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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案基於基本的考慮因素，首次制定出一項連貫的德國及歐洲工業戰略，以合理地應對當今世界最關鍵的問題之一：
在全球化趨勢不斷發展、創新進程極大加快、其他國家擴張性和保護主義工業政策日益抬頭的背景下，如何可持續地維護及發展德國的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的高度繁榮？
自路德維希·艾哈德時代以來，德國始終肩負著創造與維護繁榮的重任。他在《大眾的福利》一書中所提出的綱領性方法，已成為對社會各階層的公民影響深遠的政治承諾。
七十多年前，無人能預想到這一承諾能履行得如此出色。今天，德維希·艾哈德對繁榮、自由和安全的承諾，成為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國家利益，由產業界、社會夥伴以及整個德國共同保障。
社會市場經濟促進了德國的高度繁榮，也因此成為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經濟模式。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這一模式都優於任何形式的計劃經濟，就連中國也在四十年前引入了市場經濟要素。自冷戰結束以來，市場經濟已盛行全球。
然而在德國，國家仍然利用其工業政策屢次幹預經濟部門：從1969年藉助個別企業（包括薩爾茨吉特公司（Salzgitter）、霍爾茲曼公司（Holzmann）、歐寶公司（Opel）和萬樂公司（Quelle））的「救援計劃」成立空中巴士公司（Airbus）到光伏企業的解決方案以及半導體、晶片的生產。由於國家不可能是一個更好的「企業家」，一些幹預措施因資金不足走向失敗。還有一些幹預例子不同於上述空中巴士的例子，它們著眼於一次性的成效，導致了分配不當且沒有起到任何戰略作用。
因此，「德國工業戰略2030」選取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方法。該戰略界定了國家幹預行為可以視為合理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情況，以避免國家經濟和全民族繁榮陷入嚴重的不利之中。這種方法也有助於塑造一個符合未來發展方向的市場經濟，並為必要的政治辯論奠定基礎。
全球經濟力量正在快速發展，世界市場正處在一個快速而深遠的變革之中。一方面，全球化和創新進程不斷加快，而另一方面，國家幹預卻在日益增加，放棄多邊協定的趨勢也日益顯現。這場變革同時影響著企業與國家。過去的利益相關者正在消失，而新的利益相關者出現。貿易流動也正在發生改變。有許多贏家從中湧現，也有人滿盤皆輸。整個世界正在經歷一場重新洗牌。而我們僅僅處於這場變革的開始階段。
德國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應對這些新的發展和變化以及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作為一個全球矚目的工業大國，德國必須積極有效地引導這一變革，決不能被動地容忍與忍受，任其發展，畢竟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們的對手從未停歇，我們還有很多要做：
如果德國失去了關鍵的技術技能，我們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將因此嚴重受損，這會給我們的生活方式、國家在幾乎所以政治領域採取行動的能力和行動的空間帶來重大影響，並最終會波及德國國家機構的民主合法性。
