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和企業管理經驗的不斷積累，立足中國企業管理實踐，構建本土管理理論日益引起學者們的重視。許德音和周長輝認為，應使用定性經驗型研究手段，立足中國背景創建新理論。徐淑英和張志學主張針對中國具體情況進行紮根理論研究，從而拓展現有理論或建立新理論團。民族志是人類學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定性研究方法，自其產生以來逐漸在管理學研究中得到應用。立足中國企業的管理實踐構建新理論，需要大量的描述性研究和闡釋性研究，因而民族志方法的應用十分必要。本文在分析民族志方法特點的基礎上，回顧總結了民族志方法在管理學研究中的應用歷程和主要應用領域，並結合我國管理學研究現狀提出運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中國企業管理問題的現實意義和具體路徑。
民族志是以田野調查為依託、運用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去獲知社會事實的一種實地調查方法。經過人類學家的不斷實踐，它己發展成為社會科學的一種重要的定性研究方法。早期的民族志主要來源於探險家、旅行家、傳教士和殖民地官員對異文化(other culture)的描述或記錄，科學民族志的形成歸功於Malinowski於1914-1920年間對紐幾內亞特羅布裡恩群島居民的田野調查川。
1914年7月，Malinowski作為不列顛科學促進會人類學分會的秘書出席在澳大利亞召開的第84屆年會，此後他三到紐幾內亞，在那個群島生活約兩年，考察當地居民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現象。他徹底掌握了當地語言，大部分時間住在村子裡，隻身開展田野工作。1922年他根據親身觀察和土著陳述的原始材料寫成了著名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成為民族志研究的範本。民族志方法具體包括田野工作、理解工作(head-work)和文本工作三個方面。田野工作是介入研究對象的生活，通過所見所聞理解研究對象特定行為的一種資料收集技術;理解工作是將田野工作及其各種代表性實踐概念化、情境化的過程;文本工作是將調查結果敘述出來傳遞給讀者的過程。
民族志方法的首要特點是在田野調查中通過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獲取事實。
參與式觀察是研究者生活於其所研究的人群中，參加他們的日常社會活動，觀察正在發生的事情，不懂就問。nowski認為，「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現象無法通過提問或對文獻進行推算的方式記錄下來，而只能在完整的現實中被觀察到。因此在田野調查中要密切接觸研究對象，觀察和記錄他們的真實生活和典型行為中那些無法測量的重要方面。
根據研究人員觀察環境的程度，觀察可以分為結構式和非結構式兩種。結構式觀察就像計算某些行為發生的次數，或某些事被傳說的次數;而非結構式觀察則是研究人員在其中不期待任何特定行為，僅在行為發生時進行觀察並記錄下來}7}339深入訪談是一種無結構或半結構式的研究過程。
訪談的結構化程度依據研究者與所需資料的種類而定。有些訪談按照嚴格的提綱提問，同一問題可以去問許多人，而有些則讓資料提供者隨心所欲敘說。還有一些只確定主要的問題和框架，談話是徹底開放性的，從某個主題開始逐漸發現資料提供者的興趣點，然後再集中展開，深入事實內部，獲得更多的細節知識。
在實際的田野調查中，要對數據進行比較並試圖把他們拼接在一起時，常常會出現信息裂縫和缺口，因而需要進行關鍵信息的訪談、生活史的收集、結構性訪談、問卷的組織到不有名的民族科學(ethnoscience)技術等數據收集工具以展開進一步調查，目的是交叉檢查從觀察和田野筆記的記錄中獲得的結果。
