脅巴蜀。
如建安二十年，曹操平張魯，「破漢中，蜀人震恐」。「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得安也」。反之，蜀國如果據有漢中，則不僅能夠保障劍閣、成都之安全，更能使其作為北伐之基地。對蜀漢而言，漢中的重要性並不亞於荊州。基於此因，劉備豈能不慎之又慎，作反覆思慮呢?劉備手下大將著名者有關羽、張飛、馬超、趙雲、黃忠。劉備對關羽最為倚重，但其鎮守荊州，不可能調離原來的防區。趙雲其時的主要職責為「掌內事」，即劉備以其「嚴重」而主管漢中王府中之事。
黃忠雖然勇猛，但畢竟年事已高。馬超威名顯赫，但因其是「羈旅歸國」的降將，劉備對其不甚信任。在此情況下，鎮守漢中的最佳人選自然是非張飛莫屬了。張飛素以劉備軍中第二號武將而著稱，其先前雖丟失過徐州，但進川後智降嚴顏，鎮守巴西郡時，大破曹魏名將張郃，堪稱是蜀漢一員智勇雙全的名將。而且「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但出乎眾人意料的是「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漢中太守」。
劉備置張飛才幹、情緒和全軍議論於不顧，而破格任用魏延，這不僅反映了魏延的軍事指揮才能不在張飛之下，也反映了魏延深得劉備的信任，故何焯評曰：「非君臣相信之深，何以能然。」效仿劉邦當年登壇拜韓信為大將的故事，劉備在拜魏延為漢中都督時大會群臣，並且故意在宴會上問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眾威壯其言。」
當然豪言壯語誰都會講，那麼魏延鎮守漢中的實際功績究竟如何呢?
其一，督營駐所。
魏延將其主力駐紮於南鄭，《三國會要》卷34《輿地一》漢中郡南鄭縣註：「蜀置，漢中都督屯此以為重鎮。」此城位於盆地中央較為寬綽的地方，西北距褒斜道南口不過數十裡，而儻駱道和子午道匯於成固後西行抵達南鄭才能分金牛道、米倉道兩路入川，因而是總綰幾條路線的樞紐，地理位置極為重要。劉邦為漢王時，曾以此為都，建立城池。魏延屯兵南鄭，既能借用舊有城池，又可利用交通樞紐的位置，在邊界有警時迅速赴救各方。
其二，實兵諸圍。
據《三國志·姜維傳》載：「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御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魏延採用的防禦戰略，是在漢中四周的山險要道以土木築「圍」，即以塹壕、圍牆為主體的營壘，外設鹿角，駐紮守軍，用來阻擋入侵之敵，不讓他們進入盆地內部的平川。魏延的這一作戰方案，為繼任者所沿用。
延熙七年(244)，曹爽率步騎十萬來攻，漢中守兵不足三萬，形勢十分危急，王平即於興勢憑諸圍阻擊，史載，「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其(指魏延)制。」結果王平阻擊使魏軍一籌莫展，寸步難行，若非迅速撤退，幾遭全軍覆沒之虞。魏延所修的諸圍依憑地勢，防禦堅固，極為有效地抵禦了魏軍的進攻。甚至在蜀國滅亡前夕，鍾會率十餘萬重兵雲集漢中，當地守軍仍能據圍堅守數月，直至成都陷落，劉禪歸降後，才停止抵抗。史載，蜀軍聞後主降魏，「將士鹹怒，拔刀研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胡三省註：「圍守，即魏延所置漢中諸圍之守兵也。」
總之，魏延鎮守漢中時期，兵力部署和防禦工事的修建都是合理有效的，他不負劉備所託，確保了蜀國北方門戶的安全。
到了姜維守漢中，他認為魏延的軍事部署，「雖合《周易》「重門'之義」，但只能保證不丟土地，卻不能大量殺傷敵人，於是他改變魏延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方針，放棄漢中外圍據點，將駐軍撤守漢、樂二城，採取堅壁清野，誘敵深入到盆地內部的做法，並認為此乃「殄敵之術也」。
對於姜維的此次調整軍事部署，歷代史家都認為是重大失誤，為後來漢中失守、蜀國滅亡種下了禍根。郭允蹈的《蜀鑑》論述的十分深刻：「蜀之門戶，漢中而已。姜維之退屯於漢壽也，撤漢中之備，而為行險僥倖之計，則根本先拔矣。異時鐘會長驅直入，曾無一人之守，而敵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鄧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見。嗚呼，姜維之亡蜀也。」
