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2月20日，以著作《鄧小平時代》為國人所知的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在麻薩諸塞州劍橋的一家醫院去世，享年90歲。
圖片來源：朝日新聞
有友人哀嘆「一個時代之結束」。
理解這句評價，其實頗為複雜。
一方面，高齡的傅高義去世，代表著二戰後美國第一代「知華派」的退場。
另一方面，一個美國式現代化的「樣板時代」確實已經左支右絀，而整個東亞乃至中國內部的巨大異質性，也令傅高義終生所期待的「現代化東亞」困難重重。
反過來說，理解傅高義乃至其學說，實際也沒有那麼複雜——只用拎出一條線索：現代化。
傅高義出生時，美國現代化理論的開山鼻祖、社會學家帕森斯剛剛自英國、德國回到美國哈佛大學，既為美國帶來了韋伯理論，又以現代化論述自成大家。
帕森斯認為，西方社會發展史上的現代化過程，包含了三項基本任務：科學革命、民主革命、產業革命，後人還添上了「管理革命」，四種統稱為西方的「四個現代化」。
帕森斯以西方各國實踐為基礎，總結出三個不同的歷史模式。
其一為常規模式，指英、法、荷等國各以產業革命或民主革命為先導，徐圖科學革命。
其二為災難性模式，由德國首創，以大搞工業化、科技創新為主，偏廢民主建設，終致納粹上臺，軍國主義擴張。
其三為最佳模式，由美國為代表，因其民主政治、科技發展、經濟擴張「三位一體」，可堪楷模。
這一「現代化模式」說，是50年代美國學術界之顯學。傅高義正是此時就讀於帕森斯門下。
顯學之所以「顯」，背後深厚的政治原因不可不注意。
當時帕森斯鼓吹美國「三位一體」，千秋功業，蘇聯正大肆批判「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而美國學界由此掀起的現代化思潮，本身就隱含了與共產主義公然對壘之意——在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論之外，美國的發展模式如何形成、發揚？最關鍵的是，美國的發展模式，能不能為第三世界/欠發達國家指出一條「光明大道」？
馬克斯·韋伯提出了」三位一體「分層理論：社會分層依據分別為經濟、聲望、權力
因此有人稱「現代化理論」是出自美國學界的「基本國策」「非共產黨宣言」，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過帕森斯的美式現代化地標，說天時地利人和多，分析矛盾衝突、思想進程和歷史局限少，不免實操性過於狹窄，令人無從下手。
此後，美國現代化理論家開始協同作戰，自60年代起，一批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大佬紛紛加入陣營，為這一理論彌補缺陷，添磚加瓦。
60年代中期，圍繞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圖式，美國學術界各專業領域開始輪番發力。像經濟學家格森克隆提出「技術轉讓」原則，鼓勵欠發達國家借用先進技術、資金和外來經驗。社會學家W.J.列文建議欠發達國家「高度專業化分工」「精密科層組織」「核子家庭」等。
理論之外，現代化實驗也已經在亞洲開展，但效果堪憂。接受美國援助和專家指導的韓國、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等國改革難產，尤其是伊朗改革，觸發宗教改革的嚴重倒退……這些實踐導致美國學界日益關注亞洲國家現代化的「受挫」（Breakdowns）。
而日本的發展，顯然是亞洲國家的樣板。其時擔任哈佛大學東亞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的傅高義，先後出版了《日本的新中產階級》（1963）和《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1979），分析日本現代化轉型歷程中的「有序受控」之優點。
《日本第一》出版之時，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已經在鄧小平的推動下，如火如荼地開展。
1987年，傅高義在廣東待了近七個月，走訪了廣東省十四個地級市，和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去了一百多個縣中的七十多個，拜訪了三十多名縣級以上官員。
1989年，《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出版。此時距離他上一部的「廣東著作」《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出版，正好二十年。
可以說，從「共產主義廣州」到「改革開放廣州」，不僅為廣東三十年來的實踐作史，更指出了中國當代歷史進程中的「現代化轉型」中的動因、性質和過程。
對中國改革開放抱有信心的傅高義認為：「如果能夠給予廣東人民更多的機會，那麼在今後的歲月中，他們將會取得更大的成就。」
很快，傅高義的視野更超越日本和中國，放眼於整個東亞。《亞洲四小龍：東亞現代化的擴展》（1991）出版後，才使「亞洲四小龍」這個成名於70年代後期的「時髦說法」，成為討論新興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政策的典範。
也正因對東亞現代化模式的細緻研究，傅高義一度受提出「軟實力」的政治家約瑟夫·奈之邀，擔任柯林頓政府的「東亞情報官」，並因公開聲稱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並非「誤炸」，使美國當局高度緊張。
2011年，《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和編著的《樸正熙時代：韓國的轉折點》先後出版。這兩本書的主題，也均圍繞中韓兩個文化接近的東亞國家的現代化過程展開，兩位傳主既同具卡利斯馬色彩，而兩書的副標題也如出一轍——轉型（transformation）。
傅高義的最後一部著作《中國與日本：面對歷史》於2019年發表，此書可謂「充滿善意」。他自認是中日兩國共同的朋友，痛心於兩國之間不斷激化的矛盾，希望能借闡釋歷史上的牽連、交流以及全面侵華戰爭的「偶然性」，來化解彼此的誤會與敵意。
傅高義去世，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也已走過四十多年。關於「反思」或「解構」現代化的理論，業已逐漸壯大。
比如，批評者認為，國際上的南北差距、國內的城鄉差距、貧困問題等都是「成本轉嫁」導致的，而「現代化」造成了「成本轉嫁論」——一個國家只要在推進現代化，「成本轉嫁」就客觀普遍存在，跟意識形態、文化傳統乃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差異沒有關係。
在去世前，傅高義一直對近期的美國對華政策方向保持警惕。他公開表示兩國應該以和平和富有成效的方式競爭，而「競爭對手不必打架，可以通過競爭來提高自己，令自己變得更好」。
當然，他是從美國的國家利益角度出發。作為熟稔東亞的「中國先生」，他覺得有責任大聲疾呼，「我們應避免對中國的極端反應，這完全不符合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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