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汪丁丁關於微信行為分析的文章據說有九篇，我找到六篇。記得自己三個月前開人類行為密碼這個公號的時候，有打算就微信群落寫個系列，我的寫作計劃還未付諸實施，最近瀏覽愛思想網，發現經濟學家汪丁丁老師早已把微信行為分析得很透徹了，並謂之「微信行為學"。現將這六篇合輯成一文，分享給大家。排序編號、大小標題均為編者所加。
行為學研究動物（包括人類）乃至植物的行為，基於實證研究方法，逐漸深入，心理學和認知科學，腦科學和基因排序。另一方面，也逐漸宏觀，群體行為，社會心理，物種與生態。行為學於是以行為的名義涵蓋一切研究領域。既然如此，當然可以有微信行為學。
01 便捷性和注意力
我的微信行為觀察，最初印象是微信的便捷性。人口密集地區，手機普及率最高。微信的核心功能是轉發消息，最初，它佔用的是使用者的「垃圾時間」——即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從一個環節轉換到另一個環節時，在轉換過程中消耗的時間，通常稱為「等待」。如果沒有微信，如果必須等待下一事件發生，那麼，等待就稱為「無聊」。被無聊佔用的，是垃圾時間。
在垃圾時間，我們的行為模式是「觀望」——這是人類在演化到猴子時代留下來的行為習慣，有助於生存的習慣。威爾遜在《社會生物學》第二章裡圖示了七種猴子的五種行為類型各自佔用時間的比例，第四類型就是觀望，以環尾狐猴的觀望時間佔比例最高，這種猴子的閒暇與好奇，幾乎佔了它時間的50%。
我推測，這一類型的行為與好奇心的強度密切相關。保命和好奇，與生物的基本心理結構相關。保命的行為常與心理機制「BIS」（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即「行為抑制系統」聯繫著，它的高級形態，斯密《道德情操論》稱之為「審慎」（prudence），它是斯密概括的關於私己利益的唯一美德（斯密概括的關於他人利益的美德是正義與仁慈）。好奇的行為常與心理機制「BAS」（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即「行為激發系統」聯繫著，而BAS最初很可能就是保命的衝動。猴子見到食物就有這種衝動，由BIS提示食物中毒的可能性。生命個體，若恆由BIS主導，遲早要餓死。另一方面，生命個體若恆由BAS主導，很難不早夭。可見，生命之能延續，依賴於BIS與BAS兩大心理系統之間的微妙平衡。
技術進步，從物質生活的維度不斷衝擊我們的社會生活維度和精神生活維度。微信轉發文章時可寫的字數，早已突破了最初的限制。目前，微信轉發的文檔尺寸被限制在30MB以下，每封微信可寫的字數似乎限制在幾千字以內。佔用的既然是垃圾時間，太長的字數和文章也很難被持續轉發。限於帶寬，音頻文件微信傳輸，仍受嚴重限制，每段不過數十秒。視頻文件，限制更大。
上述源於猴子環顧習慣的微信行為，已迅速演變為更複雜的行為。例如，微信使用者的行為模式依年齡而有顯著差異。退休之後的時間，可能太充裕，從而不再被區分為「寶貴的」和「垃圾的」。對退休的人而言，與其他通信手段相比，微信社會網絡的典型的「友誼圈」（friendship circle）拓撲結構，在相當程度上使微信交流成為情感生活的必要部分。對轉型期中國社會而言，對那些家庭結構突然從「鄉土的」改變為「單子的」人而言，尤其如此。也因此，不僅對退休的人，更主要地，對數以億計的城市農民工，微信是情感生活的必要部分。
