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減輕用眼負擔，請家長們不要給孩子們報過的課外培訓班……」
杭州市中心一所學校的教室裡，聽到這句時，一位小男孩用胳膊肘頂了頂身邊的女士。女士瞥了他一眼，壓低聲音說：「坐好了。」
臺上講課的人叫潘飛，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眼科副主任醫生，他的女兒扎著馬尾辮正端坐在這個班級的最後一排。3年來，這位家長兼醫生竭力地「守衛」著整個班級的視力，目前已經進入第4年。
小小的近視，成了整個國家的心頭大事。
中國青少年近視發生率全球最高。最近一次全國調查的數據是，小學生近視率為36%，初中生近視率為71.6%，高中生近視率為81%。習近平總書記也為此敲響警鐘。2018年，國家教育部、國家衛生健康委等八部委聯合印發了《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將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上升為國家戰略。
這項政策少見地加入問責制度，省級和地方各級政府逐級籤訂「軍令狀」，逐年交帳。在部分地區的學校，近視率已經納入考核。
但無論對於家長還是學校，這都是兩難。在人人「搶跑」的當下，學業與視力，似乎是一座蹺蹺板的兩頭，難以取捨。
矛盾？
潘飛留意過浙江最近發布的一份中小學生減負工作實施方案徵求意見稿。他認為這份方案對保護視力有積極作用，但很快，其中一條「小學生晚9點、初中生晚10點經家長確認可拒絕完成剩餘作業」引發了全網的爭議。
有人認為過於一刀切，而更多的人認為，學校省出的時間，可能未必就能讓孩子休息。
至少，曾任杭州市時代小學的班主任童心就曾接過家長的電話：「老師，孩子今天遲到，因為前一晚培訓班的作業做晚了。」
成績，還是視力？童心很難說服家長孰輕孰重，她只是發自內心地感慨，如果長大以後一個班級裡一大片眼鏡，是很可怕的事。2009年，工作之初的她見過一張照片。有一位領導在北京某中學旁聽一堂課。照片裡的孩子們，除一人外其餘都戴著眼鏡，且都弓著背寫字。
「我們的孩子不會有一天也這樣吧？」她那時對同事感慨。
2016年9月，她第一次去潘飛女兒家家訪，對潘飛提出，是不是可以發揮專業優勢，幫班級裡的孩子們保護視力？
對潘飛提建議之時，她並未想過應該怎樣做，但幾天後她就被潘飛提交的計劃「震驚了」。那是一疊10多頁的計劃書，細到責任人、執行人、組長……各類分析表格，還有回執單，都是「潘爸」一個字一個字打上去的。
作為眼科醫生，潘飛看過不少防控近視的條例、指南。「但講政策，家長孩子都不要聽的。」他拿起手邊一本灰色封皮的綜合防控近視實施方案揮了揮。
他接待的大部分家長，會拿著在學校視力普查中發現近視的通知單，按要求來醫院就診。「醫生填好回執，拿到學校交差，好了，這就over（結束）了。之後，該上培訓班的還去上培訓班，中間沒有人告訴他應該怎麼樣，醫生門診這樣忙，家長也問不到什麼東西……」學校、家長、醫療衛生機構，他認為這中間還是缺一個角色，他想來試試能不能補上。
潘飛在展示兒童對數視力表。王瀟 攝
他設計每月一次家庭自測遠視力，把每月第1周的周五下午定為查視力日，並開始籌劃護眼防近講座。
「你到底能讓大家跟你有多少共鳴，這是關鍵。」他說，「我一定要講能實實在在落地的、真實可靠的乾貨。」
第一次講座就在班級舉行。
「媽媽生你們出來的時候眼球就像一個小氣球，你們都吹過氣球，吹了以後就大起來了，那麼你們過早過多使用電子產品，眼睛疲勞了，眼球長度就拉長了，上小學以後長時間過度近距離用眼，眼球又進一步拉長了，到高三要刷題了，眼球又大了。」這時他停頓了一下，「你們想，再吹下去會怎麼樣？」
