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黑格爾：《黑格爾政治著作選》，薛華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28-30頁。
[2] 馬克斯·韋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顧忠華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75頁。
[3] 本文引用的《利維坦》，依據的是T. Hobbes, Leviathan, Richard Tuck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同時參考，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除獻辭和導言外，引用時具體到每一章的段落，段落號由筆者根據英文本添加，讀者也可以參考Curley版給出的段落號。
[4] 黑格爾：《黑格爾政治著作選》，第30頁。
[5] 本文引用的《論公民》，依據的是T. Hobbes, On the Citizen, Richard Tuck and Michael Silverthorne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同時參考霍布斯：《論公民》，應星、馮克利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引用時具體到每一章的段落。
[6] 涉及17世紀英國政體理論的研究，有關古代憲法的研究，參見J. G. A. 波考克：《古代憲法與封建法》，翟小波譯，南京：譯文出版社，2014年；麥可·扎科特：《自然權利與新共和主義》，王崬興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第66頁-73頁；有關神授王權理論的研究，參見John Figgis,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New York: Harper, 1965；有關以父權來論證世襲君主制的相關研究，參見施特勞斯：《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申彤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年：第五章；有關混合政體理論的研究，參見J. G. A. 波考克：《馬基雅維利時刻》，馮克利、傅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第十章；M. J. C. 維爾，《憲政與分權》，蘇力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第二章。這裡需要指出，菲爾默的《父權制》儘管寫作時間較早，但發表時間卻晚於《利維坦》。因此，它並沒有對霍布斯政治哲學造成直接影響。此外，正如菲吉斯指出的那樣，菲爾默基於《聖經》之上的父權理論非常特殊，既不同於傳統的父權理論，也與同時代的神授王權理論有別。
[7] 從17至18世紀的英國憲政思想史來看，混合政體理論始終是英國政治思想爭論的焦點，這些爭論最終促成了圍繞著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配或劃分的均衡政制理論和權力分立理論，並經由洛克和孟德斯鳩這樣的理論家影響到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參見維爾，《憲政與分權》，第二、三章。
[8] 本文所引用的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參考的是以下譯本：Aristotle, The Politics, trans. Carnes Lor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尼各馬可倫理學》參考廖申白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9] Curtis Johnson, The Hobbesian Conception of Sovereign and Aristotle’s Politic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6 (3), 1985, p.330.
[10] 正是這一點使霍布斯遭致了菲爾默的批評：「我希望這本書的標題不是關於共同—財富（a common-wealth），而是關於公共福利（weal public），或共同—福利（common-weal），這是被博丹《論共和》（De Republica）譯者小心翼翼地譯成英文的一個詞彙。許多無知的人被共和國（commonwelath）這個名字所誘惑而傾向於把它理解為一個平民政府，在那裡財富和一切東西都應該是共同分享的，傾向於在純粹自然狀態下均質化的共同體（leveling community）。」Sir Robert Filmer,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Originall of Government,」 in Patriarcha and Other Writings, ed. by Johann P. Sommervil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86. 有關菲爾默對霍布斯的這個批評背後，二人在思想上的實質分歧，可參見扎卡的專門研究：Yves Charles Zarka, 「Hobbes et Filmer: regnum patrimoniale et regnum institutivum,」 in his Hobbes et la pensée politique modern, Paris: PUF, pp. 253-268。
[11]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卷），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67-168頁；Montesquieu. 1989. The Spirit of the Laws, edited by M. Cohler, Basia C. Miller & Harold S. Sto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68.
[12]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ctor Gourevit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07-108.
盧梭還特別區分了僭主和專制者，把篡奪主權嚴格界定為專政，把篡奪王權界定為僭政。
[13] 有關霍布斯政治哲學的歷史語境的相關研究，可參見理察·塔克：《戰爭與和平的權利》，羅炯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年，第四章。
[14] 理察·塔克：《戰爭與和平的權利》，導言。
[15] Quentin Skinner, Visions of Politics, Volume 2: Renaissance Virtu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387-394, 中文學界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可參見劉訓練在拉博埃西、布魯圖斯：《反暴君論》（曹帥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的「譯校後記」中對「反君主派」所做的介紹。
[16] 馬克斯·韋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第74頁。
[17] 施特勞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第80-81頁；《自然權利與歷史》，彭剛譯，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196-197頁。
[18] 施特勞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第81頁。
[19] 施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第197頁。
[20] 施特勞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第78頁。
[21] 施特勞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第79頁。
[22] 陳濤：《從主人到代表者——霍布斯的主權理論的發展》，載於《北大法律評論》，第14卷第2輯，第318-325頁，另見Yves Charles Zarka, 「De la propriété,」 in his Hobbes et la pensée politique modern, pp. 172-196。
[23] 陳濤：《從主人到代表者——霍布斯的主權理論的發展》，第328-333頁。
[24]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pp.94-98.
[25]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p.95.
[26] 「野心使君主政體活躍而有生命。……榮譽推動著政治機體的各個部分；它用自己的作用把各部分連結起來。這樣當每個人自以為是奔向個人利益的時候，就是走向了公共的利益。」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卷），第25頁。
[27] 哈維·C. 曼斯菲爾德：《馴化君主》，馮克利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第196-202頁；M.奧克肖特：《<利維坦>導讀》，應星譯，收入渠敬東編：《現代政治與自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6-187頁。
[28]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卷），「著者原序」。
[29] 有關社會學對政治問題的批評，可參見筆者在另一處的詳細分析：陳濤：「法則與任意——從社會契約論到實證主義社會學」《政治與法律評論（第四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