又例如，微信是在博客和微博之後形成的社會交往方式，所以它有大量的文章可以推送。需要探討的，是微信行為的激勵。最初，或許沒有商業目的，微信的交流主旨就是友誼。後來，每一微信使用者同時在幾十乃至幾百微信群之內，時間成為最稀缺的社交資源，於是，他必須篩選信息。微信使用者篩選信息的方式，類似於史丹福大學一位重要的經濟史家格雷夫考證的「地中海商幫」規則，或古代中國的「保甲連坐」制度。假如我在某一微信群裡讀過的信息足夠充分地讓我相信這一微信群不值得我「置頂」或被「打擾」，我可以據此從若干可選程度的「不關注」中將這一微信群整體設置在與我的性情和興趣保持一致的忽略程度上。當然，我可能因此而漏掉相當寶貴的信息。為此，我可能使用一套諸如「同步助手」這樣的應用軟體，定期備份全部微信群的全部對話。雖然，這樣備份了之後，我可能依舊沒有機會關注被備份的大部分信息。
由此想到，為什麼斯諾登揭露的美帝國主義「稜鏡」陰謀並不重要？因為，美國政府有預算限制。這是一套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哪怕稜鏡計劃收藏了每一人類成員的全部信息，政府的預算決定了隱私權可能被侵犯的總人數。在你相信稜鏡計劃有多麼可怕之前，請你想想你以往的隱私權難道真是完美的嗎？任何一國的政府，只要願意進入你的隱私範圍，並且只要預算允許，還用得著有稜鏡計劃嗎？我早就說過，我有一塊2T移動硬碟，裝滿了學術文獻，如果我要毀滅一位年輕人的學術前途，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誘使他瀏覽這塊移動硬碟的全部信息。我的觀察是，以很高的概率，他將放棄任何有效的學術努力。
這是老生常談，儘管它被那些恐懼稜鏡計劃的人忘記了：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最寶貴的是注意力而不是信息。有鑑於此，注意力是最稀缺的資源，成為微信行為學的第一項原理。
微信行為學的第二項原理可以這樣陳述：轉發文章的行為相當於在接受微信的人群裡發布了關於自己品質的信號。這裡需要鋪敘的，首先是關於「信號」的信息經濟學，1970年代引入經濟學，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其次是關於「品質」的經濟學定義，至今，還沒有哪個品質定義是令人信服的。所以，我只好繼續探索。第三是關於品質的信號在接受微信的人群裡激發的各類想像的觀察與分析，這是社會心理學的領域。 當然還有其他的微信行為學原理，容我逐一闡釋。
02 轉發與人品
微信行為學的第二項原理可以這樣陳述：轉發文章的行為相當於在接受微信的人群裡發布了關於自己品質的信號。
如前述，這一命題源於1970年代初期開始形成並於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信息經濟學」。那一年分享諾貝爾獎的三位經濟學家當中，在學術界之外名聲最大的，是斯蒂格利茨。他的諾獎演說，主旨是論證足可取代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範式的信息經濟學研究範式。
信息經濟學範式的通俗表達是：不同的人知道不同的信息。根據這句話，新古典經濟學（以及古典時期的經濟學）不應繼續假設每一個人佔有完備的信息。例如，我不應認為我知道的你也知道並且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無限遞歸，得到博弈論「共同知識」的定義。
換句話說，信息有價，信息不是免費的。在相當多的場合，信息很昂貴——網際網路的普及當然可以降低許多信息的費用，但它無法讓諸如金融信息和私人信息這樣的信息免費。順便提及，「大數據」當然不是免費的。