「爆掉了。」好幾個孩子說。
「對，爆掉了。如果發生在我們的眼睛上，就相當於視網膜裂孔、脫離，看不見了。」他說。
「近視的話，我們都戴眼鏡的，後面做個近視雷射就好了吧？」有家長課後追問。
「近視雷射手術只是幫你摘掉眼鏡，但是近視的眼底病變是始終存在的。」
家長恍然大悟。
「沒來的家長虧了。」有人在家長群裡寫道。有一位家長本來說聽一下就走，結果後來聽著就聽到了結束。
「別在這覺得醫生講得蠻好，回頭寒假裡再給孩子報兩個班，我可就白講了啊。」潘飛苦笑。
近視這件小事……
全球有超過20億人使用智慧型手機，中國佔了大頭。人們平均每天在手機屏幕上滑動2617次，眼睛每日留在屏幕上的平均時間超過3小時。開發軟體測出這個數據的凱文·霍爾什認為，這還是被許多極少使用手機的人拉低了。
在我的採訪裡，醫生、家長、學校校長，當他們回憶起十年前的境況，都覺得難以比較，記憶中沒有一個時候，人們如此密集地沉浸於屏幕。
重度疲勞的眼睛催促人們去了醫院後，醫生們通常能做的也僅是開一點眼藥水，然後囑咐要注意讓眼睛休息，但走出診室的那一瞬間，幾乎沒人會照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誰能不用手機呢？」
「連我們自己都還沒能學會怎麼與屏幕理性相處，又怎麼來教孩子？」有人苦笑。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眼科中心主任、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執行主任許迅認為，時代是近視的元兇，生活在如今的環境裡，人類近視的趨勢已不可避免，但努力並非毫無意義。
近視已經影響到了國民素質。
11月19日，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防治科副科長何鮮桂去參加靜安區教育局和靜安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召開的會議，給靜安區8所近視監測學校的分管校長、衛生老師和所在社區眼病防治條線人員等培訓。
「你們知道現在對當兵的標準嗎？」她問在場的老師。
「5.0?」有人問。
「現在是右眼裸眼視力不低於4.6，左眼裸眼視力不低於4.5。做準分子手術矯正半年以上，雙眼達到4.8、眼底正常、沒有併發症的也達標。當然，潛水員、潛艇人員、空降兵、特種部隊條件兵的標準不在其內。」
「已經這麼低了？」聽眾裡面一片譁然。
「為什麼我們要幹預？不僅為了不近視，還為了減少未來的高度近視。我們打個比方，一個8歲的孩子，如果50度近視的話，如果他每年以比較中等的速度發展，每年發展75度，那麼他到18歲時就會是一個750度的高度近視。如果它發展比較快，8歲時達到100度，每年發展100度，那麼他到了18歲可能會達到1000度。」何鮮桂指了指幻燈片的測算圖。
而根據上海的中心城區的數據統計，高度近視視網膜病變，即病理性近視，在所有致盲眼病中排第一。
「現在哪裡管得上視力？」
令潘飛猝不及防的是，女兒的遠視儲備在二年級下就宣告不足。
遠視儲備，指的是學齡前兒童由於生長發育的原因，眼球較小，眼軸並未達到成人水平，通常5歲兒童平均擁有至少200度的遠視，這200多度就被稱作「遠視儲備」。但如果屈光度為0，即便視力還是5.0，但已沒有遠視的餘量儲備了，近視即將發生。
「之前就想著要注意了，沒想到這麼快就沒了，我覺得方方面面都做到位了……」潘飛很懊惱。
回到家他就和愛人商量，暑假的培訓班別上了。
「已經報好了，也付了錢了，這課很搶手的。」愛人有些不滿。
「資料還沒發過來，可以退掉，反正又不扣錢。」