有效地管理和引導新的全球挑戰與發展契合德國、歐洲以及歐盟各成員國的直接利益。我們希望更大程度地推進創新型技術並保護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領域。
一味地等待而無所作為是不夠的；錯誤的行動建議更無需討論。在許多情況下，加強與振興市場經濟是應對無法避免的新技術和工業變革的最佳答案。這一原則適用於：德國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市場經濟來保持其經濟部門未來的生存能力。
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發現一個國家的企業各自做出的商業決策的總和不足以阻擋和防止力量和經濟實力的轉移，其原因就是企業僅僅著眼於自身的發展，而不是整個國家的發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激活、推進保護性工業政策才有了正當理由。只有當一個國家經濟中的市場力量無法保持其創新能力和競爭力時，國家才有責任去介入。
「德國工業戰略2030」基於可靠的、經過檢驗的社會市場經濟原則，制定了相應標準以證明或否定（通常如此）特殊情況下國家行為的必要性。這有助於有效地限制國家幹預，但如果有更高層面的經濟考慮需要國家幹預，則可以賦予其合法性。
2018年秋天，當我表示希望制定一項工業戰略時，我獲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支持：這些支持來自工業、社會以及各個黨派的政治人士。也有人給予了我批評，但無論是支持還是批評都增強了我的信念，即一項工業戰略與相關的辯論是有用的，也是我們迫切需要的。
彼得·阿爾特邁爾
德國聯邦經濟事務與能源部部長
2019年2月5日於柏林
《國家工業戰略2030》旨在與工業利益相關者一道，努力確保或重奪所有相關領域在國內、歐洲乃至全球的經濟技術實力、競爭力和工業領先地位。
該戰略是長久確保與擴大德國整體經濟實力、國民就業與繁榮的必然要求。
該戰略的一個目標是到2030年，逐步將工業在德國和歐盟的增加值總額（GVA）中所佔的比重分別擴大到25%和20%。
該戰略選擇實現目標的方式來源於市場經濟、私營部門及其相關途徑。國家行為目前只作為例外來討論，並且只有在其他方式都不適用的關鍵情況下，才可以考慮國家行為。
德國與歐盟也長期致力於推動全球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堅決反對他國強行幹涉市場經濟進程並系統地保護德國的經濟利益，從來給全球帶來更大的市場、更繁榮的經濟。
德國目前的國際競爭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工業實力。隨著德國工業在國內總價值總額中所佔的比重達到23%，德國已領先於歐盟各國，並在國際上也位於前列。
由於德國始終堅持以工業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德國在國際上也成為了成績斐然的工業大國。德國工業具有極強的競爭力和創新力。2015年，德國投資530億歐元用於研發，相當於德國私有部門85%內部總開支或私有部門在總價值總額中所佔比重的四倍。
德國已經或仍處於領先地位的關鍵工業領域包括：
鋼鐵、銅及鋁工業
化工產業
設備和機械製造
汽車產業
光學產業
醫學儀器產業
環保技術產業
國防工業
航空航天工業
增材製造（3D列印）
如果沒有大量的工業就業機會，德國無法維持其高收入水平及高水平的教育、環境保護、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基礎設施。因此，增強德國的工業基礎關乎德國的國家利益，已成為一項重要的國家任務，為此德國也需要合適的手段與方法。在此背景下，德國需要就這些手段與方法的使用要求及限制進行討論。這些討論必須開誠布公，不夾雜任何偏見，並且要注重實效。
德國良好的經濟起點和現狀並不是從天而降的。它因國際競爭和其他國家及企業的強制幹預而一再遭受質疑，因此必須一直努力保持和鞏固。