不僅如此，在諸如金融市場這樣的現代交易活動中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高階預期」（最初見於凱恩斯1936年《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第12章），不可能被任何「大數據」技術捕獲。根本的理由在於：高階預期反映的是人類決策的判斷過程，而「大數據」至多涵蓋「判斷」的結果。雖然，我可以想像，未來（例如2045年「奇點降臨」之後）的腦科學技術能夠觀測每一個人的腦內判斷過程並將這類信息輸出到「大數據」處理器並由此預期人們的高階預期。
不同的人知道不同的信息，於是，理性行為演化的結果，就有斯蒂格利茨所說的權衡：公共政策只應尋求真實資源配置效率損失與信息資源配置效率損失的某種損失最小的混合。在日常生活中，斯蒂格利茨指出，在信息經濟學範式下，人們的行為不僅是行為本身而且還是發送信息的行為。只要有充足理性，每一個人都會如此理解其他人的行為。這樣，就有了「發信號」的理論。例如，國內隨處可見的「包退」、「保修」、「不滿意不收費」之類的承諾。當然，在轉型期社會，這類承諾也是打折的，理性地與廠商信譽的價格匹配。
分享了信息經濟學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是被稱為「經濟學思想家」的阿克勞夫。他的名字首先與著名的「檸檬原理」聯繫著，成為關於「品質」的經濟學研究之父。大多數中國人，不論是否走出了「溫飽階段」，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對品質問題有了深切感受，遂有關於日本電飯鍋和馬桶蓋的流行語。經濟學家們想出來的任何原理，當然也源於日常生活。
檸檬原理源於美國的「二手車」市場，那裡的賣主比買主更了解自己的二手車。關鍵在於，可觀測的指標不足以幫助買主區分二手車的品質。所以，買主只好依靠自己的經驗。凡訴諸經驗的判斷，統計學的初級描述就是均值——滿足已有全部標準的二手車的品質帶給消費者的平均效用。買主根據均值決定願意支付的價格，而那些品質優秀的二手車的賣主通常不願意為基於均值的價格出售自己的車。在均衡狀態，（1）二手車市場裡充斥著檸檬（品質差但買主無法得知的二手車），並且（2）買主和賣主都已知道（1）是事實，（3）市場裡只有最差的車的賣主和願意買最差的車的買主。更複雜也更接近現實的，是「雙均衡狀態」，上述的均衡稱為「低端均衡」，同時還有一個「高端均衡」，在那裡，買賣雙方都知道市場裡沒有檸檬，但是進入高端市場的代價必須足夠高，足以讓檸檬車主不願意進入。
名校的文憑，是表達畢業生智力程度的一種信號，常常足夠強烈，以致畢業生能找到預期的工作，此所謂「高端均衡」。不過，進入名校需要支付足夠高的代價，以致許多學生，因為不同的理由，選擇低端學校並在低端均衡的市場裡求職，也符合自己的預期，所謂「低端均衡」。
整容手術足夠昂貴，故而，只有基於足夠強烈的理由，人們才願意整容。當然，美好的容貌可能使它的主人更容易進入某些職業的高端市場。雖然，還可能失敗。
以上所述的各種「品質信號」案例最終形成一套我稱為「廣義身份經濟學」的理解框架。尤其在尚未完全擺脫甚或更深陷入「身份社會」的經濟中，一個人可以改變自己的各種身份，如果他願意並且有能力支付相應代價的話。例如，在中國，由於技術進步的速度遠遠超過了道德底線上升的速度，人們不僅造假商品而且造假身份，從假文憑到假家庭直到假社會網絡。
改變身份之後呢？布坎南1965年引入經濟分析的「俱樂部理論」，將俱樂部視為最廣義的經濟物品——它的一端是純粹私人物品，它的另一端是純粹公共物品。俱樂部是偏好相類似的人的集合，旨在獲取規模消費的好處，例如校車、遊泳池、高爾夫球場。融入身份經濟學和網絡社會科學的分析框架之後，俱樂部的經濟涵義更接近現實世界了，同鄉會、校友會、夫人和秘書俱樂部。
微信社會網絡的拓撲結構，如前述，是典型的「友誼圈」結構——每一個俱樂部（微信群）裡至少有三個人認識其他俱樂部裡的至少兩個人，諸如此類，許多這樣的俱樂部經由它們內部的少數活躍成員與其他俱樂部關聯而成更大的一圈，這些大圈子當中少數的活躍成員再與其他大圈子當中的少數活躍成員結識……
