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傳統的分析政治的方式，不是政體思維方式，而是政道思維方式。政體思維與政道思維的不同在於，前者關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即政治體制的形式，後者的著眼點是政治秩序的實質，即政治體制運作的目標與途徑。從政體的角度看，民主的關鍵在於，政府是否由競爭性的選舉產生。從政道的角度看，民主的關鍵在於，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應人民的需求。那麼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是競爭性選舉重要還是政府政策具有回應性重要？當然兩者都重要。但是老百姓最關心的，恐怕還是政府制定政策能否反映他們的切實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說，較之西式代議型民主，中式代表型民主更符合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全國人大代表走出人民大會堂
政體不是一個決定性的要素
很多人批評中國的體制，把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於體制，其實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他們說的體制其實只有一樣，就是政治體制，即政體。政體他們歸結到哪呢？就是有沒有自由的多黨競爭式選舉。他們的解決方案都是一個，就是推翻現行的政治體制，建立一個多黨競爭選舉的體制。
這是一種典型的西式思維方式，我稱之為「政體思維」。2012年我編的一本書，《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就講這個問題。政體思維在西方是有傳統的，覺得政體是最重要的，英文叫form of government（政府的形式）。幾千年前古希臘人就這麼看，從亞里斯多德、柏拉圖，甚至比他們更早的人開始，一直到後來的西塞羅、馬基雅維利，這一系列的人都強調政體。西方政治學研究的大量問題都是和政體相關的問題，比如民主能不能帶來經濟增長、能不能實現公平、能不能讓人幸福，等等。
可以把這種思維方式叫做「政體決定論」，中國那些動輒講體制的人實際上就是政體決定論的思維方式。在他們眼裡，一切問題都與政體相關，諸如經濟增長、社會公平、腐敗、幸福，不一而足。政體好，其他什麼都會好；政體不好，其他什麼都好不了。歐美、印度的政體好，因此那裡不管存在什麼問題，長遠來講都可以解決；中國的政體不好，因此不管取得了多大成就，長遠來講都是靠不住的，遲早必須轉換軌道。
政體思維和政體決定論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其實似是而非。比如，在一些人看來，民主政體的特徵是不同政黨之間的競爭性選舉，而這種政體是一個好東西。我在《民主四講》一書中提供的大量證據表明，這種政體與經濟增長、社會平等、人的幸福其實都沒有什麼必然聯繫。換句話說，政體未必有傳說中那種神乎其神的決定性作用。
經常有人說，如果有了自由競爭選舉制度，國家就會變得多好多好。他們只講這種體制帶來比較好的結果的例子，比如西歐、北美。他們忘了，這些國家也正是當年的帝國主義國家、殖民主義國家，它們今日的富裕很可能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有關。但是被西方政體思維方式忽悠，同樣採取這種體制的國家，不成功的例子也是大量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做大數據的、長時段的比較研究，得不出任何結論說，政體是決定性的。不管是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還是對社會公平的影響，還是對人民幸福感的影響，大量的統計，跨時段、跨國家的研究，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不相關。所以，政體不是一個決定性的要素。
西方政體思維與中國政道思維
西方是政體思維方式，中國是什麼思維方式？如同我在《理想政治秩序》中分析的，中國傳統的分析政治的方式，從來不講政體。它完全不是政體思維，而是政道思維。與西方哲人不同，中國歷代的先哲考慮最多的不是政體，或政治體制的形式，而是政道，或政治體制運作的目標與途徑。
所謂政道，是指為政之道，就是治理的「道」。在中國古代典籍中，與為政之道相關的詞語隨處可見，例如，「政不得其道」，「有道之君」、「無道之君」，「君有道」、「君無道」，「國有道」、「國無道」，等等。莊子在《天道》篇中區分了「治之道」與「治之具」，前者指治世的原則，後者指治世的手段。
政體思維與政道思維的不同在於，前者關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而後者的著眼點是政治秩序的實質。「橫看成嶺側成峰」，如果我們把西式政體的視角換為中式政道的視角，那麼無論是回顧中國歷史上的政治，評判當代中國的政治，還是展望未來中國的政治，我們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最早注意到西方政體、把政體思維引入中國的是梁啓超。19世紀最後幾年，梁啓超讀了一些西方的書，發現西方講政體，非常興奮，頌揚「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聖榮貴之政體也」。他很快把政體概念運用到政治分析中，說中國是個專制國家。「吾國民以久困專制政體之故，雖有政治能力，不能發達」。他「視專制政體為大眾之公敵」，認為把專制推翻，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了。