女兒鋼琴6級剛考完，潘飛想停掉鋼琴課。他又給愛人「洗腦」：「證書上4級6級區別就是那個數字嘛，給你打個16，又有什麼區別呢？你可能成為郎朗嗎？郎朗自己承認戴的是隱形眼鏡，兩個鏡片加起來有1500度，為了彈鋼琴高度近視了也沒意思的……」
最終徵詢女兒意見，停掉英語課和鋼琴課，增報羽毛球班。
「你要給爸爸爭口氣，爸爸壓力很大的。」他私下對女兒說。女兒不注意用眼時，他會讓她舉著手機5分鐘，「手臂酸了吧？眼睛如果始終近距離看東西，持續讓它工作，也會酸的。所以一定要記得讓它休息。」
但並不是所有家長都會做出像潘飛一樣的選擇。
至少在很多家長看來，孩子的校外培訓比視力健康更重要。一位孩子由父親帶到醫院散瞳驗光，驗好後，還堅持要去上培訓課，即使醫生解釋散瞳會在短時間內影響視力調節，但「課還是不能缺」。
一份研究中國基礎教育新業態發展的報告中顯示，2017年中國中小學階段學生的校外培訓總體參與率為近50%。研究人員估計，校外培訓行業總體規模已達到4900億元。國家教育部的數據顯示，全國僅被教育部摸排的校外補習和培訓私人機構就有38.2萬家。
而現在，有更多家長將培訓選擇在網絡上進行。
一名三年級學生的培訓課日程是：每周一、三放學後是半小時英語外教口語網課，每周二、四是半小時英語章節書精讀網課，每周六有一節編程網課，約1小時，而這些課程的作業，也都需要在線完成。
他的母親正在糾結是不是應該減少一門網課，但又想，「現在哪裡管得上視力？他現在成績只在中遊，我還擔心他是不是上得少了。」
潘飛給女兒購買的視力保護裝備，包括護眼燈、坐姿矯正器、升降桌椅等，旁邊的綠色紙條上寫的是，「加加，挺直別駝背哦！」 王瀟 攝
家長們最不糾結的，就是硬體的投入。潘飛的講座一講完，詢問最多的是PPT裡他所展示女兒使用的護眼燈品牌；全套臺灣品牌的兒童學習座椅，2萬元，有人連眼睛不眨直接下單；LED燈管有點暗，家委會不由分說買大品牌的換上；更有家長希望給全班裝上坐姿矯正器，後因學校出於安全考慮不建議引入，只好作罷。
臨近放學，家長們站在校門口守望。孩子們排成縱隊、舉著班牌魚貫而出。個子小小的一年級孩子當中，戴眼鏡的還少些，到了六年級，一半以上都戴眼鏡。
「如果發現視力不好，會停掉培訓班嗎？」我與其中一位四年級孩子的家長聊天。
她笑著搖頭說：「不可能的。現在誰不上培訓班？我們上語文、奧數、英語、圍棋、籃球……都是孩子自己要上的。」
頓了頓，她又不好意思地說，「從我自己來說，我也不想讓孩子上這麼多。一到二年級的時候，至少是雙休都還能保證，到三年級只能保證一天了，但也沒辦法。」
「她的孩子成績不好嗎？」我後來問旁邊一位與她相熟的家長。
那位家長一臉羨慕，「她家兒子可是學霸。每次都是前三呢。」
艱難地推進
何鮮桂第一次聽說很多學校的中午和課間學生不出教室，相當震驚。
她的孩子今年三年級，班裡就有很多學生戴眼鏡了，她只能教兒子如何在課間找機會看看遠處。
2016年，上海市第四輪公共衛生三年行動計劃中有專門實施青少年近視的幹預項目。但方案的出臺過程艱辛——方案論證了好幾輪，市級層面的大會也至少召開了兩次，最後是由市教委和市衛健委聯合發文。
項目組要求參與的學校必須嚴格遵守讓孩子去戶外的時間安排。可有時明明觀察到操場上人很少的學校，拿來老師填寫的報表一看，卻是100%執行。後來項目組投入了很大一筆經費給每個孩子戴上一塊腕錶，這塊腕錶能持續監測到孩子是在戶外還是在戶內。此後，數據明顯真實多了。
但推進依然艱難。
有一次研究人員去一所學校檢查時，發現有任課老師在課間給孩子補課。研究人員進門詢問，老師卻發了一通火，「我們一二年級又不能留家庭作業，只能靠課間來補缺。你要我們怎麼辦？」
有的學校參照臺灣地區的做法，課間把教室門鎖了，卻也發現了走廊擁擠帶來的安全問題，只好嘗試分區，有些分了區還不能解決，只能讓一部分的學生留在室內遠眺……