在這樣的網絡裡，每一個人轉發文章的行為，剛才我說過，同時也是發送關於他自身品質的信號的行為。他所在的微信群是否已不適合我？這樣的理性選擇問題，是每一個充分理性的微信使用者經常要詢問的。
03 人以群分
最稀缺的資源是注意力。微信群成員轉發行為是他們品質的信息載體。於是，注意力資源配置於眾多微信群的過程表現出一種傾向，概述為微信行為學的第三項原理：數量眾多的微信使用者在數量眾多且品質各異的微信群之間的流動，傾向於形成品質各異且相對穩定的許多網絡俱樂部。
布坎南發表於1965年的「俱樂部理論」奠定了俱樂部物品的經濟分析基礎。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家謝林發表於1971年的「謝林仿真程序」奠定了現代社會心理學和政治心理學關於「人以群分」的經濟分析基礎。
謝林的仿真程序，最初是要表明詹森總統的一項旨在迫使白人與黑人混雜居住在同一社區的「新政」政策註定失敗的理由。這一模型被收錄於對用戶最友好的仿真軟體「NetLogo」（美國西北大學網站免費下載）內置的模型庫，與幾十個社會科學仿真模型一起，有效擴展了社會科學家的想像空間。
假設詹森總統的政策開始實施，於是數千白人家庭與數千黑人家庭均勻混居，如第一章圖所示；假設當任一家庭的幸福感下降至某一閾值時，產生「搬家」動機；假設每一家庭的幸福感唯一地依賴於有不同膚色鄰居佔鄰居總數的比例；假設當這一種族比例超過某一閾值時誘發搬家行動；假設搬家就是在二維平面內隨機遊走某一固定距離。這些主要假設，在任何一臺筆記本電腦上運行幾分鐘之後，就可呈現均衡狀態（沒有家庭搬家）。幾年前，我在行為經濟學課堂上演示了這一仿真過程，第一張圖是仿真的初始狀態，第二張圖是均衡狀態。很明顯，均衡意味著「人以群分」。
幾十年後，美國《社會心理學》雜誌特意發行紀念謝林這一貢獻的專號，可見謝林程序對社會心理學貢獻之大。今天，我們每一個微信用戶選擇微信群的行為，由於成本極低，比真實搬家更接近謝林程序模仿的搬家行為，故而有更強烈的「人以群分」效應。
更具體而言，人以什麼品質分群？「品質」或「質量」，是經濟學最艱難的概念，至今未有成功的分析基礎，讀者可參閱張五常在《經濟解釋》裡的感慨，以致多年來只有少數最優秀的研究生願意研究這一專題。不過，人口學家早已提供了「品質」的經驗分類方法，稱之為「人口學特徵」。推而廣之，任一集合A之內的元素，只要表現出某一特徵X，觀察者總可以用X將A的全部元素分為兩類，其一是有這一特徵的，其二是沒有這一特徵的。
哈耶克在早年著作《感覺的秩序》裡論證，腦的基本功能就是對各種刺激信號分類。最簡單的頭腦可能只認識「白色」這一特徵，於是它的世界分為兩類，白色的和不是白色的。更複雜的頭腦可能在白色特徵之外又認識黑色特徵，於是它的世界分為四類：白色的、黑色的、灰色的（即白與黑的光學混合）和彩色的（即非白非黑的光學效應）。一般而言，人們的認知能力有精粗之別，甲認識N種特徵，乙認識M種特徵，則甲的世界最多分類是2的N次方而乙的世界最多分類是2的M次方。又因語言表達的差異，被認知的未必可被語言表達，典型如佳餚美味，很少可用語言表達的。
有鑑於此，我的幼教學說，特別倡導在可承受限度內儘可能讓嬰兒品嘗各類佳餚美味，儘早開發人類演化最早形成的長期記憶腦區——嗅腦（人腦三層次當中的爬行動物腦層次）。康德對此有感覺，他說過，人類的五種感覺當中，私己性最強的是嗅覺和味覺。不是偶然，人類語言基於聽覺和視覺，因為這兩種感覺最可交流。