但是梁啓超也是中國最早放棄和批判政體思維的人。1903年他去美國走訪了8個月，那時正是美國的「鍍金時代」，是問題最多的時候。他很快就對這個自己曾經大加讚譽的「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大失所望，並得出結論：「自由雲，立憲雲，共和雲，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於我不適何！」他認識到政體決定論是錯誤的，把視線轉向政體以外的其他因素，開始強調，政治的好壞不能光看政體，更重要的是道德。「政在一人者，遇堯舜則治，遇桀紂則亂。政在民眾者，遇好善之民則治，遇好暴之民則亂」。就這樣，他從政體思維轉向政道思維。
辛亥革命後，政體換了，但善政不立。經過親身從政，梁啓超對民國政治大失所望，也對政體決定論更加懷疑，認定政治之根本不在政體。民國四年，他發出了這樣的感嘆：「彼帝制也，共和也，單一也，聯邦也，獨裁也，多決也，此各種政制中任舉其一，皆嘗有國焉，行之而善其治者。我國則此數年中此各種政制已一一經嘗試而無所遺。曷為善治終不可睹，則治本必有存乎政制之外者，從可推矣。蓋無論帝制共和單一聯邦獨裁多決，而運用之者皆此時代之中國人耳。均是人也，謂運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即能致治，吾之愚頑，實不識其解。」他的意思很清楚：改變政治的關鍵不在於改變政體；政體並非政治之本。
共產黨講的民主是政道層面上的
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思想大家，當他們把問題想清楚後，解決問題的方式都不是集中在政體上，都是集中在政道上。比如，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也談到政體問題，即「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他認同「沒有適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但是他所說的「政體」並不是亞里斯多德或孟德斯鳩意義上的政體，而是一種政道。例如，他把「民主集中制」稱作是理想的政體。顯然，西式的政體理論絕不會把民主集中制看作一種政體，它不過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種治國之道。
同樣，在與黃炎培的「窯洞對」中，毛澤東講的「民主」也不是一種政體，而是一種政道。或者說，他講的是政道的概念，不是政體的概念。他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歷史]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講的民主從來都是政道層面上的民主，因此才會有諸如「民主作風」、「這個人比較民主」、「這次會議開得比較民主」之類的說法。如果從政體思維方式來理解，這些話幾乎毫無意義，也沒有道理，因為這些跟競選、多黨制沒關係。但是從政道的角度來理解，這些說法很有道理。因為只要能讓大多數老百姓的意願在施政中得到體現，就是政道要達到的最終目的。
「民主」本來的意思是人民當家作主。民主既可以從政體的角度看，也可以從政道的角度看。從政體的角度看，民主的關鍵在於，政府是否由競爭性的選舉產生。從政道的角度看，民主的關鍵在於，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應人民的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體制對人民的需求具有回應性，就是政道思維所理解的民主。
那麼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是競爭性選舉重要還是政府政策具有回應性重要？當然兩者都重要。但是老百姓最關心的，恐怕還是政府制定政策能否反映他們的切實需求。環視當今世界，我們不難發現，有些政治體制從形式上看，因為採用競爭性選舉，似乎具有「代表性」，但是回應性未必高；有些政治體制沒有多黨競爭，但對人民需求的回應性卻比較高。
摒棄政體決定論思維方式
把中國的一切問題歸咎於體制的人，是因為沒有想清楚，這種政體思維方式本身有什麼問題。政體思維是一種非常簡單的思維方式，認識不到政治現實的複雜性，把複雜的政治現實簡約為幾個標籤：民主、專制，非此即彼，截然對立。網上最近有篇文章，說中國的問題是一黨制，是政體的問題。那麼變成幾個黨好不好呢？很多人想搞兩黨制。但是他們沒有想過，他想搞兩黨制，別人也想有兩個黨，最後可能出現幾百個黨、幾千個黨。
蘇聯解體後，出現了幾百個政黨。1995年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258個社會聯合組織參加競選。俄羅斯只有1.4億人口，是中國的十分之一，按這個比例，中國如果實行多黨制，將會出現上千個政黨。蘇聯1991年解體前就有爭論，開放不開放？有人說，理想的改革方向是變成一個北歐式的國家，但是當時就有人指出，改革以後更有可能跟非洲國家一樣。事實上，在過去20年中，俄羅斯走過的政治道路確實不像北歐，更像非洲，陷入混亂和貧困。普京上臺後才把殘局收拾起來，人均GDP從谷底爬出來，現在也只是比1989年的水平略高一點點。這個曾經的世界第二大超強，遭遇讓人不勝唏噓。以為政體一旦改變，好的結果就會出現，這樣的邏輯思維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所以，不能拿這種事做實驗。中國1912年就有過這種實驗，當時一開放，從政體的角度來看，非常像西方——多黨制，有幾百個黨，有憲法，有議會，有總統，有選舉，也有言論自由，表面上看什麼都有。但是1912年到1916年那段時間，中國到底怎麼樣？尤其後來造成的結果——軍閥混戰、一盤散沙，我們都看得很清楚。那個時候就有政體思維在作祟。
今年4月習近平在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講話中就談到這個問題，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中國向何處去？中國人苦苦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君主立憲制、復闢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並且取得了成功。