主要發展中國家低工資、低生產成本的優勢在德國強大的工業技術與質量面前顯得相形見絀。然而德國的這一優勢正在逐漸消失。這些國家正通過發展技術專長、合資企業或併購歐洲企業等綜合發展方案迅速迎頭趕上並擴展其技能。這導致了原本獨佔鰲頭的德國企業也開始面臨日益加劇的競爭壓力。只有當這些新興國家的工資與社會成本緩慢增長後，這種優勢的轉變才能逐步放緩。
早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德國就失去了在消費電子行業長期以來的領先地位，而日本、韓國等國家則迎頭趕上。從那時起，這種損失就再無回頭之路。
隨後，這引起了連鎖反應，使得歐洲無法在電信技術、計算機和消費電子（包括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等新領域站穩腳跟。
創新型碳纖維材料主要在德國境外生產。
作為工業大國，汽車產業的成功對德國至關重要。然而，這一產業也面臨著尚未成功克服的重大挑戰：越來越高的減排要求、替代性交通工具與電動汽車快速發展、自動駕駛技術取得重大創新、全新的移動出行理念也可能造成顛覆性的營運模式。
目前，全球聞名的平臺經濟網際網路公司幾乎被中國與美國獨攬，而德國與大多數歐盟成員國則被排除在外。這一形勢似乎還沒有發生改變，而德國需要採取行動。
在人工智慧領域，雖然德國的基礎研究仍然強大，然而在人工智慧技術的實際應用和商業化領域卻明顯落後。目前，德國企業與領先企業的差距仍未縮小，並且似乎在日益擴大：任何一家美國大型平臺/軟體/移動硬體企業在人工智慧領域的投資都是德國企業無法企及的。德國必須在人工智慧領域集中企業、科研和政策的力量，消除主要技術的競爭差距，創立自己的數據主權，充分利用新關鍵技術中的經濟潛力。
歐洲有可能無法趕上新生物技術的國際發展，或者如果確實趕上了，也有可能再次掉隊。
新的、在全球獲得成功的大型公司正在幾乎所有的高端創新領域湧現，尤其是數位化和人工智慧領域，其龐大的資金和市場實力超過了德國DAX指數中的任何一家公司（德國DAX指數中包含了30家主要的德國公司）。德國在創新領域的這一大趨勢中缺席了。在創新領域，成功的德國和歐洲初創公司越來越多地獲得美國的風險投資基金資助。這種資助從一定規模開始，然後逐漸將這些公司轉變為美國企業，投資的資金越多，轉變的過程就越快，而這些公司也就越成功。
目前，通過其他傳統強勢領域的增長，還可以彌補以上這些領域的損失。例如，德國汽車工業在近幾十年來已大大推進了其領先地位。在高端市場，全球約80%銷售的汽車來自德國公司。這一進程至少意味著德國的工業的就業人數可以保持在一個較高水平。總而言之，德國目前的就業機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
然而，創新與數位化帶來的巨大衝擊在德國傳統強勢領域會更加明顯。如果長期無法在上述未來技術中取得成功，傳統強勢領域的長足發展也會面臨直接的風險。只有德國把新的未來領域做大做強，核心工業領域的傳統強勢地位才能得以維持。
一些變化趨勢也正顯現：
根據研究可以推測，德國的整體就業數量會增加，但是大量的現有工作將受到這次轉型的影響。
然而，鑑於許多變化存在顛覆性，也必須考慮這樣一種風險，即技術發展與生產力提高剝奪了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現有工作，但同時新的、創新型的、面向未來的工作機會也可能不會出現在這些國家和地區。
因此，如果德國和歐洲未能在顛覆性技術方面取得領先地位，就有可能損失巨大的增值空間。
如果要長期保持德國工業的未來生存能力和競爭力，必須能夠及時認清和預測全球發展路線。清楚地了解當前實力可以防止德國錯失即將到來的變革。前車之鑑是，日本索尼公司剛剛慶祝完它的音樂CD全球銷量最高，達到其巔峰不久之後就沒落了，索尼再也沒有機會將其袖珍播放器「隨身聽」的技術發展到iPod的水平。
