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基教了65年書,他曾說「還是當老師好」。
90歲的鄧子基
2012年,鄧子基為師生頒發獎教獎學金。
青年鄧子基
1951年,鄧子基(前排中)與同學合影。
1962年,鄧子基一家合影。
鄧子基
(1923年6月-2020年12月22日)
廈門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著名經濟學家、財政學家和教育家。從1952年9月起,先後擔任廈門大學學位委員、學術委員、教務處副處長、經濟系副主任、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經濟學院副院長、顧問等職務;曾兼任國務院經濟學科初審組成員、國家教委經濟學科評審組成員等職務。
廈門網訊 (文/廈門日報記者 佘崢 圖/廈門日報資料圖) 廈大資深教授鄧子基昨天中午辭世,享年98歲。他是中國財政學界主流學派「國家分配論」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大半輩子都在研究國家當家理財的道理。
昨天中午,鄧子基的孫女在朋友圈發布消息說,敬愛的祖父、財政學家鄧子基於2020年12月22日11時35分駕鶴西去,享年98歲。
廈大證實此消息。
最近幾年,鄧子基深居簡出,在自家陽臺上鍛鍊身體,自製健身操。他還有一個本子記錄養生保健知識。因此,昨天消息傳出,很多人大感意外。他的女兒鄧力文在今年為父親98歲生日寫的一篇文章說,因為年後抗疫,她和哥哥一起陪伴老爺子,有40餘年沒有這樣了。她寫道,這些日子,老爺子心裡樂,和兒女談天時更是天南地北,政治經濟,國家政策,養身健體,回味過往……
鄧子基白眉善目,獲稱「笑呵呵的彌勒佛」,但是,他98歲的人生,一路都有險峰,即使在理論戰線上,他也曾三度與人「交火」。
一心向學的寒門狀元
原本學飛機製造,因為窮苦而轉行學經濟
這位中國財政界的重量級人物,最開始學的是「飛機製造」專業,因為窮苦而轉行學經濟,最終成為「財政學的功勳人物」。
1923年6月,鄧子基出生在福建沙縣夏茂鎮儒元村的貧困家庭,9歲失去母親,11歲失去父親。家鄉至今流傳他「瓦礫練字」的故事:當時失學後,每當砍柴路過學校時,鄧子基總會靜靜地趴在窗外聽老師的授課,並默默記在心裡,有空時就以樹枝瓦礫當筆在地上習寫。
小鄧子基後來在一家雜貨店找到一份包吃包住的打掃衛生的工作,把每個月發的2元工資積攢下來,開始為自己未來做打算。過了半年,僅讀兩年小學的鄧子基拿著12元坐船到南平,考上初中。他說,「我當時已經知道,只有讀書才會有前途。」
不過,在南平,鄧子基很快就變成「窮光蛋」,他回憶說,連被子都沒有,晚上和老鄉擠在一個被窩。
仍是知識幫他擺脫困境,他靠每學期的第一名來贏得6元的獎學金。鄧子基說:「那一刻起,我的命運就註定我必須拿下人生道路各種各樣的第一名。」
幾年後,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到福州高級中學。1943年高中畢業,鄧子基被保送到位於重慶的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與此同時,他還考取了國立交通大學航空系。
鄧子基先在交通大學讀了3個月的飛機製造專業後,「彈盡糧絕」,這時,他得知剛開學的政治大學包吃包穿,給零用錢花,畢業後還包分配,他轉而投奔政大,就讀經濟系的財政專業。
貧困還在考驗他,抗戰勝利後,政治大學搬遷到南京,不過,從重慶到南京,學生們要自行前往。迫不得已,鄧子基只好扒火車——他和幾位同學在寶雞「上車」,他們爬到火車皮上,找到可以抓住的把手,整個人就趴在火車上。
鄧子基曾經向本報記者回憶說,隴海鐵路隧道多,眼見要進入隧道,前面的同學高喊一聲,後面的人趕緊低下頭,緊緊地貼在車皮上。
1950年,鄧子基以福州考區第一名,成為新中國首批經濟學研究生,師從時任的廈大校長、《資本論》中譯者之一王亞南。鄧子基在王亞南手下接受嚴格學業訓練,他被要求用兩年時間潛心攻讀《資本論》。某種意義上,王亞南也決定鄧子基後來的人生道路,他說,「你以前做過稅務工作,那就搞財政學吧。」
經歷三次交鋒的財政學泰鬥
提出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第一規律 項南評價他「敢摸老虎屁股」
鄧子基是中國財政學界主流學派「國家分配論」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撇開深奧的理論,90歲的鄧子基大半輩子都在研究國家當家理財的道理,即國家用一種什麼樣的辦法,在一種什麼樣的指導思想之下,把社會的錢收到國家的手裡,然後由國家集中起來辦大事。
不過,自鄧子基1962年在國內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國家分配論」的財政學理論主張,他經歷了三次交鋒。
