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埃德蒙
在三線小城裡觀看紀錄片是獨特的體驗，因為紀錄片裡的這些故事就發生在你身邊。
紀錄片畢竟是電影，它讓你去電影院或別的封閉空間內在兩三個小時內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這也許就是紀錄片的最大價值。
紀錄片也不會拍繁華都市的高樓大廈，邊緣小城的小人物才是他們鏡頭的寵愛。
從《搖搖晃晃的人間》到《大三兒》，再到《出路》，都是如此。
三部紀錄片都是從主角小城或者鄉村生活開始講起，主角們會從小城走出去，會展望一下未來，但主線還是瑣碎的日常。
《搖搖晃晃的人間》裡的餘秀華有了自我意識，不想做一個愚蠢的農村女人，靠著詩歌離了婚，走了出去。
《大三兒》裡的主人公三兒也嚮往遠方，他沒有餘秀華《穿越大半個中國來睡你》的才能，只能默默地攢錢，去西藏走了一圈，再回到小城平凡的生活。
《出路》也是類似的拍攝節奏，但沒有眺望遠方詩意，更為粗糲和直白。三個主人公，小馬、小徐、小袁，他們都想靠著教育走出去，找到自己的出路。當然，他們對於「出路」的定義並不一樣。
甘肅的馬百娟，想通過讀書去看看大山外面的世界。她的想法很簡單，讀小學、讀初中高中、到北京上大學，然後打工掙錢補貼家裡。
湖北的徐佳，想通過讀書告慰亡父離開鹹寧這個小城。他讀了三年的高三，就為了上一所好一點的本科學校，以後找工作更有競爭力一點。
北京的袁晗寒17歲直接輟學，具有繪畫的天才屬性，卻整天與無聊作鬥爭。為了抵抗無聊，她開了一家小店。為了抵抗無聊，她遊歷各國，最後選擇德國深造。
三個主人公，正好是國內三種生活的代表。文化資源豐富的帝都、拆遷的工業小城、被民眾遺忘被官方「精準扶貧」的甘肅農村。
這些人物，我們都太過於熟悉。也許存在這種可能性，我們離徐佳更近一些，出生在三四線小城，給希望小學的馬百娟捐款，然後辛辛苦苦地考上大學之後，有了袁晗寒這樣啥都不愁的同學。
對於徐佳高中生活的貧乏與貧窮，我們感同身受。
對於徐佳繁重的高三學業，我們會心一笑。
對於徐佳大學豐富多彩而又前途渺茫的生活，我們也有所共鳴。
導演說，並不想把注意力放在「階級固化」上，而是聚焦在自我意識和溝通上。
她覺得徐佳沒有自我意識，所有的觀點都是別人強加給他的，他也過著和別人一樣的生活。
這種邏輯就跟她跟快遞小哥談心一樣，她覺得快遞小哥無法溝通，其實是因為他們的思維方式不同。
所謂的教育，改變不了思維方式。反而是教育讓你活的有尊嚴，喚醒你的自我意識。
有了自我意識，才是教育的最大價值。有了自我意識，你才會獨立思考，過著自己想過的生活。有了自我意識，你才會學會「溝通」。
何為「自我意識」，就是撇開社會給你的人設，給你下的結論，你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你有選擇自己生活的權利。
但國內這個社會，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裡，並不是你想過什麼生活就過什麼生活的。
自我意識的覺醒和選擇的可能性，這一切都建立在豐富的物質基礎之上。
北京的小袁想幹啥就幹啥，想輟學就輟學，想開店就開店，想出國就出國。
只因為她的父母給她提供了優越的生活，讓她不必要為吃飯擔心。小袁最大的敵人是「無聊」。
而徐佳呢，復讀三次的他踏入校門之時，已經把整個家庭的責任扛在肩上。他沒有心思把精力耗在自我意識這類形而上的哲學問題，他只想「成家立業」。
買一個蘋果手機，找個老婆，買車買房，這對於徐佳來說才是最現實的。
而這些，建立在他多年奮鬥之上。
甘肅的馬百娟呢，她連自己心裡那座「大山」都翻不過去。命中注定，她小學都沒念完，很早出來打工，嫁給表哥，生一堆孩子。
家門都邁不出去，又何談自我意識呢。
導演的拍攝角度是俯視的，帶著自己的情緒，偏離了紀錄片本身。
聽說導演她自己也是個復讀生，所以才會想著去拍一個復讀生。
又看訪談說，導演她看到乾淨的私立小學走廊，會思索那些清潔阿姨的小孩在哪裡上學，所以會去拍一個甘肅女孩。
這種拍紀錄片的邏輯「俯視」的意味就很強了，居高臨下，不讓人舒服。導演根本就沒深層次地意識到問題的根源，沒有意識到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裡。也許她發現了，倒是她不以為然。
作為觀眾的我們，既然改變不了巨大差距的事實，就應該很努力地生活。
努力地生活為了什麼呢？為了給自己創造更好的環境，為了喚醒自我意識和獨立思考，為了獲得內心的平靜。
努力、受教育都是手段，內心的平靜才是終極目的。
這句雖然雞湯，但很有用。
我們看到馬百娟、徐佳很努力地活著，馬百娟走路很遠去上學，徐佳復讀三次考上還算理想的學校。就連北京的小袁，也很「努力」地上了德國的美術高校，儘管這種「努力」在徐佳看來不值一提。
努力並不可恥，努力恰恰值得尊敬，大家努力的方式並不一樣，只因為我們活在巨大的差距裡。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