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松茸》:一本沒有參考文獻的民族志

《末日松茸》可能是2020年度國內最受關注的人類學譯著。這本書帶領我們穿梭於森林、市場、餐桌和實驗室之間，要求我們在世界的角落和盡頭正視混亂與共生。其散文化、故事化的寫法尤其讓這曲復調音樂能與更廣泛的讀者共鳴。

這篇文章就來自一位特別的讀者：顧曉清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她策劃了「薄荷實驗」圖書系列，主持了包括《末日松茸》在內的諸多當代民族志的譯介工作。曉清多次、反覆地閱讀這本著作：她的體驗裡既有跟隨作者筆觸的精讀細究，也有與2020年跌宕現實的超文本對話；有出自編輯視角和推廣用意的具體考量，也有對知識生產與學術共生的不斷反思。

編輯手記的前半部分與曉清在Corona讀書會的分享有所重合。如果你已經讀過上篇讀書會筆記「松茸的時日」，可以從本文的第三部分「重新成為讀者」開始閱讀；如果還沒看過筆記，建議讀完本文也前往回顧這期讀書會——在那裡，另外兩名講者從自身的田野研究與理論思考脈絡出發，為我們勾連出了另一片蘑菇世界。

本文轉載自結繩志。

文 / 顧曉清

編 / 葉葳

《末日松茸》（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是一本沒有參考文獻的民族志，所有的資料來源都編織在注釋中，與書的主體渾然一體。這篇編輯手記也想一反理論構架的解讀方式，代之以多次閱讀中發現的不同風景——也是作者在書中一直強調的永遠在生成中的景觀（landscape）——加以呈現。

這本書我大概讀了五六遍。第一遍是跟隨著作者。羅安清（Anna Tsing）生於1952年，是加州大學San Cruz分校的人類學教授，也是人類學界近年來最受關注的學者之一。文化人類學家傳統上擅長對人類社會及其文化進行分析，以及通過跨文化比較來分析不同人群、社會和文化間的關係。而以羅安清為代表的這一支人類學家則呼籲應該把「自然」也納入考量。也即，我們不僅要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要研究「人與自然」的關係。她原本只想找一個具有跨國色彩的研究標的物，結果松茸研究充滿了合作和意外，讓她上山下海、又從森林走進實驗室。這本書就涵括了美國俄勒岡、日本中部京都裡山、中國雲南、芬蘭（北部）拉普蘭四個不同田野點的見聞。

《末日松茸》作者羅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

羅安清選擇松茸，一方面因為松茸能夠忍受人類製造的環境失調、但又不可被人類規模化種植，這種跟人類的關係很是奇特。另一方面，它是曾在日本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在地食材，但隨著工業化對森林環境的破壞，逐漸在本國失去了立足之地，反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生長起來，再通過商品供應鏈返回供應日本國內；而如今不同的松茸排名估值又折射出全球貿易評估的多種形式。

在這個松茸故事鏈條上，作者把重心放在了被忽略的行動者——松茸採摘者身上，由他們串起了一系列事件和網絡，而中間商、買手、保值票市場、購買者等各個主體則通過不同的政治經濟技術規則聯繫、構造了松茸市場：不同於以往全球抽象/地方具象的兩分法，這些案例講述了各個具體因素的交匯。同樣，作者也打破了謀生優先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簡單的二元對立，展開了被戰爭記憶所糾纏的人生、森林砍伐、氣候變化等等復調的故事，這些不可能構成完美結局的小故事形成了這本書的節奏。

接著，作者離開前面的故事、離開商業線索，進入了與松茸相互纏繞的其他生命軌跡之中。這可能也是有些讀者讀著讀著開始困惑的地方。其實羅安清教授在這裡做出了預警，指出「這是在概念和故事之間建立起一道失敗之牆的結果」（p.190）。理論家們在概括出普世原則之後，期待其他人來填充「細節」，但「填充」從來就不是那麼簡單。這使得概念和故事之間被架起高牆，使得研究者們原本有意提煉的敏感意義也逐漸消失。我們習慣了把所有的知識實踐（包括我們的內省、神話和傳說、謀生實踐、檔案文獻、科學報告和實驗）分解成一個個單一的程序，但作者試圖幫助我們打開，打開一個分層的、異質的、由不同認知和存在建構的、可能相互交染的景觀：比如，由蘑菇展開的種間關係的知識；再比如，「幹擾（disturbance）」，作為一種工具，作為一種方法論。