由此可見，諸葛亮選拔的接班人姜維的才能遠不如魏延，因為魏延守漢中凡十五年，漢中固若金湯，沒有放一個敵兵進入自己的防區。接任的王平完全按照魏延的既定方針辦，也以少勝多，在興勢打敗曹爽率領的十萬魏軍。而姜維輕易改變魏延的戰略部署，卻直接導致了蜀漢的滅亡。魏、姜二人軍事才能之高低豈不是一目了然!所以劉備在用人和識人上，確實要比諸葛亮高明得多。
魏延勇略過人，他馳騁沙場，所向披靡，可以稱之為善戰無敵。曹魏方面，除司馬懿之外，能與魏延匹敵者幾無其人。蜀漢建興八年(230)，魏延率兵，「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溪，延大破淮等」。
此次戰役，並無諸葛亮指揮，而是魏延單獨領軍作戰。對手郭淮乃曹魏關隴地區首屈一指的大將，號稱「方策精詳，垂問秦雍」。郭淮曾擊敗馬謖，「摧破廖化，擒虜句安」，即便是諸葛亮亦畏懼他三分，但魏延卻能「大破淮等」。此外，在諸葛亮的幾次北伐中，魏延也立下赫赫戰功。
《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載：「宣王(指司馬懿)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史稱司馬懿「畏蜀如虎」，這個「蜀」不單指諸葛亮，也應包括魏延在內。
以治軍而論，魏延「善養士卒」，與張翼德「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不可同日而語，而與關羽「善待卒伍」相似。以此觀之，魏延率軍能獨當一面，克敵制勝，治軍有方而勇猛過人，並不遜於關羽、張飛等蜀漢一流大將也。
二、詳論兵出子午谷得失
諸葛亮首次北伐，魏延提出了出子午谷、奇襲長安的謀略：「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林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唯有御史、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鹹陽以西可定矣。」諸葛亮「以為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因此沒有採納他的意見。
諸葛亮與魏延關於北伐路線之爭的公案，曾引起後世史家的濃厚興趣，為之而爭論不休。一些學者認為，魏延建策由他率精兵五千，負糧兵五千，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襲長安，諸葛亮率大軍出斜谷，趨長安會師，乃是「奇謀」，「如此，則一舉而鹹陽以西可定矣。」假如諸葛亮採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經成功，可惜諸葛亮謹慎得近乎膽小。
而另一些史家則支持諸葛亮「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的謀略，認為出子午谷雖是捷徑，但成功的可能性極小。其反對理由主要有四條：
一，子午谷道路險狹，危險係數極大，一旦魏軍伏兵卡住谷口，輕則勞而無功，重則全軍覆沒；二，夏侯楙未必會棄城而逃；三，就算攻下長安，也未必守得住；四，萬一失敗，兵力本來就不足的蜀軍損失太大。
那麼這四點質疑有沒有道理呢?我認為，無論從蜀魏戰爭持久的戰略角度，還是從這次戰役的本身來看，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子午道雖然奇險難行，但很少有人去做過實地調查，即使去實地勘察過，也不敢保證其路況和三國時代並無二致。魏延終究是蜀漢名將，他久鎮漢中，對漢中一帶的地理狀況了如指掌，所以他的判斷應該是正確的。
至於魏軍是否會在子午谷埋下伏兵，我們不妨查閱《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始，國家(指曹魏)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聲，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諸葛亮首次北伐帶有極大的隱蔽性和突然性，魏國不要說在軍事上，甚至在精神上都沒有準備。既然如此，那又怎麼可能在人煙荒蕪、崇山峻岭的子午谷中埋下一支伏兵呢?