第一次在1964年,爭論的焦點在於要不要以國家為主體,不過,在當時背景下,國家分配論最終還是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國家分配論」被發揮到極致——當時,國家財政管理就像一個事無巨細的大管家,大到每個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小到每個工人的工資、每月生活用品的份額,都是由國家來統一計劃安排。
可想而知,到了市場經濟時,「國家分配論」面臨怎樣的風暴。1980年,中國社科院召集全國80多位專家,在廈大召開了一次全國財政基本理論座談會,就財政的本質問題展開討論。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隨著市場經濟大潮湧來,鄧子基又迎來了「國家分配論」的第三次交鋒——當時,「公共財政論」的聲音越來越響亮,它是一些學者從西方引進的概念,它們強調關注公共服務,例如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而將生產消費領域全部交給市場,這正是與中國經濟改革的趨勢相契合的。一時間,公共財政論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國家分配論」遭遇冷落。
無論是1980年還是1998年的交鋒,應戰的鄧子基堅持一個原則:「國家分配論」不動搖——財政與國家有本質的聯繫,有國家才有財政。但是,在具體的時段,政策是積極財政政策,還是穩健財政政策,還是緊縮開支,還是大量的投放,就要看現實的需要。換句話說,鄧子基在堅持「國家分配論」的同時,也主張根據實際情況,借鑑新的理論,包括「公共財政論」。
鄧子基的學生說,鄧子基和他那個時代人最大不同的一點是:能根據現實出現的問題,根據中國經濟改革所提出的需要把自己傳統的觀點融入到新的見解當中。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鄧子基帶領一批研究生和政府有關部門聯合進行物價調查。那時的經濟改革還是在計劃經濟體制框架下進行的,講商品經濟,還要加上計劃的商品經濟。鄧子基在最後的調研報告中,大膽地提出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第一規律。他的報告被送給時任福建省委書記項南,項南在報告上批示:「這位教授敢摸老虎屁股。」
後來中央提出豬肉價格放開時,福建省已先行了兩年。
【軼事】
不想當官的教授 培養了108名博士
鄧子基教了65年的書,用大白話來說,他的一個重要貢獻就在於培養了一大批為國家管錢或者研究如何管錢的人才。
數據顯示,他培養了108名博士,不過,這108名博士也曾經引起爭論——以現在博士生導師每年只能招收二三名學生來看,108名實在是太多了。其實,這是有背景的:一方面,是因為在人才培養高峰期,博士生導師每年可以招收七八名博士;另一方面,鄧子基從未「退休」。
他曾經被本報問及博士生數量和質量的關係,時年90歲的鄧子基很自信地說,他的學生無論從政、從學、從商,一個個都很像樣,「質量一點也不會差」。
他習慣說的一句話是,學生很多都在做為國家理財的工作,當大官的不少。
但是,他不想當官,鄧子基說:「有的地方叫我離校搞財經工作,有的地方要我去當這個長、那個長的,我都辭謝了,我就想一輩子教書。」他解釋說:「還是當老師好,讓我多幹了31年,如果從政,60出頭就要退了。」
這位「年輕的老人」 記憶力讓年輕人汗顏
八年前,90歲的鄧子基戴著助聽耳機接受本報採訪,他說:「我75歲時,就有人勸我可以開始享清福,我記得我當時說了這麼一句話:我還是一個年輕的老人。」三年前,他還向來訪者表演他自創的健美操,傳授他的「四動」健康之道,即動腦多思,動口多講,動手多寫,動腳多走。
鄧子基的記憶力據說也讓一些年輕人很汗顏,這源於他的一個習慣,每天做了什麼事,見了什麼人,他都會做筆錄,臨睡前再做總結。
感恩三位「王老師」 其中一位是自己妻子
鄧子基晚年回顧自己一生,常說他要特別感恩三位「王老師」,除了導師王亞南之外,還有叔公王守椿,夫人王若畏——王守椿是他和夫人的介紹人。
八年前,鄧子基接受本報採訪時,驕傲地說:「當初她嫁給我,別人都勸她,說我那麼窮,可她說我努力,會有前途,事實證明她是有眼光的。」
誰都可以看出,他有多愛他的妻子。他笑眯眯地說:「沒有她,我就不會有這麼好的身體,更不會有今天的成就,我的成果裡也有她的一半。」
幾年前,王若畏去世,鄧力文說,老爺子把愛藏在心裡,每當夜幕降臨時,他總會提醒打開放著媽媽遺照房間的燈,七年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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