菌根共生關係示意圖

真菌會（和細菌一起）消化巖石，創造讓植物生長的土壤，也會消化木材，將它們分解成營養物質，從而被循環利用於創造新的生命。所以，真菌能夠營造出一個地方的種間關係。真菌與植物菌根互聯，可以幫助森林在面對威脅時做出反應。這種物種和物種間共生的關係，對我們習以為常的進化論中的種間關係（捕食、獵物關係）來說是反常的——它們不是要消滅對方。長久以來，我們熟悉的是「自私的基因」，不需要合作者：遺傳基因仿佛是在自我封閉和自我複製之間，將生命不斷規模化，這就是韋伯所說的現代性的冰冷「鐵籠」。

但其實還有另一種「突變」：許多有機體只有通過和其他物種的相互關係才能發育。比如作者提到一種烏賊，必須在海水中遇到一種特定的細菌才能發育出發光器官。這個發光器官能夠模擬月光，將烏賊自己的影子藏起來躲避捕食者，看起來是個非常重要的器官。但幼年的烏賊不會主動長出來，因為它不一定會遇到這種細菌。這個事情充滿偶然。在這裡，物種間的相遇是一次次不同的事件，而不是一個內部自我複製的系統，無法標準化、規模化。共生是一種規則，不是例外。自然可能是在選擇「關係」，而不是選擇個體或基因組。對羅安清來說，真菌就是一種指南，它一直反抗著自我複製的鐵籠。共生關係需要遭遇、需要邂逅。我們則需要對其進行自然歷史的描述，而不只是數學建模。

夏威夷短尾烏賊只有在遭遇費氏弧菌後才能發光，圖片來源：Mattias Ormestad, National Geographic

人文主義者常常把「幹擾」和「損害」相聯繫，眉頭一皺拒之門外，但松茸的故事恰恰展現了生態學家對「幹擾」的看重。幹擾並不總是負面的，也並不一定是人為的。比如，是讓森林自我修復還是提供幹擾來幫助它？日本研究者就選擇了後者，他們提出通過製造混亂來幫助松樹，從而幫助松茸。把幹擾作為一個起點、一種行動的開端，反而可以看到人類和其他生物在塑造世界中的攜手共進。

幹擾和萬物並存，幹擾始終追隨著其他幹擾，幹擾是常態。提出幹擾的問題不會中斷討論，反而打開了討論景觀動態的大門——景觀本身是活躍的，是正在形成中的。羅安清指出，幹擾從來不是「是」與「非」的問題；幹擾指涉一種開放的、不定的現狀。幹擾是一項很好的工具，可藉此對全球/地方，專家/民俗的知識展開多種多樣的分層。[1]

第二遍和第三遍讀都是在校訂譯稿，與其他學者討論。羅安清教授在這本書中製造了不少新的概念，比如Entanglement是「糾纏」還是「纏繞」？Salvage的核心是「value taken without capitalist control」，如果翻譯成「殘值」不合適，那麼是「打撈」還是「攫取」還是「撿現成」？Contamination是汙染、感染、傳染還是……交染？Open ticket直譯「開放票」能理解嗎？這種「未平倉、未離場合約」怎麼表現出來？那麼是「兜底市場」還是「保值票市場」？Scalability是「可擴展」還是「可規模化」？如何把「scale up」的意思準確表達出來？……編輯讀書稿和讀者讀書的一個區別可能在於對細節的推敲，因為正是細節決定了文本的衝擊力與影響力。