我們需要對歐盟所有經濟體，包括德國的優缺點進行獨立、全面、毫無保留的分析。現有研究往往不完整或評估標準不透明。我們必須知道現在所處的位置，才能共同掌握未來。
德國最主要的國家競爭對手已經做出行動，並且都在重新定位。具有代表性的示例如下：
在美國，技術發展主要由蘋果、亞馬遜、谷歌、微軟和通用電氣等大型科技集團推動。它們在人工智慧、數位化、自主駕駛和生物技術方面的研發總共投入了數千億美元的資金。歐巴馬政府為這種發展提供了廣泛的支持。而川普政府正努力通過「美國優先」政策振興和保護鋼鐵、鋁、汽車工業和農業等傳統工業部門，試圖將此前丟失的份額重新轉回美國。
日本經濟的優勢尤其包括人工智慧、聯網機器和機器人技術以及汽車工業。日本軟銀集團為網絡技術（人工智慧、聯網機器和機器人）設立了願景投資基金（Vision Fund），該基金將在十年內增長到1000億美元。
在工業政策方面一個特別成功的國家是中國，在2015年啟動了「中國製造2025」的計劃，通過積極的工業政策來加強十個關鍵技術領域，包括信息技術、高端機器人、航空航天、海洋產業、電動汽車、交通與鐵路、生物製藥和醫療技術。2017年，中國宣布尋求在2030年之前，成為人工智慧領域的世界領先者。2018年7月，國有集團招商局決定設立1000億元人民幣的「中國新時代科技基金」，用於投資中國和世界各地的科技公司。而通過「一帶一路」，中國正試圖確保銷售市場和物流的安全。這一戰略將市場經濟原則與積極主動的國家政策結合起來，到目前為止已證明是最成功的。具有國際地位的公司已經在中國湧現，未來幾年，這些公司可能壟斷整個工業領域的技術，從而導致國際競爭徹底實效。
由此可見，與德國競爭的重要國家也同步甚至是早已認清了未來挑戰，並將其提上政治議程，這對德國與歐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工業政策在世界許多國家中興起。幾乎沒有一個成功的國家完全依賴市場力量來管理當前事務。
快速擴張戰略日益明顯，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本國的經濟而搶佔市場並迅速壟斷新市場。
封閉與保護主義也逐漸抬頭，但它們是否能成功還有待懷疑。
歐盟的政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忽視了這些事態發展。因此歐盟有必要解決這些問題並發展自己的理念，因為我們的夥伴國家正在政治層面上這樣做來為它們的未來開闢道路。
如果德國和歐洲的政策沒有考慮到經濟政策的根本挑戰，最終使這些挑戰無法得到解決，那麼德國和歐洲的企業將孤立無援，陷入極其困難的發展境地。
創新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都在持續進行。然而，「突破性創新」的時間間隔更長，對經濟的重要領域甚至是所有領域及其增值鏈都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通常，這些創新是「顛覆性的」，也就是說，它們從根本上打破了以前的流程或技術，並用新的技術取而代之。對於任何一個高度發達的工業大國來說，這些突破性創新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同時，這些創新對於以往的市場領導者及其地理位置也具有顛覆性，並且能在很短的時間內造成巨大的扭曲。
典型的例子就是蒸汽機、鐵路、電力開發、內燃機和汽車、飛機、無線電和電視、計算機和網際網路的發明。
只有擁有並掌握新技術的國家才能始終在競爭中保持有利地位。
當今最重要的突破性創新就是數位化，尤其是人工智慧應用的快速傳播：
在網際網路時代，全球平臺經濟在世界市場層面的發展是市場經濟在全球範圍進一步發展的必然結果。平臺經濟提高了商品的可用性和商品價格的透明度，從而推動商品與服務流的國際化，促進更多的競爭出現。相反，少數公司的壟斷則會導致市場萎縮。
如今，大型網際網路平臺擁有大量的資金和數據，正在成為創新的驅動力，改變全世界的附加價值鏈。