回到主題，人們的微信行為傳遞哪些重要信號可讓人們在眾多微信群之間搬家直到出現某一均衡狀態？對這一問題的解答，依賴於特定社會的特定時期的特定的人。例如我自己，對粗魯言辭的承受力不高，故而言辭的文明程度是我在微信群之間搬家的重要動機。我的注意力的代價，與工作性質有關，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信息的學術含量。於是，我進入和離開許多微信群的主要理由是學術或思想的，與那裡的言辭是否足夠典雅無關。
民主政治被稱為「以手投票」，人們在眾多俱樂部之間的自由流動被稱為「以腳投票」。微信行為比民主政治和俱樂部物品更具有私己性質，不要忘記它的拓撲結構是「友誼圈」。所以，微信行為學的原理應涉及人類情感的交流方式。當然，這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題。
04 微信與廣告
2015年3月，我介紹了微信行為學的三項基本原理，概括而言就是：1）現代人最稀缺的是注意力，2）微信轉發的其實是轉發者的品質，3）人以群分。
今晨想到的第四原理，其實是關於在微信群裡發放廣告的原理。此處需要解釋。社會交往技術發展到了「微信」，我的感受是，這種技術可以讓我們同時理解人性包含的兩個方面——個性與群性。廣告也應與時俱進，幫助我們理解自己。
何謂「自我」？這是一個「永恆的」議題，不適合在這裡探討。概而言之，日常生活中被稱為「自我」的，其實是自我的身份認同（identity）。我最喜歡的那位心理學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這樣詢問：當我們試圖界定自己時，我們似乎只能列舉自己的性質——我的家庭、我的朋友、我的性情、我的歷史……為何「我」總是被「我的」代替？探詢詹姆士的問題將無可避免地引導這篇文章成為一部專著，或許僅僅是關於這一問題之各類研究報告的文獻綜述。我畫了一幅圖，表示我所理解的我們每一個人的自我的尷尬狀況，在這幅示意圖裡，粉紅色的集合代表「自我」，淺灰色的集合代表「我的」，而他人觀察到的「我」，其實是「我的」集合的落入淺褐色視野的部分。
我從詹姆士問題引申的，是這一判斷：我們每一個人，為了界定自己，很可能必須列舉自己認為與自己的生活構成強烈互補的那些事物和事務。由此，我要探討微信時代的廣告學。
我承認，這一原理源於我的私人感受。事實上，真正重要的原理最初都是由於私人感受而被意識到的。在我加入或被朋友拉入的微信群裡，廣告很少。很難得的，我見到幾次用意明顯的廣告，但立即被群主制止。你看，在互動性質很強的微信社群裡，你做廣告時必須顧及社群成員的意願。也有一些群，廣告多如「灌水」，均衡狀態通常是被多數成員「拉黑」——社群瓦解。
那麼，什麼樣的廣告最可能得到社群成員的認可？我的感受是，那些有助於我們理解我們自己的，最可能讓我們願意關注，也就是得到與它的重要性程度相應的注意力。
其實，在西方社會，許多廣告都是這樣被接受的，例如「亞馬遜書店」在你查閱的那本書下面提供的「購買了這本書的人還買了這些書」的清單。而且這樣的廣告方式也被大規模效仿到中國，例如「淘寶商城」和它的雜誌。但是，與淘寶雜誌或任何單向發布的媒體有實質差異，微信社群的廣告發布者與社群成員之間，互補性超過互替性。如貝克爾這樣的經濟學家通常將廣告分為兩類，「informative」（信息型的）和「persuasive」（說服型的）。並且，自由選擇為基本態度，如奈特這樣的經濟學家只贊成信息型廣告（奈特認為「說服」意味著「強權」）。據我觀察，中國的廣告，與教育的普遍失敗密切相關，仍停留在原始階段。例如，電視廣告常見的一種類型是反覆大聲呼喊產品名稱，讓我這樣歲數的人聯想到戈培爾以及諸如「萬歲、萬歲、萬萬歲」之類的文革口號（複述：奈特認為說服意味著強權）。