也有校長大倒苦水。曾有一位學生在課間活動中發生骨折，家長向學校提出索賠，學校也很委屈。多開展戶外活動，擔心以後再出問題，無力承擔賠償；但不開展，以後近視率的考核恐怕無法達標。
項目中有一所小學原本做得特別好，課間由代課老師帶孩子下樓看植物或做戶外項目，但堅持了一年半還是停止了。因為等孩子們去完戶外再送回教室，下堂課即將開始，老師們不僅連上廁所的時間沒有，有時連換教案的時間都沒有，排不開來。
上海是全國最早大規模建立兒童屈光發育檔案和探索開展大規模戶外幹預實踐的城市，可這幾年上海近視率還未出現明顯的整體下降。「但如果什麼都不做，可能上升得更快。」何鮮桂說。
她覺得，現代的公共衛生群體服務迫切需要真憑實據。現在的目標是通過收集真實有效的數據來給出科學的幹預方法。比如增加戶外活動時間，到底增加幹預40分鐘和80分鐘有什麼區別？何時效用最大？如何才能真正落實戶外活動增加，到底怎麼做能最有效防控？
「我們想真抓實幹，就做出一兩個示範點，踏踏實實地把每一個細節給它落實。」何鮮桂說。
失敗？
學業和視力，真的不能兩全嗎？
杭州市時代小學校長酈雲並不相信這一點。她們在好幾年前就開始探索每周兩個半天的戶外教學。其中一門是花6年的時間走完杭州所有的橋，走橋過程中融入語文、數學等教學內容，比如想辦法測量橋身的長度等；在某些放學早的下午則會布置親情作業，讓孩子跟隨父母去買菜學做菜。
「至少我們沒有觀察到因為戶外活動時間增加，而讓學生成績下降的情況。」酈雲說。
這樣的做法，也有上海的小學已經開始嘗試。
確實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保護視力就會引發成績的下降，何鮮桂說。
潘飛認為，保護視力的主要責任人還是家長。許迅提供的一張統計表也能說明問題——他們對比了入學期間與寒暑假期孩子的戶外時間，結果發現假期時的戶外時間反而大大減少……
潘飛的想法是，要在更多的班級推廣「視力輔導員」的角色——每個班可以在家長中設置一名視力監測員收集數據，每月一次，甚至現在可以加碼，暑假寒假期間也要測。他最近又花錢給全班每人買了一份全新的視力表、一塊遮眼板，一根指棒，還在群裡再三強調檢測的環境要求，「就怕數據不準」。
截至目前，這個班級的近視率為17.5%，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近20個百分點，令他頗為欣慰。
美國公共行政學者埃利森曾指出：「在達到政府目標的過程中，方案確定的功能只佔10%，而其餘90%取決於有效的執行。」
何鮮桂最近收到了一位澳大利亞長期關注青少年近視防治學者的信函。這位80多歲的老學者在信中言辭懇切，「我非常熟悉國際上曾經有一些健康促進學校，做了一系列看似合理的措施來促進健康，但是極少數進行了測試，報導成功的案例也很少。兒童近視防控工作應特別重視如何有效性落實，關注和收集一些能夠說明結果的證據，而且從現在就要開始。」
有些「諷刺」的是，潘飛終究沒能阻止女兒近視的腳步。
三年級下，他為女兒配了角膜塑形鏡OK鏡——一種晚上佩戴的用於視力矯正的硬性角膜接觸鏡，並實誠地在當月視力統計表女兒那一行註明「矯正視力」。
戰鬥失敗了嗎？
按許迅的說法——預防近視並不是為了讓某個人不近視，而是讓沒有近視的孩童儘可能地留住遠視儲備，讓可能會近視的人延緩近視，讓可能高度近視的人控制在低度近視。
潘飛也不願認輸。戰鬥已然升級。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原創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
作者：王瀟
微信編輯：納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