因此，如果一個大型經濟體想要在可持續性的基礎上取得成功，就必須適當地參與平臺經濟的增值。目前為止，德國與歐洲並沒有參與其中，給其他領域造成了失去競爭地位的巨大風險。一些大型相關領域（如交通、醫療衛生、數字雲學習（遠程學習））的「入場券」還未告罄，但世界上許多公司也正在努力，在這些領域發揮全球領導作用。
人工智慧的應用可以說代表了自蒸汽機發明以來最大的突破性創新，因為它們平等地延伸到所有經濟、工業和服務領域、物流和運輸、工作、私人和社會生活。各種應用都通過機器學習不斷優化與進一步發展，這代表創新過程正在經歷進一步加速。未來關鍵的人工智慧應用包括自動駕駛與醫療診斷。德國在該領域的基礎研究仍然強大，但是實際應用方面則明顯落後。
就自動駕駛而言，如果人工智慧自動駕駛的數字平臺來自美國，未來汽車的電池來自亞洲，那麼德國和歐洲在這一領域的損失將達到50%以上。而且這些影響，遠遠超出汽車行業的本身。因此這個問題不僅僅關乎該領域的公司，還關乎經濟乃至整個國家的利益相關者。
機器與網際網路的相互連接（工業4.0）則是另一個極其重要的突破性技術。（生產）機器構成的「真實」世界和網際網路構成的「虛擬」世界之間的區分正在日益消失。機器通過網際網路與其它機器及人類進行連接。網際網路被賦予了一個新的維度；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看，工業生產中應用網際網路技術逐漸成為標配。在這種機器和網際網路的融合中，哪一方將起主導作用還完全不清楚；這一變化才剛剛開始。
未來更進一步地突破性技術可能是納米技術和生物技術、新材料和輕量級建築技術以及量子計算的發展。
與過去相比，今天的創新速度大大加快。二十世紀初，人們已經知道了電視、傳真和行動電話的原理，然而花費了數十年才通過技術發展實現了應用與商業化。
在過去的15年裡，創新的速度已經大大加快，尤其是在數字和未來的相關領域。這意味著可能與這些快速的發展掉隊。面臨這一風險的公司和經濟體將會從「規則制定者」轉變為「規則遵守者」，為國家及時採取行動提供平臺。
當數字革命的主要方面與傳統研究、應用相聯繫時，創新的速度將再次大幅提高。
人工智慧的應用也會加快創新的速度。未來必須在較短的時間內以更快的速度決定是否要加入某一領域的創新競爭，而且與早期創新周期相比，這種決定的可逆性要小得多。
德國經濟中，掌握工業技術的主導能力是維持德國未來生存能力的決定性挑戰。德國經濟必須能夠經受住所有主要領域的全球競爭，特別是在關鍵技術和突破性創新方面。
工業在經濟附加值總額中所佔的比重不僅僅是一個參考點，更是一個重要的目標。同時，這也是判斷德國是否朝著正確方向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將工業在經濟附加值總額中的佔比提高到25%對於德國來說是合適的，也是可能的。但對於歐盟來說，這個任務就要艱難得多，因為很多國家還在全面開展去工業化進程。然而，逆轉這一趨勢才符合德國的經濟利益，因為歐洲工業的復興可以為所有歐洲國家提供重要的發展動力。因此，到2030年，整個歐盟的工業佔比應增加到20％。
保持一個閉環的工業增值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增值鏈的所有部分——從基本材料的生產，到製造和加工，再到分配、服務、研發，都存在於一個經濟地區，那麼各個環節將更具抵抗力，增值鏈也更有可能實現或擴大競爭優勢。因此我們需要一套全盤的方法和分析，以確定以前的增值鏈受破壞與威脅的環節，同時還要達成一致，制定阻止與逆轉進一步破壞的適當措施。
我們必須擴大現有的優勢，同時在德國優於其他國家的領域要開展趕超進程。經驗表明，一旦在工業競爭中「敗下陣來」，工業領域就很難重奪其競爭力。因此，我們必須為爭取每一份工業崗位而奮鬥。把工業分為「髒亂陳舊」和「清潔新型」的是錯誤的做法。