至於第二條理由，「夏侯楙未必會棄城逃走，」也並不具有說服力。夏侯楙為曹魏名將夏侯惇之子，曹操以女清河公主嫁之。「文帝少與楙親，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持節，都督關中。楙性無武略，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徵，人有白楙者，遂召還為尚書。楙在西時，多蓄伎妾，公主由此與楙不和。」
可見，夏侯楙只知蓄伎納妾，聚斂錢財，憑藉「主婿」的裙帶關係而都督關中，完全是一個典型的膏粱子弟，衙內式的人物。魏延深知其人，故判斷「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是完全有道理的。
第三條反對意見是蜀軍「即使攻下了長安，也未必守得住」，這是最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夏侯楙乃膏粱子弟，素不知兵，以魏延久經戰陣，習於兵革，料敵審己，可謂是勝算盡握。況且，諸葛亮首次北伐，有十萬大軍，兵力「多於賊(指魏軍)」。此時趙雲、吳壹、馬岱等宿將尚在，關西胡羌可誘而招撫之，以為臂助。諸葛亮、魏延分別率領的主力與偏師會師於長安，然後奪取關隴，這樣八百裡秦川，「鹹陽以西」確實可以「一舉而定」。
其實，魏延之謀略成功是有先例的。楚漢戰爭時，韓信為大將，「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然後主力東出潼關，與從漢中向祁山的偏師配合成鉗形攻勢攻取隴右。高祖還定三秦，一舉而攻克關中。韓信用兵，看似弄險，其實是奇妙無窮。魏延所出之謀，化自韓信出漢中之策，而其勇猛又過於淮陰侯，有如此良將善謀而諸葛亮不能用，違先主遺命而用庸才馬謖，實在是令人嘆息不已。
第四點，「萬一失敗，本來實力就不足的蜀軍損失太大」。我認為，這實在是一個荒謬的理由。試問，古今中外哪有用兵打仗不帶有一點冒險性呢?袁曹官渡決戰時，曹操置自己的大營於不顧，率輕騎火燒有袁紹重兵駐守的烏巢糧倉，完全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後來鄧艾偷渡陰平，比魏延的計劃還要冒險，結果不但勝利了，並且一仗就滅亡了蜀漢。
更為重要的是，當時蜀漢國小力薄，無論是軍力、財力、人力均遠不如曹魏，以弱蜀同強魏打曠日持久的消耗戰、陣地戰絕非上策。諸葛亮首次北伐就應該攻敵不備，出奇制勝，一舉攻克長安，予敵以重創。以弱抗強，不出奇兵，靠穩紮穩打而取勝，古今中外無有一例。
其實，軍事謀略講究的是奇正相合，諸葛亮用兵只見其正而不見其奇。諸葛亮自認為「安從坦道」，即可「平取隴右」，所謂「平取」，其實乃是「穩取」之意。
但恰恰是這「穩取」使諸葛亮喪失了用奇取勝的戰機，形成了弱蜀與強魏在隴右對峙打陣地戰，中了曹魏的「致人」之術。實際上「平取隴右」乃舍敵咽喉之處，且一擊不勝反而打草驚蛇，等到諸葛亮第二次北伐時，曹魏在陳倉、關中等地已有重兵據守，關中遂不可再圖，魏延之謀再不可行。這就無怪乎魏延「常謂亮為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每閱史至此，不免掩卷而長嘆。
我以為所謂「魏延之策乃冒險，一旦失利，蜀軍損失太大，恐十萬蜀軍棄之死地、只輪不返」云云，完全是違反基本軍事常識的奇談怪論。因為即便魏延在子午谷中了埋伏，也不過損失數千人而已，而孔明攻祁山，失街亭，大敗於張部，所喪之師又何止萬人!
魏延文武兼備，勇猛過人。關羽、張飛、馬超等人去世後，他是蜀中唯一的一員超群絕倫的上將。諸葛亮北伐時，「蜀兵輕銳，良將少」。然對於魏延這樣一個難得的將才，諸葛亮卻始終不肯委以方面重任。「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
陳壽十分推崇諸葛亮，對其評價極高。但又雲諸葛亮北伐未能取得成功，是「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凌遲，大義不及邪!」對陳壽此言，我並不完全認同。眾所周知，蕭何佐劉邦成帝業，有韓信為將。但韓信本是一個胯夫，在項羽那裡亦僅是一個執戟郎中，是蕭何慧眼識英雄，向劉邦極力推薦，才使韓信登壇拜將，有了施展其才華的政治舞臺。
其實，魏延善於用兵，具有一流的軍事才能。劉備知人善任，他拔魏延為漢中都督，委以方面之任，已有培養魏延為蜀軍主帥的打算，但諸葛亮對魏延卻處處掣肘，不肯大膽使用。「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馬)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為部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
由此可見，蜀漢並不是沒有人才，但諸葛亮對魏延頗有成見，始終是疑而不用，這就失去了一個政治家應有的博大胸懷。如此一來，他的北伐大業怎麼能夠成功呢?所以，陳壽的「時之名將無韓信」云云，只不過是為「尊者諱」罷了。
三、魏延蒙冤而死
關於魏延之死，亦為一大冤案。《三國志·魏延傳》載，建興十二年，「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這是諸葛亮臨死前召開的最後一次高級軍事會議。但這次會議的召開卻導致了嚴重的後果。
首先，主帥病危，為了怕引起軍心動搖，只與少數人商定後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與會者，除自己親信之外，至少也應包括軍中最重要的高級將領。魏延時為前軍師，徵西大將軍，假節，領漢中太守，南鄭侯。而諸葛亮是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領司隸校尉，益州牧，武鄉侯。二人都假節，封侯。
可見，魏延在蜀漢的地位僅次於諸葛亮。而楊儀時任丞相府長史，費禕為丞相司馬，姜維任中監軍徵西將軍。以官位論，楊、費、姜三人之官職均不能與魏延相比。而諸葛亮召開如此重要的軍事會議，卻偏偏將魏延排斥在外，這難道符合常理嗎?