 確定譯名：
簡體中文版的特殊時空

到第四遍讀是在做這本書稿的覆審，正是在三月疫情爆發之際。其實直到2020年3月，這本書的中文書名還叫做「世界盡頭的松茸」，當時已經看到對繁體版譯文的一些商榷，包括書名「at the end of the world」在這本書裡更多指向一種空間上的邊緣化，而不是時間概念。最終將書名定為《末日松茸》其實部分出於對現實的理解與考量。

回想本書英文版出版是在2015年9月，當時大家還未曾預見2016年11月之後世界的日漸撕裂以及新自由主義惡果的爆發，對書中強調的不穩定性、廢墟還沒有那麼強烈的感受。尤其，人們無法想像世界要如何從線性進步觀中抽離出來——畢竟，給高歌猛進的世界踩剎車是多麼不可能的事。而在簡體中文版準備出版的2020年春天，我們看到了世界的搖搖欲墜，仿佛末日來臨。書中的線索清晰地呈現在人們眼前：人類將其與其他物種的關係簡化為食用-可食用關係；人們不斷攫取資源，將空間異化成廢墟然後拋棄，再去尋找下一個可以為剩餘價值犧牲的地方或物種；大規模裁員反而可能讓金融市場彈冠相慶，正規僱傭、穩定工作成為幻想；人們寄予希望的那個沒有病毒的夏天不斷被推遲……《末日松茸》仿佛成為一份面前世界的說明書。

有一句熟悉的文學對白是「回不去了」，但我們真的想要回去嗎？實際上，20世紀的資本主義中，給了進步許諾和GDP無限增長的永遠在發展的經濟，是由低價豐饒的資源為代價的。在資源枯竭、氣候變化加劇的情況下，在所謂的「回去」之後是不是還要走那條路？如果眼看著是走不通的，那麼是否應正視這種「不穩定」「不確定」的狀態才是常態？我前不久看到澳大利亞學者David Jaclin在Klondike金礦做的採礦業多物種民族志研究，他研究氣候變化帶來的溫度上升和地質融化對採礦者的影響。當代採礦活動加速了分解（有機物、沉積、森林和北極生態系統的生長）和重新形成的過程（物質資本、流通、市場價值和資源增長）——這個研究看起來遙遠嗎？但想一想這半年翻番的黃金價格以及動蕩世界的對金礦業的索求吧，猛獁象的化石都可以讓我們心中一震。

 Klondike的採礦活動加速了地質變化過程，使得冰河世紀的古生物化石被暴露出來，淘金熱「意外地「引發了古生物學家的積極關注與研究。圖片為在該地被發現的猛獁象牙，來源：macleans.ca

如何應對不穩定、不確定的狀態呢？松茸和它的夥伴們啟發了我們：合作共生。不要僅僅追求自己的內生發展之路，而是依賴多種生計和環境可持續性的其他行動者。從那個時候起，我前所未有地覺得松茸這本書不應僅僅為學者、學術圈所擁有，而應該面向更多的受眾。它所激發出的對抗「末日來臨「的溫暖力量，應當傳遞更遠。[2]

合作共生不是簡單地描述一個「在一起」的狀態，而是包括人在內的不同物種聚集後之間如何互相影響、相互生成。學者哈拉維曾經提到「圈層性」（spheric）的概念，通常認為這個觀點來自於日本，森羅萬象（shinra bansho），指的是「宇宙中的一切」或者是「天地間的一切創造」，我們人類在其中只佔很小的一部分。這像一個把所有東西裝起來的袋子，是生命存在的世界，是所有的物種和物質，以及在天地間所有物質的相互聯繫。這是一種無差別的群體概念，這是根莖與塊莖之間充足的混雜（the rich mix of roots and rhizomes），擁有巨大的生物數量。這個觀點挑戰了一直以來西方科學中我們熟悉的區隔，迫使我們去思考一種整體上的糾葛。這種打破區隔的嘗試也可以說是一種同盟（alliance），就像學科之間並不需要接管對方才能一起工作。合作並不意味著你要融合所有的學科來製造某種新的混雜物。我們是盟友（allies）。事實上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堅持自己的學科，因為只有當我們有分歧並開始相互交流時，我們才能在新事物上面進行創造。

