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森博士即塞繆爾·詹森（Samuel Johnson, 1709—1784年）是18世紀英國的學界泰鬥，他的學術生涯有「三部曲」：1.系統學習和全面著述「中國」（漢學百科）；2.基於前者編纂第一部正規的、有定義的英語詞典（他說「解碼漢字」）；3.基於前兩者重寫「莎士比亞」（把偽造品經典化）。詹森博士在其「三部曲」完工之前，仰慕中國，而之後則過河拆橋。
一、詹森博士讚美中國
大約從1760年代開始，絕大多數的英國精英紛紛拋棄其賴以成長的「中國風」，他們從熱愛中國變為憎惡之，而最典型者則是塞繆爾·詹森。可他前不久幾乎在各個方面都是仰慕中華文明的呀！
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BaptisteDu Halde, 1674—1743年）出版了《中華帝國……的地理、歷史、編年紀、政治和博物》。三年後，即1738年，詹森致信感謝作者和讚揚該書及其所介紹的中國；他這樣寫道：
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民族能與中華民族相比，但歐洲人對她談論很多，卻很少了解。迄今為止，旅行者們對中國的報導很混亂，且不完善；對其文明之輝煌、以及對它的科學與政治的貢獻的闡述，實在令人敬佩，但這遠不能滿足我們的、哪怕是表面上的好奇心。因此，我感謝您所做的一切和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您向英語讀者傳達了最豐富、最準確的有關中國的信息。在那遙遠和著名的國度，她的古老、博大、活力和智慧，以及奇特的風俗和優異的建構，凡此，均值得歐洲公眾關注。……一個細心的讀者在讀這本書時，常常會感到一種愉快的情緒，他會找到一種寧靜、平和與滿足感；當他讀到中國聖人的道德規範和明智教誨時，他就會發現美德無處不在；……熟悉中國的政府與憲法，他會享受新奇事物所帶來的樂趣；他會驚訝地看見，竟有這麼一個國家，貴族與知識劃等號——人們都通過學習來促進各行各業的良性運動，在那裡，沒有人認為，無知和懶惰能變得偉大，出身高貴能擁有特權。……如果皇帝有任何背離法律的行為或者他犯了任何錯誤，大臣們大膽告誡，……這是為了人民的福祉；……皇帝並沒有威脅或迫害他們。……以一種偉大的精神才配得上中國的君主，自覺自愿地把他們的行為納入理性、法律和道德的軌道之中。
二、攝取漢語概念的詹森詞典
在莎士比亞晚年（17世紀初），英語僅有兩千多土語詞彙；弗朗西斯·培根提出「漢字是真正的字」，從而開啟了遵循「漢語模式」的百年改革；1668年英國皇家學會熱議如何利用「漢字表意」，把西方文字從「發音符號」改造成「知性符號」，從而勝任於書寫文學、科學和哲學；1755年，參照《康熙字典》形式而編纂成的《詹森英語詞典》，在西方語言文字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康熙字典》在歐洲
戴維斯爵士（Sir JohnFrancis Davis, 1795—1890年）揭示：《詹森英語詞典》中的幾萬個英語詞彙和成千上萬個漢字，所表示的都是同樣的意思。
根據漢語概念來定義其單詞的《詹森英語詞典》
從英國傳教士、語言學家馬禮遜（RobertMorrison, 1782—1834年）所分析的三個案例，可以看出，《詹森英語詞典》是根據漢語概念來定義其單詞的：
第一、馬禮遜說：「中國的『天』字，大體上被西方各國用作『天堂』；亦被用來表示（像詹森詞典所寫）：『上蒼，無垠的太空，上帝的居所……。』這就是『天』的概念的流行用法，儘管一些中國哲學家執著於無神論之自然主義的解釋（指儒家的天道觀。——引者）。」這就是說，西方——特別是《詹森英語詞典》——以基於「漢字表意」來定義「天」的。
第二、馬禮遜批評，「蠻夷」這個漢字被翻譯成西文，但與其原意並不完全吻合；換言之，西文詞典對該字的定義有些偏頗——機械性地照搬原意。他說：「中國人認為他們自己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而外國人則等而下之——也就是文明程度較低的意思，但不一定都是蠻夷或野蠻人。……然而，詹森博士在其詞典裡，則把『barbarian』（蠻夷、野蠻人）定義為『外國、外國人』；這是不恰當的，難道該漢字沒有別的意思嗎？
第三、馬禮遜在其所著《華英字典》的後記中說：「讀者鑑於作家的特殊境遇及其浩繁工作，對一些本不應該犯的錯誤，都會原諒的；……（譬如說）詹森英語詞典（第一版）留下一個『Sea』（海）字，卻沒有例證解釋，而只註明『Mandarin』（漢語官話）。……作者趕任務，難免出錯，而使他的詞典（第一版）帶有缺陷。」
此一疏漏可見端倪。這件事可以做這樣的合理解釋，即：
詹森在編纂其詞典時，需要引入漢字概念〔聯想到巴羅爵士所說：當時「詹森博士滿腦子都是漢語思想」〕；也許是在他處理「Sea」（海）之際，由於某種緣故，他做個「標準漢語」（Mandarin）的記號，有待稍後查詢其漢語概念。但因類似案例太多，他竟把這個字忘記了。
三、詹森晚年污衊中國
在英國文藝界，「中國風」在1759年達到巔峰，其標誌是詹森的學生大衛·加裡克成功主演《中國孤兒》，這也意味著英國從法國的主宰下奪得了「中國風」的自主權。但不久之後，英國文藝界則與「中國風」惡交，乃至對它棄之如敝屣。何故如此？其主要原因是英法七年戰爭（1754—1763年），英國獲勝從而取得了海洋霸權；由此，隨著它的民族主義急劇膨脹，英國竭力打造其本土文藝與傳統。當然，精英們都還有具體的原因，那就是：都要掩蓋「中國因素」與基於它所產生的他們自己的「成果」這種關聯性——霍勒斯·沃波爾基於「中國風」之產生「哥德式」、託馬斯·珀西基於《好逑傳》和《中國事物彙編》之產生《英詩輯古》、塞繆爾·詹森基於中國文化及語言資料之產生英語詞典和「經典版莎士比亞」。
詹森對曾經令他膜拜的中國及漢字，訴諸了非理性的攻擊。大衛·波特寫道：
在18世紀的最後四分之一階段的英國，曾經的「語言之王」（漢語）被貶值，已是司空見慣的。……在1778年，詹森稱「東印度的野蠻人」。
博斯韋爾問：「排除中國人嗎？」詹森答：「不，先生！」
博斯韋爾再問：「那您對他們的書寫文字有什麼看法？」詹森答：「先生，它還沒有達到所有其他國家已經形成的那種局面。」
博斯韋爾說：「較之其他語言，不是可以從大量的漢字中學到更多嗎？」詹森答：「因為它是粗糙的，所以難學，這就好像用石頭砍樹比用斧頭更費力。」
然而在此之前，詹森一直是熱愛中國，仰慕中國文化與文字的；他的夙願是踏上神州大地，參觀長城這一世界奇蹟！為什麼在其學術大成之後，詹森就過河拆橋、翻臉無情？這還是歸因於「國情丕變」——英國打贏了對法國的七年戰爭，而奪取了海洋霸權；以致其文人則從「中國情結」變為盎格魯撒克遜的民族主義情結，農夫與蛇，盜憎主人！
（本文是諸玄識先生於2019年10月10日發表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