其二，諸葛亮雖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但並沒有安排誰為全軍主帥。只是「令魏延斷後」，姜維「次之」，在前後軍中間起銜接輔助作用。安排楊儀任何職事?不甚明了。看以後事態發展，似乎全軍上下都認定了諸葛亮讓楊儀暫攝全軍主帥之職。而事實上，楊儀並無蜀漢朝廷或諸葛亮臨終前的正式任命。楊儀統率全軍名不正，言不順，這就為魏、楊內訌張本，伏下了禍根。
第三，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這似乎已經內定魏延日後將抗命為「叛逆」。諸葛亮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無明文記載。
原因有三：
1、諸葛亮一生用兵唯謹慎，其原因是實戰經驗不足，故陳壽評價他「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魏延用兵一向主張出奇制勝，諸葛亮最大的顧慮在於，如若將軍事指揮權交給魏延，魏延就會違悖他既定的軍事路線，而按自己的作戰方略行事，這是諸葛亮不能容忍的。
2、諸葛亮在選擇官員，使用人才上，以「奉職循理」為標準，請看那篇著名的《出師表》，再分析他所稱頌、推薦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費禕，董允，蔣琬，姜維，向寵等人，無一不是符合「循吏」標準的人物。而魏延是一個「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將，他以韓信自詡，「常謂(諸葛)亮為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
劉備死後，諸葛亮獨攬朝中大權，「政事無巨細，鹹決於亮」，連後主劉禪都聲稱：「政由葛氏，祭則寡人。」而魏延卻時常不假以辭色，這當然招致諸葛亮的嫉恨。
3、諸葛亮排斥魏延是為他的接班人蔣琬、費禕、姜維掃除障礙。《三國志·蔣琬傳》載：「亮每言，公琰(蔣琬字)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
諸葛亮臨終之時，後主派遣尚書僕射李福詢問諸葛亮：「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諸葛亮答曰：「蔣琬之後，文偉(費禕字)可以繼之。」姜維是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歸附蜀漢的，諸葛亮對姜維一見如故，稱讚他「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並很快就提拔他為中監軍徵西將軍。
諸葛亮深知如若要使蔣琬、費禕、姜維順利地執掌朝政、軍政，魏延是一大障礙，因為魏延在蜀漢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時論必當以代(諸葛)亮。」為了排斥異己，諸葛亮不惜毀掉國之棟梁，欲將魏延置於死地。
魏延被害雖同諸葛亮有密切關係，但畢竟不是諸葛亮的臨終遺命，殺害魏延的罪魁是楊儀，當然費禕、蔣琬、董允等人也負有一定的責任。魏延與楊儀的矛盾由來已久，魏延驕狂，楊儀自負，兩人關係勢同水火。「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已鬧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對魏、楊衝突，諸葛亮是如何表態的呢?史載：「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
從表象上看，諸葛亮裝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樣子，「不忍有所偏廢」，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時，卻已經將權力和情感的天平傾斜到了楊儀一邊。魏延未能參與諸葛亮的臨終決策，又被安排為斷後將軍，這就等於授予楊儀以全軍的最高指揮權。
諸葛亮死後，楊儀「秘不發喪」，又命費禕試探魏延的意圖和打算。魏延對費禕說：「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魏延此語，若以官階而論則不為犯上作亂，若以公私而論則不為不當。對於蜀國而言，「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諸葛亮一人身死，便將兵臨渭水、逼近長安的十萬大軍撤回，棄北伐之大業，豈不是以私廢公。再則，諸葛亮死後，姜維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軍事才幹超過姜維，為何不能繼武侯之志，擔當伐魏重任呢?