政體思維這種非常簡單的方式，在一個小的政治體裡也許可行。但是要治理一個現代國家，僅僅強調政體的形式是絕對不行的。其實按照真正的政體理論，西方國家也沒有一個是標準的民主制，它們都是混合政體。這種混合政體含有大量的非民主因素，這樣才能解決它們的實際問題。中國要是用非常簡單的政體思維方式來解決問題，那就把國家帶到溝裡去了。就像習近平所言，「中國不能全盤照搬別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否則的話不僅會水土不服，而且會帶來災難性後果」。
中國人今天要汲取歷史教訓，否定政體決定論這種思維方式，採取一個新的思維方式，就是政道思維的方式。應該多考慮考慮治理的目標是什麼，有多少種不同的治理方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樣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可能會更好。
中式代表型民主Vs. 西式代議型民主
我們不但要否定政體決定論的思維方式，而且還要認識到，西式代議型民主只是一種金絲鳥籠式的民主，不應該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不僅如此，我們要看到中國民主的不斷進步與創新，樹立和增強制度自信。在過去幾十年裡，中國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論，包括四個組成部分，分別回答四個關鍵問題：代表誰？由誰代表？代表什麼？怎樣代表？儘管還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中國正在實踐中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潛力，意味著不同於西方的另一種民主形式是完全可能的。
代表誰？中式代表型民主理論的回答是：人民。所有中國人都熟悉毛澤東的名言，「為人民服務」。它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也被鐫刻在中南海新華門的影壁上。為人民服務並不是說，人民被動地接受服務，其真實含義是與人民一道，通過共同努力，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那麼誰是人民呢？不管在哪個國家，「人民」（或「公民」）這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都是不斷變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毛澤東說出了他對「人民」這一概念的理解：「所謂人民大眾，是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權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所壓迫和損害的民族資產階級，而以工人、農民（兵士主要是穿軍服的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為主體。」改革開放以後，雖然「人民」這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主體仍然是廣大勞動群眾，同時也包括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中國革命和新中國最大的歷史貢獻，就是將億萬普通勞動民眾第一次帶入了政治舞臺。
中國共產黨強調自己所代表的對象是人民，這與西方自由主義形成鮮明對比。在自由主義的詞典裡，根本不存在社群、階級這些群體概念，更不存在人民；只有追求一己私利的個人才值得代表。
誰代表？在西式主流代議理論中，只有選出來的代議士（所謂「政務官」）才有資格代他人做主，其他人都不夠格。但在現代，不管在哪一種政治體制中，都有大批非選舉產生的官員（所謂「事務官」）實實在在地行使著政治權力。說他們沒有資格代表別人實際上也免除了他們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壓力，仿佛只需按部就班、照章辦事就萬事大吉了。
中式代表型民主對「誰代表」問題的回答是，所有行使政治權力的人，既包括正式選舉出來的「代議士」，也包括手握實權的其他官員。中國把所有掌握和行使某種權力的官員統稱為「幹部」，所有幹部都有責任和義務代表人民的利益，即所謂「當官為民做主」。
毋庸置疑，幹部屬於列寧所說的「先鋒隊」。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可以擺出「精英」的派頭，以「精英」的方式行事。恰恰相反，有責任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必須通過各種方式與廣大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並在此過程中不斷改造自己。因為正如毛澤東所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各級幹部「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這也就是說，各級幹部都必須在「幹中學，學中幹」，不能「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他們「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善於傾聽下面幹部的意見。先做學生，然後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幹部請教，然後再下命令」。這與西方「授權論」、「問責論」等對代議士角色的設想（即高人一等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代表什麼？西式代議制中設置表達機制，讓人們把自己的願望（或偏好）表達出來，形成對代議士的壓力，希望因此影響政府的決策。「願望」是個比較模糊的概念，它既包括人們的主觀要求，也包括他們的客觀需求。如果稍加階級分析，我們就會了解到，衣食無憂的社會中上層往往表達的是主觀要求（減稅、同性戀婚姻、表達自由等），而囊中羞澀的社會下層表達的更多是客觀需求（就業、就醫、就學、住房等生活保障）。實際上，社會下層表達的客觀需求也是社會上層的客觀需求，因為後者也同樣離不開衣食住行，以及就學、看病、養老等。只是由於他們的財力在支撐體面生活以外仍有富餘，才遮蔽了他們也有這類客觀需求的真相。由此可見，社會下層的需求是全社會的需求，而社會上層的要求則未必是全社會的要求。客觀需求與主觀要求還有一個區別：前者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比較穩定，而後者則可能在短時間內變來變去。