強化對中小企業的支持也至關重要，因為這些中小企業正是德國的特色優勢。許多中小企業已經用高度專業化的產品和應用（隱形冠軍群）「徵服」了部分世界市場，具有強大的技術專長和競爭力。然而，由於快速的創新進程，尤其是數位化進程，他們特殊的技術能力經常可以在其他領域被發現，這給中小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因此中小企業需要個性化的優惠與扶持。
德國與歐洲的龍頭企業：規模是關鍵！
隨著綜合的全球市場的出現，越來越多的領域開始浮現一個問題，即工業利益相關者是否需要大量資金來成功地參與國際競爭或提供特定的產品和服務。大型商用飛機只能由一定規模的公司建造；鐵路系統的建設與現代化需要開展眾多大型工程，耗費超過300億美元；全球市場中成功的大型網際網路平臺也需要龐大的資金。工廠建設、國際金融、銀行業以及許多產業都是如此：它們都需要實力雄厚且與中美競爭者處於同一水平的利益相關者。
一個企業必須擁有大量的資本才能實現重大項目並在國際競爭中與大型競爭對手較量，但如果一個國家缺乏這樣的企業，這個國家就會排除在一個日益重要、不斷增長的全球市場之外。
因此，令人擔憂的是多年來德國幾乎沒有出現這樣規模的新企業，而像AEG或Grundig這樣的前世界領導品牌，早已不知蹤影。
在美國和中國，許多大型的全球市場參與者已經羽翼豐滿，特別是在電信技術、網際網路和數位化領域，這推動了這些國家在一些領域的增加值大幅增長。
鑑於當前的全球市場，德國或歐洲的公司合併是有用且有必要的，但由於現行法律過分強調國家和地區市場，這些合併往往都失敗了。因此，必須在適當的情況下重審和修改德國與歐洲的競爭法，以便德國與歐洲的公司還能以較高水平參與到國際競爭當中。
西門子、蒂森克虜伯、各個汽車製造商或德意志銀行等現有的領軍企業，在已經存在了100年甚至更長時間，並已成為成熟的全球參與者。空中巴士在航空工業的地位，已經牢不可破，但它的誕生甚至也要追溯到50年前。
這些企業的生存與長足的成功符合國家利益，因為它們極大地促進了增值，同時也在世界上樹立了德國經濟與工業的良好形象。
國家對於外國公司接管的禁令在未來必須受到嚴格的限制，只有在防範國家安全風險（包括關鍵的基礎設施）時才能使用這一禁令。
如果接管行為的目的是提高技術與創新領導力而不關乎國家安全利益，那麼通過合適的投標來阻止這種接管首先應該是德國私營部門及其利益相關者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僅提供鼓勵與支持。
只有在極其重要的情況下，國家才會在非常有限的時間內充當股份的購買者。但是，總的來說，國家持有的股份可能長期不會增加，這就是為什麼要考慮建立國家參與機制，並要求政府定期向議會匯報任何參與的程度。新接管的股份原則上必須通過其他各方的私有化來平衡：
1. 一個過程的經濟意義越小，國家對該經濟過程的幹預就越少。
2. 一個過程的經濟意義越大，國家積極主動參與其中的行動空間就越大。如果出現對經濟具有現存重要性的挑戰，國家的幹預可以延伸至限時接管股份以及給予企業補貼。
3. 原則上，每一項幹預都應受到限制。只有當幹預對於實現經濟目標是必要、恰當的情況下，才可以實施。
4. 就電池生產這一對附加值極其重要的問題而言，國家可以組建財團提供援助，這種形式的援助是有用且充分的。
5. 而在平臺經濟、人工智慧和自動駕駛等極為重要的問題上，國家可以直接參與（如當年空客的建立）以實現這一目標，這種幹預也是必要的、合理的。（人工智慧-空客）
近幾十年來，出於環境保護、氣候保護、能源轉型和社會政策等原因，國家通過幹預手段使框架條件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重大變化。與其他沒有經歷此變化的國家相比，德國的工業成本提高了，競爭地位也因此受損了。
一些更高級別的政治原因會損害競爭，國家對這一損害的補償並不是補助，而是尋求恢復競爭的可比性。這種做法也必須遵守歐盟法律。
需要這種措施的領域有：
- 電力與能源價格
- 企業稅收水平
- 社會保障貢獻率（必須永久保持在40%以下）
國家絕不可以幹涉獨立企業的商業決策。每個公司都必須自己決定採用哪有政策，進行哪種投資。這體現了決策與責任的高度統一。因此，是否要投資新技術應該由各個公司自行決定。只有企業的行為可以走向成功，也可以導致失敗時，市場經濟才能真正成功。