我參加了至少三個主題是「教育」的微信群，其中一個是「有幼兒教育問題的家長群」。在這個群裡，關於某地有蒙臺梭利幼兒園的廣告或推薦幼教著作，不被認為是廣告或軟性廣告。因為，對於關注幼教議題的家長，任何幼教產品的議題都與興趣議題構成互補。但是如果我從例如EMBA學員的「海外地產微信群」轉一條地中海地產信息到幼教微信群，很可能被群主視為廣告，因為對社群成員的注意力而言，這條信息涉及的議題與興趣議題之間更可能是互替的。另一方面，轉發信息的人，根據微信行為學的前三項原理，最好不要讓他轉發的信息損害他自己的名譽。所以，廣告行為的供求兩方面的理性選擇，共同導致了這樣的結局：在微信群裡發布的廣告，如果不能與興趣議題構成足夠強烈的互補，要麼被禁止，要麼損害廣告發布者的名譽。
那些與興趣議題有足夠強烈互補性的議題呢？這是我這篇文章的主題，我認為，微信群的成員將懂得或已經懂得，關注和探討這些議題其實就是理解自我的過程。仍以幼教微信群為例，我的觀察是，社群成員通過對話逐漸懂得了一項基本的幼教原理：教育自己的孩子，首先或同時就是理解自己的過程。類似地，當我關注和探討「綠色食品」議題時，逐漸地，我對我自己更喜歡的那些食品就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很可能因此而改變我的偏好。我們經濟學家認為，偏好（preferences）代表著一個人的自我，至少是他表達出來的自我。
所以，在微信的「小世界」拓撲結構還沒有來得及（或被微信技術的演化阻止）蛻變為「全聯結網絡」拓撲結構之前，我願意接受基於互補原則的廣告。因為，那是我理解我自己的便利的途徑。
05 膚淺與獨裁
膚淺與獨裁真是一對孿生兄弟。獨裁對膚淺說，「因為你，所以才有我。」膚淺對獨裁說，「是呀，因為你，所以才有我。」王國維認為中國社會最劇烈的變 革是商周之變，他的見解或許依然適用。但是，中國社會從有皇帝到沒有皇帝，這一變革的劇烈程度，隨著時光推移，越來越像是最劇烈的變革——沒有之一。「沒 有皇帝的日子，」膚淺自言自語，「可怎麼過呀？」回顧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的思想狀況和政治狀況，深思熟慮之士的各種提議，包括「君憲制」，沒有哪一個成功 過。因為民心所向，皆偏激，不是向左（革命黨）就是向右（保皇黨）。民國以來的狀況，偏激的程度未嘗有絲毫好轉，不是向左（不斷革命），就是向右（紙醉金 迷）。
我抄錄八年前我寫過的一篇書評文章「阿倫特為什麼重要」：為了思考新事物，我們不能使用舊概念——尤其是被這些造成人類歷史 斷裂的攻擊掏空了內涵並化為無用的概念……它們所植根的那個世界已不復存在。然而，我們又不能把舊概念簡單地拋棄……因為我們無法拋棄我們的思維習慣，我 們必須明白這些習慣是如何形成的……阿倫特的標準步驟是，先挑選一個概念，然後追問：在有記錄的全部歷史（至少是她可以閱讀的用歐洲語言書寫的部分），人 類如何通過使用這一概念來呈現他們的經驗……最終，她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在我們這個史無前例的時代，詞語的使用發生了、正在發生或必須發生何種轉變？我們 的詞語符合我們的新的經驗嗎？……新概念必須時刻與新的現實保持一致，否則，它將壓抑我們的思想。阿倫特希望思想與詞語適合新的世界，能夠終止陳詞濫調， 能夠拒絕不思考便接受的觀念，破除陳腐，揭穿謊言和政治空話，緩解對形象宣傳的嗜好……在我看來，她去世後的這些年裡，她所強調的辨別新事物的能力越來越 不被賞識……多數知識分子認為，總會有「過去的教訓」能讓我們借鑑，只要記住過去就不會重蹈覆轍（這種看法低估了思考的重要性，關鍵不在於記住過去，而在 於思考過去，揭示它的意義，從而避免陷入重走老路的衝動，而那些只有記憶卻不思考的人很容易陷入這種衝動）……阿倫特以「平庸之惡」這一說法試圖概括的是 這樣一種罪惡，……它與大眾因不思而有的平庸密切相關……無思——沒頭沒腦的魯莽、無可救藥的迷茫，或自鳴得意地背誦已經變得瑣碎空洞的真理——在我看來 是我們時代的顯著特徵之一……20世紀中期，這個世界出現了一種新型的罪惡，他們是不計後果的官僚，犯罪國家的代理人，他們不關心這個世界，或者與世界疏 離，如此，他們便可以隨便廢棄這個世界。人們需要罕見的勇氣和真正的思考，才能夠不捲入這種平庸大眾及其不加思考的惡的行為在整個社會表層瀰漫的潮流…… 今天摘錄至此，記住，惡的平庸或平庸的惡，原文是「the banality of evil」。
