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文章在發表之前曾參評過一個博士生學術論壇，當時的點評老師對該論文的評價為：這是我近幾年看到的特別有意思的一篇文章。那麼就讓我從方法選擇的角度進入這篇論文吧。
目前，自我民族志在國內並非一種常見的研究方法。在CSSCI文獻庫中以此方法寫就的論文僅有十篇左右，更多的是對該方法的綜述或評價。而我覓得該方法實屬際遇。在一次閒逛深受「後浪」青睞的某視頻網站時，我發現了一位美國人類學教授講述自我民族志的視頻，該教授說這種方法可以用於闡釋自己的故事，這立馬勾起了我濃厚的興趣。對於我來說，自我民族志是一種潛在的新方法，但將「講自己的故事」作為一種學術方法又讓我踟躇不定。
隨後，我查閱了自我民族志的文獻，了解到自我民族志是對自我經歷梳理的質化研究方法，但這並沒有完全打消我對此方法合法性的顧慮。很多經典民族志教程都提到需要對研究對象進行至少一年的觀察，而我與自己相處顯然遠超過一年。如果說民族志是對外在於研究者的對象進行觀察，那麼自我民族志中的分析材料則是研究者與自己對話，並抽取和研究主題相關的自身記憶。在抽取過程中，學者應以自己的學術人格為研究背書，也就是不能只選取具有某種取向的材料；也不能故意歪曲事實以迎合預設的敘事。為了避免上述問題，自我民族志可以像民族志一樣引入交叉核實的視角和證據。這打消了我使用自我民族志的疑慮。下面需要解決的就是講什麼故事了。
在我的故事中，作為一個女性體育迷，經歷過以及正在經歷一系列身份困境，我對於體育這一個人愛好都不能完全自主掌控，這說明我受到隱形、日常、流動的權力規訓。我的生命體驗成為了支持關於女性體育迷受到權力宰制並不斷反抗權力的證據。這種思考也幫助我實現從生活體驗到理論視角的躍升。導師在了解了我的研究構想之後，推薦了郭建斌的論文《在場：民族志視角下的電視觀看活動——獨鄉田野資料的闡釋》，並告訴我在動筆之前研讀這篇文章，體會怎樣利用「個人—家—國」的主線串聯和闡釋獨龍鄉鄉民電視觀看行為中的權力控制，可是我並未得其精髓，而是將學習的重點放在作為方法論的自我民族志上，用方法論代替理論，造成了理論的真空，第一次嘗試失敗，這是對我關於權力的視角初衷的「背叛」。問題被指出之後，我又矯枉過正地塞入了過多理論，包括儀式傳播觀、場域理論、存在主義、社會詩學等，但是由於缺乏對「我的故事」所產生的研究問題，上述理論未能整合為有意義的系統，此時論文陷入了僵局。
正在愁苦之際，我再次回到深耕權力這一主題的路徑上。於是，我首先閱讀了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米歇爾·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闡釋學》），以期與大師本人就權力的觀念對話。然後，我閱讀了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sm in Philosophy（《劍橋女性主義哲學指南》），該書從哲學視角探討了女性主義。同時，我還閱讀了關於女性體育迷身份的專著Women Sport Fans: Identification, Participation, Representation（《女性體育迷：身份認同，參與和再現》），以了解文化研究範式中女性體育迷研究的主要理論和議題。
上述論文和著作幫助我勾連了研究對象和理論，也構成了本研究的理論脈絡和邏輯框架，其他文獻則從不同面向進一步解釋我的經歷和論證我的觀點，它們共同組成了本研究的學術來源。我將以這次適配理論線索的過程提醒自己，方法只是研究的一部分，無論多麼新穎，最重要的選擇標準是和理論一道為研究所用。
說來慚愧，編輯部讓我談談本研究與學術史的關係，我才有機會說明這其實是本文的一大不足。本論文指出：「該自我民族志的理論貢獻在於發展了對權力永恆性的認識，指出與權力相伴的反抗也是永恆的，是構成女性身份的重要路徑。」雖然女性體育迷在中國並非一個熱門研究話題，但是在國外卻有較多研究成果，確有研究指出權力抗爭是女性體育迷身份建構的重要手段。本文缺乏從學術史視角的考察，特別是本研究的地位和與其他研究的關係，這是這篇文章最大的遺憾。
當時，經過與導師的反覆討論和根據前期的理論準備，我最後確定的研究進路為「女性身份—女性體育迷—權力」，也是文章最後呈現出的研究脈絡，這也表明自我民族志應該為具有理論結構的學術敘事。就像找到打開驅動研究的鑰匙一般，論文修改才「柳暗花明又一村」。美國心理學家、女性主義學者吉利根（Carol Gilligan）指出女性身份被定位為照料者，這與體育的內在氣質不符。女性進而被認為異構於體育。即便有的女性突出重圍成為體育迷，但她們在體育迷群體中仍處於附屬地位。女性主義體育學者哈格裡夫斯（Jennifer Hargreaves）認為男女差異性將女性體育迷群體標識為「局外人」和「他者」。這展示了一幅福柯式權力結構的圖景。因為福柯認為認識權力關係需要通過對立的策略。而回看我所親歷的故事，除了並列的對立，還應該從科層的高低來考察權力。雖然這樣的研究指向缺乏宏觀的學術史視野，但是沿著特定理論邏輯仍可以析出亟待論證的理論創新和研究問題。不過，這也提醒我今後的研究需具備學術史意識。國外自我民族志教程介紹到自我民族志和其他個人化書寫的不同在於：（1）對文化和文化實踐有意識地評論或批評；（2）對現有研究的理論貢獻；（3）有意識地接受「脆弱」；（4）創製一種對觀眾互惠的關係以做出回應。以上要求構成了本文的方法論準則。
在文化意義層面，通過對我和我的家族成員在不同階段、不同場景中體育迷經歷的記錄，我提出了對父權制、階級差距、性別主義、媒介入侵個人生活等現象的批評。為了保證自我民族志的客觀性，我還交叉核對了其他信息來源，包括他人的記憶和我的數字印記等。在理論貢獻層面，本文試圖對福柯權力觀作出補充。在身份「脆弱」性層面，本文體現出我在家庭、同齡人、媒介場域中經歷的權力規訓和身份反抗。
我並不止於上述觀察和書寫，因為自我民族志還需要提供能由個人生命史推及群體乃至社會的有益經驗，也就是綜合方法、理論、具體研究實踐，得出某種價值追求。因此，在普惠意義層面，我提出了反抗實時「在場」應該是女性主義追求的樣態。對於生活在高度媒介化社會的現代人，我提出應該通過社會詩學想像力延展自己的生命意義和審美體驗。我認為價值的提煉是自我民族志書寫的一大難點，研究者應該以個人經歷橋接群體乃至社會生活，提出有益且基於論證的建議。但自我民族志範式之下的價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似乎難以擺脫主觀性，也許也正是這種主觀性給與研究一種人文主義光韻。
《體育與科學》編輯部與我約稿撰寫研究自述的過程也是我對這篇文章進行反省的過程。文章除上面提到的缺乏學術史的梳理以外，還存在以下不足，如：本文題目中給出了三個關鍵詞分別為媒介、受眾與權力，但價值反思卻只有針對媒介使用和權力抗爭；對社會詩學也並未透徹論證，且可能因為過於形而上而顯得有些牽強。
楊茜.媒介、受眾與權力：一個女性體育迷的自我民族志[J].體育與科學,2020,41(03):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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