為了體現人民當家作主，服務於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中式代表型民主所要代表的是人民的客觀需求，而不是隨意表達的要求或轉瞬即逝的觀點。當然，客觀需求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的時候，有飯吃、有衣穿是最基本的需求。但進入比較高的發展水平以後，這類生存需求的重要性便下降了，其他需求的重要性開始上升，比如吃得好一些、穿得漂亮一些、行得方便快捷一些、住得寬敞舒適一些，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等。這意味著，代表人民的基本需求也要與時俱進，這就要求各級幹部在聽取社會各階層所表達的利益訴求的同時，要不斷深入社會底層，關注人民群眾變化著的需求。在這個意義上，代表必定是一個能動的建構過程。
群眾路線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核心所在
怎麼代表？人們通常把群眾路線看作共產黨傳統中的民主決策方式，但群眾路線也是最具中國特色的代表方式。回顧歷史，正是把群眾路線作為自己「根本的政治路線」和「根本的組織路線」（參見劉少奇中共七大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的中國共產黨把億萬普通老百姓第一次帶上了政治舞臺，而億萬民眾的覺醒是實現民主的先決條件。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學者布蘭德利•沃馬克把以群眾路線為特色的中國體制稱為「準民主體制」（Quasi-democratic system）是不無道理的。群眾路線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核心所在。
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關於群眾路線的論述比比皆是，毛澤東的一段概括最具代表性：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在代議型民主中，代議士與民眾的關係集中發生在競選期間。一旦當選，具備了行使政治權力的正當性，代議士便獲得了自由裁量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代選民做主。如果代議士在任職期間也會去接觸民眾，那主要是競選行為，為了博得選民的青睞，以便在下一輪選舉中再次當選。因此，他們傾向做那些有利於鞏固與擴大自己選票基礎的事，而對與鞏固、擴大選票基礎無關的事則不聞不問，哪怕這些事對民眾有利。對代議士而言，參與投票的選民才是爭取對象，才有接觸的必要；那些不參加選舉的民眾，則可忽略不計。通常而言，不參加選舉的民眾恰恰是底層的老百姓。
群眾路線不同，它要求各級幹部「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裡的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於群眾之上，而是深入於群眾之中」；「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後再告訴群眾（宣傳），並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這裡所說的群眾即人民大眾，與人民同義；而人民首先是指工農兵和其他勞動人民。
貫徹群眾路線對各級幹部有相當高的要求，他們不能坐等老百姓上門，必須主動深入人民群眾。如果幹部的群眾意識薄弱、群眾觀念淡化，即使他們走出去，也會「嫌貧愛富」，親近強勢社會群體。他們會熱衷於出席商務活動，四處去剪彩，與企業家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甚至以輸送利益為籌碼而索賄受賄。這時，接觸弱勢群體就成了應付差事；或是作秀，造就出一些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表演者。這是群眾路線的軟肋，它過多地依靠幹部的自覺性。因此，與群眾路線相配套必須有一整套機制，迫使各級幹部不得不時時與基層的普通群眾打交道。要大力宣傳群眾路線，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使之家喻戶曉、深入人心。同時要把群眾路線的落實方式制度化，形成對各級幹部的強烈敦促與剛性要求。
另一種迫使幹部切實貫徹群眾路線的方法，是將群眾路線與公眾參與結合起來。雖然群眾路線與公眾參與有所不同、各有特點，但它們並不互相矛盾、互相排斥。公眾參與的相對優勢是，它有助於表達民意，對決策者施加壓力；群眾路線的相對優勢是，它有助於幹部增強群眾觀念、了解民情、汲取民智。兩者不但不是對立的，而且完全可以搭配起來運用，使之珠聯璧合、相得益彰。例如，政府可以一方面促使幹部貫徹群眾路線，一方面對勞動大眾進行政治上的增力（empowering），使他們組織起來，獲得參與決策的意願與能力。這樣做，在勞動大眾的需求表達對決策產生較大影響的同時，其他社會群體的合理訴求也不會被忽略。
十八大以後群眾路線的快速回歸勢頭