深入訪談與參與式觀察以及其他的數據收集技術相互印證，有利於查明各種相關現象的內在聯繫。如Uregory針對矽谷計算機公司的民族志研究，訪談了75位技術人員，所有訪談都做了錄音並逐字逐句記錄，觀察作為田野筆記予以記錄，並且各種文件如人事合同、正式的組織圖、公司哲學和歷史被收集作為當地文本(native texts)。通過對訪談、文件和觀察到的語言片段等數據進行內容分析(編碼和儲存)，將所有細節整合在一起並做出一致性的解釋。
民族志方法的另一特點是以主位分析和客位分析相結合的方式深入事實內部以探尋現象背後的意義。人類學中的術語主位((emic)與客位(etic)最初是語言學家Kenneth Pike提出的，用來作為音位(phonemic)和音素(phonetic)的後綴，它們是語言分析中熟悉的範疇，這些術語鬆散地區分了聲音結構，對聲音意義的分析區分為本地的和語言學的。主位指研究中以本地人為中心的導向，即局內人或人類學家所稱的資料提供者觀點。因此主位方法一般強調本地的或被調查者的範疇和意義，具體強調本地規則或被調查者行為。客位指外部研究者的導向，外部研究者有自己的範疇，通過它對象世界被組織起來。
Malinowski認為主位分析和客位分析都是必要的，二者具有互補性。「因為一些細微的特徵，只有在你感到新奇的時候才會留下印象，一旦熟悉就不會再注意，而其他特徵則只有在更好地了解當地環境後才能領悟。
所以，研究者要暫時忘記自己知道並且明白，只是把自己置身於人群之中，記錄下大量可靠且富含思想和感情的材料，這是客位分析;另一方面，研究者需要融入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加入到正在發生的事情中，理解研究對象的各種行為和存在方式，最終認識「他眼中的他的世界」，這是主位分析。
主位分析包含了分離並描述文化行為的概念性(ideational)元素，以及這些元素是如何聯合形成一個更大的模式(pattern)。主位分析將文化定義為意義系統，其目標是發現和描述本地人觀點或文化。
在客位分析中，研究者的文化提供了概念性框架，通過它行為被研究，然而難以期望研究問題或分析性範疇會遵守本地意義。所以，闡釋人類學的代表人物Ueertz主張，先入其內再出乎其外，首先以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去觀察，然後把文化持有者的感知經驗加以轉換，運用理論家們所熟悉的概括和表現方式進行闡釋。這樣研究者對資料的理解和解釋可以大體等同於本地人賦予資料的意義。
民族志方法在管理學研究中的應用起源於1924-1932年間進行的霍桑實驗。Mayo領導的哈佛研究小組在實驗後期將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應用到實驗研究中，開創了人際關係學派，為行為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20世紀40年代，隨著人際關係學派影響的逐漸深入，管理學家開始採用民族志方法研究組織與管理問題。到了20世紀70-80年代，民族志方法在組織文化研究領域備受重視。此後，民族志方法在管理學研究中的應用領域逐漸擴大(見表1)，其應用經歷了產生、發展、活躍、成熟四個時期。
1924年西方電氣公司在芝加哥的霍桑工廠進行的霍桑實驗，旨在研究物理因素對工人生產效率的影響。由於最初的照明試驗並未得到預期結論，研究者於是針對工資報酬、休息時間、工作日和工作周的長度，以及其他可能提高生產率的因素進行試驗。在整個試驗期間，不管是提高工作待遇如縮短工作日和工作周、在休息時間提供茶點，還是廢除上述的所有「特權」恢復原來的工作條件，工人們的日產量和周產量都持續上升。
1928年春,Mayo領導的哈佛研究小組來到霍桑，開始運用新的思路解釋以前那些不連貫的試驗結果。哈佛研究小組檢查了有關管理的傳統性假設，為檢驗工人態度的改變對於產量的影響，成立了兩個新的試驗小組:繼電器第二裝配組和雲母片剝離試驗室。實驗的研究方法與人類學家在前工業社會的小村莊中進行的田野調查類似，研究人員以觀察者身份進入實驗室，以日記形式詳細記錄每天所觀察到的群體行為。