重新成為讀者：
關於知識生產的再思考

書出版之後作為讀者我第五遍第六遍來閱讀它。身處關注知識生產的群體之中，對書中提到的智識森林的協同打造有了更深的體會。文科類研究者往往單槍匹馬作戰；說到共同研究，一般會聯想到常由多位作者聯名執筆的理工科論文。《末日松茸》的日文版譯者就提到幾年前撼動日本的STAP細胞研究事件（小保方晴子的造假事件）。除了捏造數據之外，原本應該進行的嚴密的論文查讀也沒有進行，但更令人驚訝的是此次事件所披露的研究情況：經過細分後的論文各個部分由相對應的專家分別撰寫，然而參與者們卻並沒有掌握這項共同研究的整體情況，更遑論了解、接受意外數據。羅安清教授所期望的共同研究當然不是這樣的。共同研究的全體人員應該共同遭遇意外，即使會有倉皇失措，也要享受這種偶然性帶來的樂趣，同時這也會激發熱火朝天的討論。

其實這本書的形成過程也充滿了新鮮的實驗感。大概十年之前，羅安清教授和另外五位人類學、地理學學者以「松茸世界研究小組」（MatsutakeWorlds Research Group）的身份在American Ethnologist上發表論文，中間穿插筆名和真名撰寫的獨立段落，將每個人自身帶有的地方性知識轉化為方法的一部分。最終連綴起來的整體，完全符合期刊的規範性要求，理論框架、研究對象與方法、數據分析、田野反思和討論一應俱全，篇幅也控制在25頁以內。有意思的是，不同的聲音並沒有被消融，反而得到了展現。多重聲音就像復調小說一樣環環相扣、開放纏繞，而不同的田野地點之間也通過全球化商品鏈條的邏輯獲得了內在聯繫，掙脫了案例分析的傳統比較的窠臼。六年後，羅安清教授這本《末日松茸》英文版正式出版，提出這只是系列研究的一部分，「探險故事會從這一本延續到下一本」，除了這本民族志，還有其他文類包括隨筆和論文，甚至紀錄片《最後一季》，兼容了藝術和科學的實踐。此外，她還和一位法學家共同設計了一款末日松茸的桌遊Global Futures，包含了45張「創造未來」卡牌和18張「任務卡」，形成一個嶄新的說故事比賽。總的來說，這項研究以人類學家為首，生態學家、菌學專家、松茸相關人員（包括售賣和採摘松茸者）等參與其中，各類人員親赴現場多方研究討論才有所成效。從本書的敘述中，我們很難想像作者坐在研究室中獨自思索的樣子。相反，從字裡行間所傳達出來的，是作者在享受與各類事物的相遇的欣喜。

末日松茸概念桌遊

圖片來源：Tsing, Anna, and Elizabeth Pollman. "Global futures: The game." Histories of the Futur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5-122.

在「作為轉譯的科學」和「飛揚的孢子」章節中，作者對近年的學術研究提出自己的質疑。美國和日本的松茸學研究是相互疏遠的，中國的松茸學則被夾在兩者之間——雄心勃勃的年輕學者從來不讀日本的材料，認為那些是不懂英文的老一輩學者們的讀物。美國的研究方法已經在雲南為政策制定提供理論支撐，然而羅安清教授在實地走訪中發現雲南的森林和美國的松茸森林完全不同，倒與日本裡山有著相似的模式。然而，日本研究側重的「描述性」使其顯得不太有用，因為描述的特定場域需要根據不確定的遭遇進行協調，從而不可規模化；與此同時，美國研究正在試圖考慮如何研發出與可規模化的用材林相兼容的方案。

