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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季冰
在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史研究領域具備深厚功力的本·伯南克，看起來不是一個芝加哥學派的信徒。面對「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的全球金融危機，他顯然忘記了令人尊敬的貨幣主義大師彌爾頓·弗裡德曼的教誨：政府應該謹慎而明智地控制貨幣發行量。
11月3日，美聯儲啟動了第二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QE2)。由於美元所處的全球儲備和結算貨幣的地位，這種實際上就是開動印鈔機的政策必將引發全球流動性泛濫和新一輪美元持續貶值，進而造成世界性的輸入性通貨膨脹，並損害其他國家的出口競爭力。因此，它甫一出爐就招致了許多國家——尤其是增長迅速的新興經濟體——的大聲抗議。
對於中國而言，除了與其他新興市場面臨的熱錢湧入、資產泡沫和通脹壓力等共同問題外，還將單獨面對一個特殊問題：作為美國的最大債權國，美元的大幅貶值將直接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嚴重縮水。
一
很明顯，是將近10%的高失業率和1960年代以來的最低核心通脹率促使美聯儲和伯南克做出這種被比喻為 「從直升機上往下撒錢」的賭博舉動。伯南克本人在第二天的《華盛頓郵報》上發表文章為自己的決定辯護，他認為，目前美國面臨的更大風險來自失業率居高不下，且美國的核心通脹數據已處於令人不安的低水平上。在伯南克看來，那些認為量化寬鬆會為未來埋下通脹隱患的擔心實在是 「過慮了」，相反，當前美國經濟真正需要擔心的是通貨緊縮，「進而導致經濟長期遲滯。」他還在稍後一些時候回應：量化寬鬆或資產購買 「這種措施不過是用不同工具執行的有效、傳統的貨幣政策而已」。
靜態和孤立地看，伯南克的想法也許不無道理。了解伯南克學術背景的人或許能夠揣摩得到，這位滿身書卷氣的美聯儲主席之所以在「撒錢」上孤注一擲，表現得更像一個危險的賭徒，很可能是緣於他對美國重蹈日本覆轍的強烈憂慮。伯南克在普林斯頓大學當經濟學教授時，曾深入研究日本經濟模式及其長期通縮問題，1999年還專門撰文批評日本的經濟困局是日本政府「一手造成」，並呼籲日本除了應當繼續保持低利率外，還要用購買國債等手法放寬銀根，刺激經濟增長。也許伯南克從日本經濟 「失去的20年」裡收穫的最大教訓是：通貨緊縮比通貨膨脹更可怕。於是，他果斷地背離了當代西方經濟學主流，而成為了一個凱恩斯主義者。
說起來伯南克確實是別無選擇，這很可能是美聯儲大規模幹預市場的最後一次機會了，因為中期大選以後已經分裂的新國會很可能不會同意實施任何進一步財政刺激的措施。贏得了眾議院控制權和參議院更多席位的共和黨一定會給經濟政策帶來顯著變化，共和黨人至少在口頭上從來就不喜歡擴張性的政府政策，他們更想要減稅。
然而，問題在於美國並不是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美元更不是一種普通的貨幣。當今全球經濟的高度一體化和美元的「世界貨幣」的實際地位決定了伯南克的這種靠「撒錢」來刺激美國實體經濟的想法必然要大打折扣——只要對經濟前景的信心不能夠回升，再多的美元流動性，不要說QE2，就是搞到QE12，都會輕而易舉地流淌到美國以外的世界其他市場去套利，尤其是成長率遠高於發達國家的新興市場，並吹起全球性的資產泡沫。實際上，6000億美元的QE2計劃公布以後，全球幾乎所有投資市場及大宗商品期貨價格應聲迎來全線大漲，僅僅隔了一天工夫，道瓊工業股票平均價格指數已經漲回到2008年9月8日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之前的最高點位；而黃金價格更是創下了歷史新高……而這一切，與仍然低迷的經濟形成了多麼尖銳的反差！與此同時，美元指數則觸及近一年來的最低點，所有其他貨幣的匯率對美元普遍上漲。
更為複雜的是，美聯儲的這一輪量化寬鬆，是與世界上大多數其他國家正在收縮的趨勢完全背道而馳的。這種「全世界向右、伯南克向左」的政策「拔河」肯定會對雙方的政策造成雙重削弱——一方面，美國印出來的錢因為大多流到了其他市場而不能對美國經濟產生有效的刺激；另一方面，其他國家為抵禦通貨膨脹而採取的收縮政策也因為來自美國的熱錢湧入而同樣起不到應有的效果。
二
自從天才的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發明了一套據說是「成功拯救了危機中的資本主義」的宏觀經濟學學說以後，凱恩斯主義就一直是世界上所有政府難以拒絕的巨大誘惑。尤其是每當危機降臨，它總是很容易成為政府駕輕就熟的不二法門。除了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表面上看似能夠在短期內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之外，這裡面更為深層和根本的原因恐怕在於，這種以財政擴張——必然意味著不是大肆舉債就是乾脆直接印鈔票——為核心的政策導向有助於讓政府獲得更多和更廣泛幹預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合法藉口，從而為政府的自我膨脹和自我強化提供了理論依據。
但凱恩斯主義的現實效能從未得到過證實。20世紀70年代以後，無論是經濟實踐還是經濟學理論研究都已經證明，就算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在短期內能夠取得效果，它對經濟運行造成的長期損害也很可能遠遠大於短期收益（假設存在短期收益的話）。說得更極端一點，凱恩斯主義就像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止痛劑，充其量只能收到暫時緩解危機症狀的表面功效。更大的危害還在於，止痛劑是很容易用上癮的。因此，最近30年來，西方主流經濟學即便不能說對凱恩斯主義做了一次徹底清算，也已基本上揚棄了它。