在解釋這兩個小組的試驗結果時，研究人員認為，導致兩個小組產量增加的不是工資制度，而是士氣、監督和人際關係。接下來研究人員組織了大規模訪談，了解工人對管理當局規劃、政策、工頭的態度和工作條件等問題的看法。令人驚疑的是在訪談中工人想就規定提綱以外的事情進行交談，於是訪談人員在後期索性讓工人自由發表意見，每次訪談的平均時間也從30分鐘延長至1 —1. 5小時。訪談從1928年持續到1930年，訪談人數超過兩萬人。通過對訪談記錄的仔細分析發現，工人由於關心自己的個人問題而影響了工作績效。訪談計劃的結果是對監工進行訓練，使之在監督工作中能傾聽並理解工人的個人問題，進而確定影響工人生產績效的因素或事件，並設法予以消除。
在霍桑研究的最後階段，人類學家Radcliffe-Brown的學生Warner設計了揭示集體對個人影響的繞線室試驗，這個試驗選擇14名男工為研究對象，讓他們裝配中央交換機設備中所用的接線器，其中有9名繞線工3名焊接工和2名檢驗員，實行集體刺激工資制。
研究人員發現，工人們對於什麼是公平的日工作量有明確理解，他們自行限制產量，而且在工作中發展的團體協作和團體感情超過了講求「效率的邏輯」。於是研究人員得出結論，必須把每一個組織看成是一個社會系統，工人不但有物質需求，更有社會需要，管理人員應該在力圖達到經濟目標的同時，維持社會組織的平衡。因此，新的人際關係型領導者應該具備在正式組織的經濟需要和非正式組織的社會需要之間維持平衡的能力。
霍桑實驗開啟了管理學研究的民族志傳統，當時在霍桑工廠的觀察室使用過的觀察法和訪談法，在20世紀40-60年代逐漸得到管理學界的重視，其應用領域也從傳統的組織行為研究擴展到其他領域。這一時期有影響的研究是Mintzberg運用結構性觀察對5位總經理的研究。
Mintzberg的田野研究過程包括三個基本階段:原始數據的收集、對觀察進行記錄和對觀察進行編碼。對每個經理的研究在實際觀察之前收集原始數據，包括日程表中的會議信息、組織信息、管理者信息，對其本人、秘書或助手進行訪談，為實際觀察做準備。
在觀察期間收集兩組數據，軼聞性數據組成了特殊活動的資料，對關鍵或特別有趣的事件進行深入細緻的細節描述;結構性數據通過每天的活動日程、郵件和口頭聯繫收集，並相應做好時間記錄、郵件記錄和口頭聯繫記錄，每天晚上把記錄的這三種數據製成表格。研究完成後這三種數據被再次記錄，旨在形成精確、整齊、簡明的分類。對觀察中難以理解的現象，Mintzberg運用深度訪談法核查其內在聯繫，以取得一致性的解釋仁。
Mintzberg在總結自己的研究經驗時指出:「我們越來越感到需要親臨現場，並呆得足夠長以能夠理解正在發生什麼。短期內系統性數據為我們的理論奠定了基礎，然而，是描述性的軼聞資料使我們能夠構建理論。理論構建似乎需要豐富的描述，而豐富性來源於軼聞。我們在己有的量化資料中揭示關係的所有類型，但只有通過利用這些定性資料我們才能夠解釋他們，而解釋則是研究的的。
Mintzberg在運用民族志方法過程中創造性提出了「直接研究」(direct research)，它包括7個特徵:研究儘可能是純描述性的;研究依賴於簡單的方法論;研究儘可能是純歸納性的;研究從來都具有系統性的特質;研究用真實的組織術語來測量;研究從本質上確保系統性的資料由軼聞性資料支撐;研究設法將各種要素融合、集成於理想或純粹的某類結構之內。
20世紀70-80年代是民族志方法應用的活躍期，管理學界對組織文化進行了一系列的民族志研究。Ouchi和Pascale訪問了20多家日本和美國公司，從僱傭制度、晉升、專業化程度、控制、決策過程、責任、組織特點等方面比較日美企業的差異，提出了兩種不同的組織文化類型。
J型組織代表一個對「同質性」、穩定性和集體主義狀況相適應的模式，A型組織則代表一個對「異質性」、流動性和個人主義的天然適應模式。通過對比分析，他們把注意力轉向那些同時具有A型和J型特點的公司，對其進行重點觀察和訪談，提出了Z理論。