最近幾個月，我注意到轉發給我的微信的內容正在迅速變得膚淺。另一方面，我還注意到一些更多發布長篇文章的公眾號，廣播而不再有對話。於是，我能做的事情逐漸演變為，閱讀我認為好的長文並轉發給我認為可能有讀者的微信群。
不論如何，大多數人願意承認，他們生活在一個膚淺流行的時代，簡稱「膚淺時代」（小時代）。不僅如此，他們當中多數人還願意承認他們就願意流於膚淺，因為「省心」。所以，膚淺時代，它的學名應當是「消費主義」。
一 位消費主義者而不僅僅是一位消費者，任何消費品不好用，他的基本態度是扔掉而不是修理，再去買更好用的。好用不好用，是不是「省心」，取決於最直接的目標 是否最直接可達。關鍵是，上述態度主導著人生，故而消費者成為消費主義者。它成為一種人生態度，於是不僅物品而且一切人和一切事（包括情感和隱私）都成為 消費品（娛樂）。或許，如果這位消費主義者膚淺得厭倦了，深刻也可以是他的娛樂手段，古羅馬貴族的希臘奴隸不僅為主人朗讀而且替主人吟詩作畫並且替主人思 考人生。
借用錢理群的描述，現在不僅大學而且中學和小學乃至幼兒園，都在培養「精緻的自私自利主義者」。可以論證，自私自利，這是 人生最直接的目標。世界不再是可愛的（世界的「去魅」），它淪為使自私自利這一最直接目標最直接可達的手段。難怪祁克果，年輕時的 某一天，突然想到他在這個世界的使命就是要讓生活變得更加不方便，以此來反抗「進步」——因為一切進步都只在讓生活變得更加方便。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的每一 次進步同時也是一種退步，佛家說「方便出下流」，因為方便確實更容易淪為下流而不是上流。祁克果不負使命，因為讓人活得如尼採那樣一點兒都不省心的存在主 義哲學大行其道，不僅影響魯迅和他那一代知識分子，而且，我認為，至今不衰。
當然，大眾，仍要求活得省心。竇文濤說，生活已經很 累，每天都累得要死，下班之後只想醉生夢死（宿醉）。既然我們故意迴避深思，為何我們還要高呼民主呢？難道膚淺與獨裁不是孿生兄弟？如今，我有些失望，微 信也逐漸變得膚淺了。要知道，最初，微信的社會網絡典型的拓撲結構是「友誼圈」。每一個友誼圈都由許多更小的友誼圈構成，同時參與構成一個更大的友誼圈， 以這種「分形原理」，友誼圈可以涵蓋全人類。在這樣的網絡裡，沒有任何觀念可能廣泛傳播到足以構成某一種獨裁的基礎，我稱之為社會網絡的「異質」 （heterogeneity）狀況，也可稱為「局部性」（localities），這真是人類社會的理想結構。
06 微信與閱讀
凡假期前後，年輕人多求我推薦值得讀的書，我亦多推辭。今天，我想解釋我推辭的理由。主要的理由是文字泛濫，注意力迅速成為最稀缺的資源。所以，推薦可讀的文字，首先就要量身定製，為每一個人推薦值得關注的文字。如果值得關注的文字太多，也就是文字之間形成關於注意力資源的激烈競爭。
我們知道，凡競爭激烈，必導致資源配置的理性化，越競爭激烈，越理性。其實，這就是經濟學理性的推演過程。網上的文字競爭最激烈，於是網上文字的風格漸趨偏激，猶如廣告，為吸引注意力，儘管偏激絕非吸引注意力的長期有效方法。網文，寫多了其實就是「標題黨」，只剩下標題了，也就只好偏激。技術進步，視頻比文字更吸引注意力（長期而言未必），於是對帶寬有進一步要求，4G之類的。可以想像，類似谷歌眼鏡這樣的全媒體將比現在已有的信息媒介更吸引注意力。關鍵問題沒有解決：誰？需要什麼樣的內容？由什麼樣的人提供？