這樣的知識生產的對比並不在於爭論何種正確，而是要引出問題。作者在這裡再次提出了世界主義的學術研究要如何在不同的研究區塊中共同成長這一問題。當下學術過於細分，導致容易出成果的「穩健研究」四處橫行，而突破既有框架和方法的機會卻逐漸消弱。作者熱情洋溢地跟隨孢子出發，一邊觀察松茸能夠四海為家的路徑，一邊號召讀者打開固有想法，同去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我們熟知的種類，是在世界和知識創造之間的脆弱接合中發展出來的。種類總會不斷變化，因為我們總在以新的方式研究它們。即使它們看似流動不定，而且更加引發困惑，卻同樣真實。」把「種類」替換成「研究對象」同樣成立。知識生產需要眾人持續的協作打理，但這不是要變成一座循規蹈矩的花園，而是讓它能夠對一系列的物種保持開放，把他者的生命表現融入自己的生命中。尋找新的研究路徑的過程和尋找松茸一樣，充滿激情又保持沉穩。思想並不構成對世界的再現，而構成與經驗世界的「塊莖」式的共同生長即生成（becoming）。

在編輯這本與眾不同的民族志的過程中，我也感受到了這種相互纏繞和時有驚喜的生命軌跡。《末日松茸》的法文版譯者是一位散文家、歷史學者，同時也是一個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的編輯，在人類學、精神病學、認識論方向引薦了不少英文作品至法語世界。而他邀請的法文版序言作者Isabelle Stengers，是一位來自比利時的哲學家，她從化學轉向科技哲學，將德勒茲視為重要的哲學淵源；她也是哈拉維的法語譯者，思考不可逆性和宇宙作為一個開放系統的問題。他們經手的其他作品為我勾勒出一幅令人津津有味的「弦樂之網」。日本版譯者是一位地球社會學家，關注海洋生物，也關注「流動」和「再生」如何作為包括人類在內的多物種能夠可持續存在的動力。去年在北京舉辦的「追蹤末日松茸」展覽，也讓我聽到了藝術家群體對於「脆弱的平衡」和「有溫度的流動」的生動詮釋。

左圖為法文版譯本，右圖為日文版譯本

當我們去問羅安清教授關於中文版序言撰寫者的推薦人選時，她笑稱，你們自己定，只要別那麼學術化。沒錯，正如她在書中反覆提醒的，將科學與知識更廣泛地開放給世界歷史，掙脫出內卷的僵局，也許是學者們的當務之急。最後，附上我最近在編輯的一本《人類學的可能性》(A Possible Anthropology: Methods for Uneasy Times, Anand Pandian, 2019）中的一段引文，交匯到末日松茸的歷史中。

「我之所以被這些書吸引，是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相當廣闊而多元的領域。在最廣義的層面上，人類學是世界上各種存在的集合，可以有各種不同對於我們這個物種的理解。在周遭一切都逼著我們要更無情更犀利的時代，我們還能找到一種方法去更加寬容溫和地對待彼此嗎？」

「你會因為什麼而繼續留下來？」我問道。「你認為什麼可以使人類學更讓人願意堅守、更友好？」
「如果它還有可能變得更有協作感，」她回答說，「變成一個願意打破壁壘，願意去玩的領域。我們正處於邁向嚴肅終點的路上，也就是人類生存的終點。如果有這麼一段時間是我們還可以去玩，可以無所畏懼的，那麼就是現在。」

尾註：

[1] 這裡要指出的是，幹擾作為一種分析工具，需要意識到觀察者的視角，單一的評估幹擾的標準是不存在的。另外，物種也並非總是講述森林生命的準確單位。「多元物種」這個術語僅僅是超越人類例外論的替代詞。但是一個人使用什麼單位取決於他想講述什麼樣的故事。

[2] 另外，我們的圖書出版除了大家熟悉的書號，就是ISBN之外，還有一個數據是CIP，圖書在版編目碼（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number），這是一個按照中圖法分類的編碼。簡體中文版松茸現在已經被分到了F類「食用菌-供應鏈管理」，而不是通常社科圖書所在的C類或大文學類I類，用「世界盡頭的松茸」做書名，著實擔心它被視為是一種講邊疆蘑菇的生物書。我們希望「末日」兩字帶有的某種情緒可以讓它見到更多陌生的人文社科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