另外，魏延官爵在楊儀之上，也根本沒有必要服從楊儀的指揮。正因為如此，魏延才「與費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他與費禕重新商量了治喪的步驟：誰護送諸葛亮靈樞回蜀，誰帶兵繼續北伐，兩人共同籤名，準備向部隊傳達。可費禕卻口是心非，尋求脫身之策，他騙魏延說：「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以此為藉口，「費禕出門馳馬而去」，並隨即背信棄義，助楊儀整軍退回蜀中。
等到魏延「遣人覘儀等」，才發覺上當，大軍已經「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魏延大怒，趁著楊儀行軍遲緩，搶先一步，「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魏延的意圖很明確，因楊儀掌握了全軍的統帥大權，故無法與之頡頑，只能趕回成都，向後主奏告事情原委。楊儀也不甘落後，於是二人都向劉禪上表，皆稱對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無主見的劉禪判斷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詢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
蔣琬、董允都是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與同僚關係一向不睦，「平時諸將素不同」，「當時皆避下之」，故而蔣琬、董允「鹹保儀疑延」。於是劉禪遂命「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準備討伐魏延。但不等蔣琬兵至，魏延已被楊儀所殺，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御延」。(按：何平即王平，其「本養外家何氏，後複姓王」。)
魏延為何不趕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勢兵力對抗楊儀呢?揣度原因，大概是劉禪派蔣琬討伐魏延的消息其已經獲悉，他已沒有機會入成都，向後主辨明事實真相了。在此情況下，形勢對魏延極為不利，被王平臨陣叫罵：「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魏延所部立刻軍心動搖，「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其實，所謂的「曲在延」也是表象，當兵的怎會知道上層鬥爭的內幕?他們只知服從劉禪和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楊儀這一邊，認為魏延是反叛，「士眾」不願再追隨他，也是很正常的事。可見，魏延部下這樣做和整個事件的是非曲直是無關的。
在「軍皆散」的情況下，魏延無奈，只得「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於是楊儀用腳踩著魏延的腦袋，嘲笑說：「庸奴，復能作惡不?」之後楊儀又「夷延三族」。一代名將魏延就這樣身死族滅，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
四、魏延冤死悲劇的原因
魏、楊內證以魏延徹底失敗而告終。從客觀上分析，魏延遭到諸葛亮多年的打擊和排斥，加上楊儀、費禕等人的忌恨，處境艱難，勢單力薄。從主觀上分析，魏延本人在這場突發事件中頭腦發昏，處置失宜，他不該輕信費禕，也不應在退軍途中燒毀主力部隊回歸的「閣道」，授人以「謀反」之柄，更不該「據南谷口」，以所部數千之眾去對抗楊儀的十萬大軍。這完全是以卵擊石，自不量力。
我認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韓信確實非常相似，即他善於用兵，是軍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卻顯得幼稚，缺智少謀，是一個低能。魏延死後七年，蜀人楊戲著《季漢輔臣贊》，給魏延下了這樣幾句評語：「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御，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楊戲肯定了魏延「臨難受命，折衝外御，鎮保國境」的功勞，嘆息他不能善始善終，指出根源在於他那「不協不和」、桀驁不馴的性格，這個評價是比較公允的。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所謂魏延「謀反」說，那完全是羅貫中捏造的罪名。陳壽對此已經下了結論：「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對頭楊儀倒似乎是「腦後長有反骨。」楊儀誅殺魏延後，自以為「功勳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屬。豈知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後主僅給楊儀一個虛銜，「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於是楊儀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
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費禕密報給後主，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於是後主將楊儀廢為庶民，儀「復上書誹謗」，遂下獄治罪，「儀自殺」。
楊儀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畢竟也甚為可惜，因為他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諸葛亮北伐時，「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谷，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蜀漢國小，人才較之魏、吳要少得多，諸葛亮生前用人不當，又不能協調好部屬的關係，死後導致蜀漢政權內的這場內訌，這對人才資源匱乏的蜀漢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勢必加快蜀漢的衰落趨勢。對此，諸葛亮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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