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0歲的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傅高義，決定寫一本能向美國人介紹亞洲重要發展的書，他把目標鎖定在了鄧小平，『因為亞洲最大的問題是中國，而對中國現代歷程造成最大影響的是鄧小平』。2010年，這部傾10年之力完成的鄧小平傳記英文版出版。10年裡，他去過太行山區、鄧小平的老家廣安及江西瑞金；訪問了很多與鄧小平接觸過的政要，受訪者達300多人，單單是注釋，就有100多頁。」
7年前，《三聯生活周刊》在刊載對傅高義的專訪稿件時，在開頭這樣寫道。稿件的作者曾感嘆，「在哈佛大學劍橋小鎮傅高義的家裡，我們暢談了4個多小時。面對有一口流利漢語的傅高義，我有一種對面坐的是一位地道的中國學者的錯覺。」
傅高義的去世，對於今天這個世界，對於今天這個美國，最大的損失，可能是又少了一位，能向西方介紹一個真實的中國的學者。
2010初，《鄧小平時代》英文版出版，受到西方媒體的熱捧。《紐約時報》的評價是，「迄今為止中國驚人而坎坷的經濟改革之路的最全面的記錄」——這個評價無疑是十分中肯的，從沒有一本書，能將中國改革開放的真實面貌，如此完整地呈現在美國人的面前，而且還能做到如此暢銷。
即使是網際網路如此發達的時代裡，仍不能消除不同文明之間巨大的隔閡。前兩年，我有一個同事去美國出差，還被當地人反覆問及類似「在中國是不是半夜經常會有警察來敲門」這樣的問題。意識形態的差異加上政府有意為之的引導，至今仍令大洋彼岸的國家，對我們的社會存在巨大的信息差。改革開放是什麼？不知道的。消除貧困是什麼？不存在的。在很多美國人眼裡，那就是一個生活在重重重壓下喘不過氣的國度。
近年來，在美國某些政客群體的誘導下，美國的民粹主義抬頭，甚至有麥卡錫主義死灰復燃的味道。這當中很大一部分成因，就是來自美國官方所構建的信息繭房，一葉障目之下，極易進行敵視與偏見的煽動。
因此，像傅高義這樣的學者，才難能可貴。一方面，他是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業界的地位決定了他的權威性和可以被信服。另一方面，他是民間的代表，可以不帶有任何政治利益的考量來闡述中國。還有一方面，他嚴謹的治學態度，令他可以將一個最客觀的中國樣貌，呈現在美國人的面前。
我們需要像傅高義這樣來自民間的窗戶，可以讓美國的普通人，通過這扇窗戶，去了解一個更真實的中國。有理解，才不會產生偏見，沒有偏見，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基於理解，摒除偏見，才有中美之間，最需要的合作與交流。
當然，我們也同樣希望，從中國的民間也能走出，擁有如傅高義這樣影響力的學者，能用一種在西方的語境中，容易被接受和信服的聲音，去主動傳播中國的聲音。中國需要被了解，這不光光是外國研究中國問題學者的責任，更是我們的責任。
傅高義說過，中美從建交到現在四十多年的經歷，其實就好像兩個人從互不相識再到成為朋友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交流和了解。如今整個世界協同發展的潮流下，這種交流和了解，更不應該倒退，更不應該人為地設置障礙，不應放大來自民間的誤解和偏見。美國方面應該停止這種障礙的設置，而中國，則要想辦法講好我們的故事，講好我們真實的、友好的、更可信服的故事。
對交流和互相理解的重視，貫穿於傅高義治學生涯的始終。恢復交流，加深理解，我想，這也是傅高義先生留下的願望。
來源：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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