國家也不可以隨意幹預國內、國際中企業的競爭。只有這樣，才能優化資源配置，使更好的供應方脫穎而出，實現附加值最大化。
必須堅定不移地遵循市場原則與比較優勢原則（大衛·李嘉圖）。遵守與堅持這兩項原則也符合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這意味著一個經濟體成功不會損害另一個經濟體的利益。如果這另兩個原則都可以被認可與實行，那麼所有經濟體都可以一同發展與壯大。
因此，德國堅持自由、開放的國際市場原則。即使這一原則可能會對本國企業造成不利，德國也希望遵守這一原則，減少乃至消除全球關稅，尤其是各個領域工業產品的關稅。
德國希望加強和擴大多邊主義，因為多邊主義是抵禦任何形式保護主義的有力保障，也是推動經濟和政治穩定的重要動力。
自由、開放的市場需要所有市場參與者與競爭者具有可比的框架條件（公平競爭）。由於一些國家不遵守現行的市場規則，這些框架條件不會自動建立。因此，為了德國的經濟利益，德國必須集中力量消除現有的不平等與不利因素。
如果在可見的未來無法為全球市場經濟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德國和歐洲必須採取比以往更積極的行動來抵制其他國家不正當的競爭。否則，成功的企業就會陷入不利的境地，並可能由於其他國家的幹預被拒之門外。這意味著：
1. 重審並儘可能改革現行的補貼法和競爭法。
2. 一些具有突破性影響的創新領域能獲得強大的競爭力，服務於國家的整體經濟利益，對於這些領域國家應施行限時補貼。
3. 對傾銷和濫用市場主導地位的行為採取更有效的措施。
4. 一些領域的企業規模對於企業的成功至關重要，德國應推動這些領域的公司合併。
鑑於歐洲單一市場的巨大成功，德國的工業政策也必須始終遵循歐洲的工業政策。以下這條原則基本上適用於德國和歐洲：單一市場的成員國具有共同的經濟利益，因為一個國家附加值的提高會使獨單一市場的所有其他成員國受益。
因此，基於最主要的歐盟工業大國的戰略，歐盟還需要制定一項工業戰略。我們的目標必須是增強整個歐洲的工業競爭力。而許多歐盟國家的去工業化進程必須逐步停止和扭轉。只有歐盟成員國共同致力於實現這一目標，才能最終成功。
目前，歐盟和歐元區對財務問題進行了過多的討論與決策，但較少地關注經濟政策這一基本問題。目前，討論經濟政策各個方面的幾種不同理事會（競爭力理事會、貿易理事會、電訊理事會、能源理事會）都過於分散，沒有一個集中的理事會，將所有不同的方面匯集在一起，進行討論與決策。
歐洲模式的「工業之友」是朝著正確方向邁進的第一步。除去這種不具法律約束力的交流，歐盟在未來還需要一個「工業部長理事會」，從而減少當前處理單一事項的個別理事會。
工業戰略可靠、成功地發展需要所有主要利益相關者的參與。他們必須共同商定重點領域與措施。這並不會影響國家維護國民繁榮的總體責任。
因此，本草案就是第一步。本草案並未在其內容中聲稱它是完整的或是需要全面的認可。在未來幾周內，它將成為與工業部門、經濟部門、工會組織和學術界的利益相關方進行深入討論的主題，同樣，德國聯邦議院和政府中的各個政黨也會對其進行深入分析。
隨後，修訂後的戰略將在聯邦政府內部達成一致並由聯邦內閣裁定。
同樣，一份有具體實施步驟的指導文件也會經歷相同的步驟。該文件會包含必要的法律修正案和其他措施。（如競爭法、參與機制）
在國家戰略的基礎上，聯邦政府隨後將迅速致力於制定和採用相應的歐盟工業戰略，並倡導其餘成員國就各自的工業政策展開深入對話。
如果該戰略要取得成功，就必須定期對工業政策的實際發展和聯邦政府政策的適當性進行集中評估，且不採用新的、詳細的和複雜的監測程序。我建議將2021年作為合適的戰略啟動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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