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認為，「散文上的幽默味」是很重要的。
談瀛洲在他的散文集《人間花事》中，談到自己童年時期經常翻閱的園藝大家黃嶽淵黃德鄰父子合著的《花經》時曾說：「古人的種花書，文字常常有雷同的，原因是它們常常由作者抄撮各書而來，並非出自他們個人的種植經驗。《花經》則不同，書裡所說的種植方法，都經過作者的親身實踐，甚至所說的花木品種，也經由作者栽植或目睹，而不是出自傳說與想像。」
而我覺得，他這幾句對《花經》的評價，用在自己的《人間花事》上，也不為過。不過，他的這本《人間花事》，卻又並非如《花經》一般，純在園藝一途，更多的還是在意「人間」的生活，所以，這也使得他的這部隨筆集擁有更多的文學魅力。
談瀛洲文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其散文中不時散發出的幽默感。而在《人間花事》中，談瀛洲更是將自己這種幽默的「文風」發揮的淋漓盡致。
鬱達夫認為，「散文上的幽默味」是很重要的，「這當然也是現代散文的特徵之一，而且又是極重要的一點。」而且，他還認為，中國現代散文的幽默出於「中國的國民生活的枯燥」，故人民希望在散文中「輕便的發洩」有關，也與英國文學的影響有關。
身為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的談瀛洲，其散文中的幽默也應該與英國文學的影響有關，不過他的幽默並不是來自於耍貧嘴或講俏皮話，而是有著深刻的思想與文化意蘊，讓人粲然一笑之後，又啟人以思。在《絲瓜》裡，他講到自己無意中發現絲瓜開花有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雄花開得多而雌花卻開得很少，觸景生情之後，他不禁感慨萬千：
絲瓜上，雄花就是這樣成串地開，而雌花卻是珍而重之地難得開一朵。在自然界中，雄性就是這樣被恣意揮霍的東西嗎？身為雄性，我不禁要為雄花鳴不平了。要說有歧視的話，自然其實是歧視雄性的。
「身為雄性」的談瀛洲「感同身受」為絲瓜的雄花「鳴不平」的同時，使人尤其是「雄性」讀者有必要省思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性別歧視的行為，否則若異日不幸淪為自然界的絲瓜，將很難免於被歧視的命運。在談瀛洲的幽默中，當然也有著因中西文化的差異而生發的幽默。
在《桂花》中，他談到桂樹「是深深植根於中國人的文化記憶中的一種樹木」，金秋時節桂花的香氣也和月餅的味道，還有家人的團圓結合在一起，而月亮本身的盈虧圓缺也象徵了生生死死的循環。寫到此際，他筆鋒陡然一轉，對中國人為何會喜歡桂樹又為何將其和月亮聯繫在一起作出了別出心裁的解釋：
那麼，為何偏偏選中桂樹呢？我想，這大概跟桂花是常綠樹（在古人看來，常綠本身就跟長生有關），而且又在月亮最大、最圓的季節開花有關吧。挺然豎立的常綠的桂樹，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看，是不死的陽性原則與象徵。
這樣的以西釋中頗有點「中體西用」的味道，乍看之下有點突兀，可仔細思之，卻也覺得庶幾合情合理。
而談瀛洲在這篇文章裡的幽默並沒有到此為止，由此他又聯想起後唐馮贄《南部煙花記》裡講的一則相關的故事。據說陳後主曾為愛妃張麗華造「桂宮」，門如圓月，庭中植桂樹一株：
陳後主為張麗華造桂宮於光昭殿後，作圓門如月，障以水晶，後庭設素粉罘罳。庭中空洞無他物，惟植一株桂樹，樹下置藥、杵臼，使麗華恆馴一白兔，時獨步於中，謂之月宮。
在引完這段古雅的文字後，談瀛洲順勢來了一句：「這是不是中國最早的cosplay呢？」這一句追問足以讓人忍俊不禁。同時，也讓人不禁再次感慨周作人所說的現代散文之妙就在於融合古今，既有古典的氣息，又有新鮮的思想，所以就產生了一種中國文學獨有的「風致」，「是那樣地舊而又這樣地新。」
而從談瀛洲散文的幽默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幽默的性情。他在《芍藥》裡曾講述自己因為一株名為「楊妃出浴」的芍藥遲遲不開，於是祭出大殺器：
我有點著急起來，便使出了輕易不使的「灌迷魂湯」大法，拿出一點瓶裡剩的葡萄酒，兌了水給它澆了下去。是不是這葡萄酒的效果我可不清楚，反正過了一兩天這「楊妃出浴」就開了（也許這回該叫「貴妃醉酒」？），隆起呈球狀的白色大花，還帶著沁人心脾的香氣。
顯然，這樣的幽默既來自於文字與文化，可也來自於談瀛洲的天性中的幽默的分子。
這樣的幽默對他而言並非偶然，在《仙客來》中，他談到種花人對花的「新奇的品種」的追求和迷戀的原因：
新奇的品種，帶給種花人的樂趣真是不可言喻。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要喜歡這有一點點褶皺的花邊呢？我的回答是：種花的都要講究個品種。品種跟品種之間的區別，不就在這一點點的地方嗎？這就像問，我們為什麼會喜歡美女呢？不也是兩個眼睛，一個鼻子嗎？不就是眼睛大了點，鼻子挺了一點嗎？
談瀛洲由花至人所作的引申在令人解頤之餘，也讓人明了了種花人對花的新奇的品種的追求，實際上就是人們對新奇的美的追求。這也許就是談瀛洲欣賞的在拈花一笑中悟道的境界吧。（張生 文 | 談瀛洲 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