Peters和Waterman領導的研究小組對那些具有革新精神的美國公司進行調查，他們選擇了75家深受重視的公司，對其中大約半數的公司進行了認真、有計劃的觀察和訪談，對其餘的另一半公司則通過新聞報導和年度報告等間接渠道進行研究。研究發現，那些具有革新精神的最佳公司具有8種特性:側重行動並能貫徹始終;接近顧客;自主性和企業家精神;依靠人來提高生產率;堅持基本價值觀;堅持本行業務;形式簡單，人員精幹;鬆緊結合比。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民族志方法的應用進入成熟期，主要表現為民族志方法的應用領域不斷擴大，己發展成為一種廣泛運用的定性研究方法。Scandura和Williams對1985-1987年和1995-1997年兩個時間段發表於《管理學會學報》CAME )《管理科學季刊》(ASQ)和《管理學報》(JOM)三個期刊的所有論文進行分析，發現在各種研究方法的使用中，以原始數據收集為主的民族志田野研究佔居主要地位，分別佔到38%和40. 9 %。這一時期民族志方法主要應用於戰略決策、團隊管理、企業家社會資本、技術創新等領域。
Eisenhardt運用民族志方法研究高管團隊的快速決策，其對矽谷8家計算機公司的高管進行深度訪談和觀察，首先對CEO進行初始訪談，然後對高管團隊成員做半結構訪談，時間從90分鐘到2小時，每個訪談由兩個訪談員完成，遵循「24小時」規則完成訪談筆記，最後觀察公司的戰略決策會議和每周的高管例會，並從問卷中收集定量數據。該研究構建了高度變化環境下的戰略決策模型。Barke:對I,SE通訊公司的團隊管理進行了研究，通過每周半天訪問I,SE公司確定的關鍵資料提供者，並制定了深度訪談計劃。6個月後開始收集數據，通過深度訪談、觀察、與資料提供者交談等進行，同時收集公司的通知、傳單、簡報。對一個團隊做了4個月的密切觀察，做了37次深度訪談，訪談時間從45分鐘到2小時不等。該研究提出了自我管理型團隊中協調控制的演化過程模型。
對紐約市的23個婦女時裝公司進行深度訪談和現場觀察，研究企業家社會資本在公司間的分布，其研究樣本取自銷售額從50萬美元到10億美元的廠商，分析的單元是公司間的關係，用了5個月的時間訪談公司高管和員工，訪談是徹底開放式的，一般持續2至6小時，提出了社會資本分布的公司間網絡模型。
EdmondsonBohme和Pisan，對美國16家醫院進行實地觀察和訪談，研究醫院實施醫療新技術的過程，第一階段進行起始訪談，主要是熟悉技術和手術過程，第二階段用5個月時間進行了165次訪談，訪談對象是醫生、護士、管理人員等，訪談一般在30至90分鐘，提出了建立新技術慣例的過程模型。
民族志方法在管理學研究中的應用，對於推動管理學研究方法的多樣化和理論進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於我國的管理學研究而言，民族志方法的應用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管理學產生於工業革命時期的企業管理實踐，是一門實踐性科學。科學管理之父Taylor長期在鋼鐵公司從事車間管理，為了解決工人的生產效率問題，他在不斷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科學管理理論;Fayol長期任職於礦業公司，從30多年企業管理的實踐中總結提煉出組織管理的一般原則。他們的理論貢獻奠定了管理學發展的基礎，也奠定了管理學直面實踐、指導實踐、服務實踐的學科本質。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企業管理實踐積累了豐富的管理經驗，函須加以挖掘整理。然而，我國的管理學研究卻相對滯後，缺乏對現實管理現象的真正關注，如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和家族企業面臨不同的成長與發展問題，這些問題迫切需要理論指導，各類企業內部具體的戰略制定、決策、執行過程有何特點，函待進行系統深入研究)。因此，如何貼近企業管理實踐進行理論研究己成為我國管理學研究面臨的重大挑戰。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管理學界也主張管理學研究應該貼近實踐，並掀起了對兩種不同研究模式的討論。出色的管理學研究處於實踐和理論之間的核心位置，這樣的定位要求研究者採取超越單一學科的跨學科方法，並且利用與實踐者預先建立的合作關係，以確保資料收集和編碼的有效性。
