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4日，日本研究所社會研究室邀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馮文猛研究員來所做了題為「英國社會問題和社會制度改革」學術報告。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報以及本所的相關學者出席了報告會。會議由社會研究室主任胡澎研究員主持。
馮文猛以16世紀以來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歷史脈絡為視角，系統梳理和分析了英國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和社會制度改革的歷程及啟示。
馮文猛指出，英國作為第一個工業化國家，在技術和制度層面曾深刻影響著人類的歷史進程。就福利制度而言，1942年的「貝弗裡奇報告」和1948年的NHS（國民保健系統）均產生過重要影響。因此以英國為研究樣本具有特殊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馮文猛認為，16世紀的英國，得益於世界範圍內貿易和資本的擴張迅速富強起來，但由此也造成了初期的貧富差距和流民等問題。英國政府為此在個人慈善、教會救濟和地方濟貧上做出嘗試，頒布一系列法令限制流民的流動，防止和緩解流民壓力、勞工短缺和因此導致的社會不穩定。其中，於1536年頒布的《亨利濟貧法》，標誌著英國開始以國家行為來著手解決社會貧困問題。這項法令包含了後來濟貧法基於其上的基本思想，實現了從之前純粹的懲罰性法令向懲罰與救濟相結合的轉變，在英國濟貧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進入17世紀，英國社會發生急劇變革。流民和貧民的不斷增加，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以及清教運動的展開對社會造成衝擊的同時，也在改變英國社會對流民和貧困問題的看法。在上述背景下，英國頒布了著名的《伊莉莎白濟貧法》（也稱舊濟貧法），對濟貧的管理、資金籌集等作了詳細規定，對濟貧法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規定，奠定了英國濟貧法的基礎。
18世紀的英國得益於圈地運動、工業革命以及造船與火炮技術的發達，迅速崛起，其濟貧法也隨之發生變化，表現為，開始強化救濟管理工作、建立斯賓漢姆救濟制度、實施濟貧機構以外的救濟，救濟對象也由個人擴大到整個家庭。
19世紀，技術飛速進步和貿易全球擴張使英國成為世界性帝國，但內部也充滿一些社會危機——機器代替手工勞動導致大量手工業勞動者失業，日益貧困化。社會問題倒逼英國政府實施「新濟貧法」。其核心內容是建立濟貧法委員會、建立濟貧院，管理各級濟貧法管理人員。
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社會問題的嚴重程度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除貧困問題，失業、健康和老年等問題也日益嚴重。在這一背景下，英國開始分別建立各領域的保險制度，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由此得以建立和發展。1908年，英國議會正式批准養老金法案，明確規定了英國國家養老金制度的普遍性和免費性原則。隨後又頒布《健康促進法》、《國民保險法》和《失業保險法》等法案，由此構建起以社會保險制度為核心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
20世紀中後期，受經濟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等的衝擊，英國的社會問題繼續呈現嚴重化趨勢，失業和貧困問題再度引起關注。尤其英國思想界在反思傳統政策過程中，逐漸傾向於凱恩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者提出的一系列促進充分就業和發展社會保障制度的主張。其中，貝弗裡奇報告的發布及其主張的福利國家的興起，奠定了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基石，具有劃時代意義。
從2013年開始，英國啟動了二戰以來力度最大的社會保障改革，規制社會保障津貼，統合各類社會福利金、不斷完善 NHS等。
關於英國當前面臨的主要社會問題，馮文猛指出，貧困問題、教育分化、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和社會分層、醫療和養老體系的不完善、社會發展與政策變遷以及社會福利體系變革帶來的負效應是主要矛盾焦點。
談到經驗和啟示，馮文猛認為，英國成熟的制度和思辨方式、持續創新對經濟的推動、發達的公共服務體系、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格局、農業和自然生態保護的統一、完善的村莊設施和社會治理以及對生活方式、生活品質和社會建設的重視對中國未來的社會治理與社會制度改革可能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