群眾路線不僅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理論基石，也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主要實現途徑。1945年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毛澤東指出，群眾路線是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誌之一。中共歷史上，不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都十分注重群眾路線的貫徹落實，毛澤東帶頭做出了表率。用鄧小平的話說，「毛澤東同志就是偉大，就是同我們不同，他善於從群眾的議論中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針和政策」。改革開放之初，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同樣十分強調群眾路線。鄧小平曾告訴全黨：「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對我們黨的現狀來說，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特別重要。」
毋庸諱言，20世紀80年代以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群眾路線這份豐厚的遺產被很多人淡忘了。雖然在官方表述中，「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為人民服務」之類的詞語還不時出現（頻率大幅下降），但在很多地方卻不再有貫徹群眾路線的具體措施。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11年前後才發生變化。網際網路的興起帶來不斷升高的公眾參與壓力，這也許是群眾路線復歸的主要推動力。
2011年是中國共產黨90周年誕辰。胡錦濤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指出：「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是我們黨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拜人民為師，把政治智慧的增長、執政本領的增強深深紮根於人民的創造性實踐之中。」在此前後，一些省市區，如重慶、廣東、山西、江蘇、湖北、西藏、雲南，開始重提群眾路線，並將落實群眾路線制度化、常態化。到2011年底，「到基層去，到群眾中去」已在全國蔚然成風。更多省區的主要領導，如河北、浙江、安徽、陝西、吉林、甘肅、新疆等，也帶頭下基層，與群眾「零距離」接觸、面對面交流，並大規模選派幹部住村蹲點調研，力求摸到群眾的脈搏，貼近群眾的心窩。進入2012年後，又有一些省區，如青海、廣西、寧夏等，啟動了類似行動。與此同時，不少地方開始組建群眾工作部。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新任總書記習近平歷來重視黨的傳統，視群眾工作為黨的生命線。早在擔任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時（1988-1990年），他便建立了幹部「四下基層」（信訪接待下基層、現場辦公下基層、調查研究下基層、政策宣傳下基層）的常態機制。在2011年省部級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結業式上，習近平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以身作則，樹立群眾觀點，堅定群眾立場，堅持群眾路線，增進同群眾的感情，並創新群眾工作方式方法。十八大召開前夕，在2012年省部級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結業式上，他再次強調，「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堅持黨的一切工作體現人民的意志、利益和要求，這是密切聯繫群眾的優勢，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
習近平是中共十八大報告起草組的負責人。在這份報告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就是「人民」，共145次，這無疑是他人民意識的真實流露。為了加強各級幹部的人民意識，十八大結束幾周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出臺了《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2013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又作出決定，從當年下半年開始，用一年左右時間，在全黨自上而下分批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
「百度指數」傳遞的信息，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群眾路線的回歸勢頭。2011年以前，「群眾路線」的百度指數一直在均值線以下徘徊。但此後兩年，該指數越過了均值線，並在十八大後快速攀升，現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群眾路線的回歸不僅讓我們看到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執政理念和努力方向，也讓我們對發展和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更有信心。
（本文刊於《經濟導刊》2014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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