大數據其實是一種忽悠，以往就有的數據技術，現在被炒熱而已。我的移動硬碟不斷更新，今天，經過一星期的折騰（從幾十塊移動硬碟裡刪除重複的文檔），終於可以攜帶3T的移動硬碟旅行了，一塊1T的，都是學術文獻（十幾萬篇），一塊2T的，主要是課程教材（工具書、音頻、視頻）。兩種品牌，合在一起最輕。我瀏覽這1T的文檔，得到的結論是：假如你要坑害一位年輕人，只要將這塊移動硬碟給他。
每一位年輕人，最要自己求解的問題，不是問什麼人讀什麼書，而是捫心自問到底要什麼。這就讓我想到年輕時讀過的一本蘇聯當代小說「你到底要什麼」。可是，中國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像自己到底要什麼。換句話說，注意力的稀缺性，與我們關於未來的想像力相比，還不是最稀缺的。
想像未來，不是虛無的，如「穿越」那樣。由於是「經濟-政治-文化」三重轉型社會，中國的未來有兩大特徵：（1）特別不確定，（2）物質生活的底線（柴米油鹽醬醋茶或「溫飽」水平）仍在持續上升。由此而發生的是這樣的生存困境：（1）如果底線堪憂，焦慮感就將主導一切行為，從而談不上對未來有所想像；（2）許多焦慮，或許多年輕人焦慮的主要來源，就是關於底線的焦慮，所以只能有最短期的想像。
當多數年輕人由於焦慮而只能有最短期的想像時，他們的家長呢？想像未來，於是成為家長的職責。可是我們很難教育學生的家長，因為他們早已錯過了教育的時間窗口，也因為他們與孩子同樣焦慮，於是同樣缺乏關於未來的想像。
如果閱讀與未來想像完全無關，你讀的是什麼？
順便說說我這幾天的微信體驗。（1）我連結的微信朋友，可能有一個數量上限，例如35人，當連結超過這一上限時，我用於閱讀的時間就迅速下降。以致，昨天下午，我決定關閉我的微信。（2）在微信裡閱讀的時候，我常收藏值得讀的文字。不過，微信的收藏並非全文保存，是雲存儲，讀的時候需要聯網。而聯網在目前的中國，很不可靠。（3）微信的誘惑在於我能夠隨時看到朋友們都在做什麼，如果他們喜歡用微信發布照片、音頻和文字的話。但是這些信息真有什麼意義嗎？例如，昨天我見到一位同事登山發布的消息，她登的那座峰，想必與珠峰可以相比，這真令人欽佩，文靜的女生，很了不起。然後呢？我不知道我能做什麼，我不需要勵志，於是我不知道知道了朋友登頂成功可以怎樣改變我的生活。這些體驗意味著：微信的功能在於讓每一個人關于越來越多的事情知道得越來越少（knowing less and less about more and more）。也就是反分工和反專業化的意思，很符合我多年來的態度，但我還是應告別微信。
我的朋友歸擎有類似感受，他的來信，徵得同意，我貼在這裡：
這幾年我感到很悲哀的一件事就是看到越來越多的人沉溺在裡微信微博這樣的網際網路產品中. 由於裝在手機裡, 所以24小時不離身, 由於基於社交網絡, 所以幾乎無法抗拒加入也不可能完全擺脫離開. 最終的結果是, 人們象圈養的雞鴨一樣被進行信息的填食, 慢慢喪失了自己思考和選擇的能力. 手機和電腦仿佛變成了一個精神控制的機器, 人們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很長時間來, 我一直都在努力對抗著這種來自網絡(實際上是來自主流觀念)的精神入侵. 我越來越覺得, 不僅僅是智慧型手機, 也包括網際網路都在日益成為"深思"之敵。當享受信息技術到來的便利時, 幾乎很難避免它對專注思考的幹擾和破壞---- 在網際網路節省查閱文獻時間的同時, 往往會耗費數倍於節省下來的時間去瀏覽各種不相干的看似有趣實則無聊的信息.
或許, 在未來條件允許的時候, 我會拔掉電腦的網線, 回到80年代的生活方式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