當然，理論學術與現實政策永遠不是一回事。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政府就一直是凱恩斯主義最忠實的信徒。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我們更是創紀錄地推出4萬億刺激計劃。過去10多年裡每年兩位數以上的GDP增長率仿佛就是這種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屢試不爽的明證。然而，真正對當今中國經濟社會有深入觀察和研究的人，無不清楚這種「成效」背後越來越難以承受的代價。而且，在與西方國家迥然不同的制度語境下，中國奉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還帶來了額外的後遺症，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行政壟斷性的國有經濟對民間經濟活動空間的擠壓和蠶食。因為中國不僅有比所有西方國家更加龐大和昂貴的公共部門，還有與之剪不斷、理還亂的無所不在的國有企業。依我之見，這就是改革開放後半段國家政治大局並未改變但經濟上卻出現明顯的「國退民進」這種逆轉現象的源頭。
自雷曼兄弟破產以來，金融危機肆虐全球已逾兩年，這期間，各國政府該用的「輸血」、「電擊」療法都用了。如今再回頭客觀地評價，它們在阻止大蕭條重演、促進經濟復甦方面取得過一些成效，也付出了慘重成本，更留下了無窮後患。因此，率先感受到凱恩斯主義藥力副作用的絕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正試圖從這個「輸血-刺激」的無底洞中抽身出來，而伯南克的美聯儲則好像打算一條道走到黑。當然，它在這條路上也不是一個同伴都找不到——經合組織最近就發布聲明建議，鑑於經濟成長比預期更為不振，美國及歐元區央行應該進一步延後利率正常化時間表，到2012年再推動貨幣政策回歸正常。
三
令人頗感安慰的是，在凱恩斯主義的故鄉，一場規模空前的反凱恩斯主義經濟試驗已經拉開帷幕。10月20日，就在中國央行出人意料地宣布提高基準利率的第二天，上任才五個月的英國聯合政府宣布了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財政節支計劃。按照這項大膽的計劃，英國將在未來4年內削減高達810億英鎊 （合1284億美元）的公共部門支出，它將導致福利支出減少70億英鎊，公共部門裁減約49萬個就業崗位，其力度之大甚至超過上世紀80年代早期柴契爾夫人所做的政府瘦身。
在當今很多經濟體——特別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仍然指望用巨額預算赤字來刺激經濟的背景下，卡梅倫和奧斯本的「冒險」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其理論依據在於：大政府對私營企業形成了擠出，因為公共支出使用的是以稅收和借款的方式從私營部門獲得的資金，而私營部門利用資源的效率實際上遠比公共部門更高。基於這種觀點，卡梅倫政府認為，在經濟疲軟的時候削減政府支出，將恢復市場對政府財政的信心，並最終鼓勵私營企業開展真正能夠推動實體經濟增長的投資與經營活動。事實上卡梅倫和奧斯本也不得不這麼做，兩年來，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實施的一系列刺激政策已經使英國的國家債務攀升到令人不安的9500億英鎊，預算赤字高達GDP的11%，在所有發達國家中名列前茅，甚至高於正深陷主權債務危機中難以自拔的希臘和葡萄牙！
現在就預言這項「冒險」的前景，還為時尚早，但正如《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所指出的，在經濟復甦勢頭尚未穩固的今天，英國的緊縮也許的確有點過頭了，但它至少「已啟動一項令人關注的政策試驗」。與美國人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相比，英國人已經從危機中吸取了很多經驗教訓，全球其他國家最終也不得不如此。另一位經常在大眾傳媒上發表觀點的學者、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哈羅德·詹姆斯則評論說：2010年春天的希臘危機把英國從睡夢中驚醒，英國的應對措施理應帶動其他工業化經濟體——尤其是美國，去治理它們長期性的脆弱財政。
令我分外吃驚並欽佩的是，四年一屆的英國內閣和國會竟能夠相當順利地通過如此大規模的緊縮計劃，況且，本屆英國內閣還是歷史上少有的聯合執政模式。更讓我吃驚和欽佩的是英國民眾的理性態度。810億英鎊財政緊縮計劃公布後，倫敦等地立刻不出所料地發生了反對的示威遊行，北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斯地方政府大多認為這一計劃過於嚴厲，來自媒體和學術界的批評也不絕於耳。但總體而言，英國社會還是相當平靜地接受了這一無疑會在短期內帶來痛苦的政策變化。這也從一個側面再次印證了這個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化國家、曾經的「日不落帝國」深湛的法治底蘊。英國人仿佛想用實際行動告訴世界，既然他們當中能夠湧現凱恩斯這樣的巨人，他們也就有同樣勇氣和智慧走出巨人身後的陰影。
我覺得，從宏觀政策的角度看，哪怕今後美國或其他發達國家採取更多的凱恩斯主義政策，中國也必須堅決抵禦住誘惑，毅然與之脫鉤。中國經濟如此嚴重的失衡現狀已再也容不得我們繼續跟隨美國的軌跡亦步亦趨，否則我們的結構性問題還必然會繼續惡化下去。那麼，中國經濟就不會有未來，何況中國遠不是英國這樣的富裕國家。
首爾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必然是一個不同觀點激烈交鋒的政策辯論臺，論戰的各方在見面之前已經亮明了各自的政策主張，有一個新的共識正在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要扭轉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重新實現健康增長，需要的不再是輸血和印鈔票，更不是壓迫別國貨幣升值而讓本國貨幣貶值，而是從根本上改革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和完善國際金融監管。
現在已經到了攤牌的時候，全世界必須聯合起來抵禦住凱恩斯主義的強大誘惑。從過去幾周內中國與德國、法國、英國這歐洲三駕馬車之間走馬燈似的外交互動中，我們看到了實現這一努力的越來越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