這種方法被稱為模式2研究，它與傳統的純學術模式1的研究不同。模式1的研究問題是根據學術標準來界定的，它產生的知識主要是理論性的、可編碼的;模式2研究問題的產生則由知識的實踐性驅動，它產生的知識更具應用性。學術答案經常缺乏實踐意義，是因為被問的問題一開始就缺乏實踐相關性。提出有重要現實意義的問題，不在學術嚴謹性方面讓步才能產生最大價值。所以，管理學研究應該加強與管理實踐的聯繫，探討管理者關注的問題，以彌合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現象。
民族志紮根性的研究路徑對於推動我國管理學研究貼近企業管理實踐十分必要。民族志聚焦於「經驗性」(empirical)，它依據「我目睹」的理念，強調可靠性來源於特殊社會背景下個人的所見所聞和經歷。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論基礎來源於紮根理論，紮根理論主張研究開始於經驗層次而結束於概念層次，形成理論的最好方法是從資料本身而來，紮根性研究包括:未經假設而進入實地工作階段、描述發生之事、在觀察的基礎上就事情為何發生而做出解釋。
紮根性的理論構建意味著在系統性收集的實證數據中通過觀察到的模式來創建理論。這種觀點通常包括在分析過程中理論和數據之間的持續比較和根據理論需要抽取案例。持續比較意味著數據收集和分析同時進行，理論抽樣則是指接下來收集哪種數據的決策由進展中的理論來決定。中國40年的經濟改革和企業管理實踐積累了寶貴而豐富的案例數據，如華為的技術創新管理、阿里巴巴的商業模式、海爾的「人單合一」管理、聯想的多元化戰略，等等。
我國管理學研究應該倡導應用民族志方法對中國企業管理問題進行紮根性研究，以利於推動以中國為背景的新理論的形成。應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中國企業管理問題，要求研究者綜合運用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考察和總結中國企業管理的原始經驗。
首先，通過參與式觀察，記錄和描述企業的日常管理活動;對各級各類管理人員和一線員工進行深度訪談，了解企業日常管理活動的細節，獲得當事人的切身體會;收集與企業相關的二手數據，包括組織管理和運作的各種檔案文件，如合同、報告、內部簡報、宣傳冊等。
其次，從總體上研究與企業管理實踐密切相關的制度文化邏輯，將民族志數據的分析結果與制度文化邏輯進行對照，檢驗後者對前者的解釋性和預見性，研究民族文化對企業管理實踐影響的程度、途徑和機制。
通過人類學家的不斷實踐，民族志在20世紀的演進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專門的研究規範和程序，它通過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獲取事實，將主位分析與客位分析相結合以探尋現象背後的意義。民族志方法在管理學研究中的應用，不僅推動了管理理論的發展，而且豐富和完善了管理學研究方法。我國管理學研究需要運用民族志這一紮根性研究方法，加強對企業管理實踐經驗的描述、解釋和歸納，為構建以中國為背景的管理學理論奠定基礎。民族志方法對於我國的管理學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希望本文的探討能夠推動民族志方法在我國管理學研究中的深入應用。
由南開大學數量經濟研究所所長王群勇教授及其學術團隊主辦，旨在定期與大家分享計量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及軟體使用技巧，覆蓋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學科，同時還有乾貨經驗分享、熱點現象深度分析、高校專業剖析……為廣大學友提供優質學術內容，歡迎關注！▲長按二維碼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