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津逵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不僅證明對外開放的方向正確，同時也證明放手讓廣東福建先行一步的正確，前所未有地揭示了閩粵海洋文化巨大的潛力和寶貴的價值。如今國家布署深圳建設海洋中心城市，支持深圳為進一步改革開放先行示範，意味著將海洋文化帶的作用從戰術層次提升到戰略層次，以陸海統籌、海洋先行應對全球大變局。
從希羅多德「希臘~波斯」而不僅是修昔底德「雅典~斯巴達」的視角看待中美博弈，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大灣區和香港深圳的未來使命。世界舞臺的追光燈正從今日之海的太平洋向明日之海的印度洋緩緩移動，處在兩大洋過渡帶南海中心位置的香港和大灣區又將為中國和世界做出怎樣的貢獻？
一、為什麼讓廣東福建「先行一步」？
授予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開放中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這是中央之國對閩粵文化的一次特殊授權，是兩千年裡前所未有的舉措。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廣東省委請示中央放權讓廣東「先行一步」，鄧小平說「如果廣東、福建兩省八千萬人先富起來，沒有什麼壞處。」為什麼特殊政策給「廣東福建兩省」？為什麼四個經濟特區設在廣東福建？因為閩粵兩省是中國海洋文化帶，其開放進取和與世界對話的能力，對引領中國走向世界具有無限潛力。事實上，四十年間廣東福建所做出的改革所開創的事業已經遠遠超出了全國人大在《經濟特區條例》中規定的正面清單，證明了梁啓超的預言：中國一旦對外開放，「彼兩省人，其猶有可用也。」授予廣東福建以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設立四個經濟特區，讓海洋文化率先與世界接軌，進而沿海、沿江、沿邊帶動全國的開放，這是中國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做出的主動回應。
在以往全球化漲潮的四十年中，亞歐大陸許多幅員遼闊歷史悠久的大陸國家，都擁有類似於中國閩粵這樣的海洋文化地帶，如面向地中海的土耳其安納託裡亞，面向印度洋的伊朗荷姆茲海峽和印度的東西海岸，面向大西洋的俄羅斯聖彼德堡芬蘭灣，可見中國能夠抓出這個歷史機遇並非水到渠成。從面向南海太平洋的閩粵兩省率先開放，到沿海、沿江、沿邊，在融入世界經濟大循環的同時改變了國家地緣格局，開始著手建設海洋強國。這實在是把握住國運的偉大決策。
閩粵海洋文化帶由南嶺與武夷山脈與中原隔開，與草原遊牧文化帶、中原農耕文化帶相比長期處在邊緣地位。但是，正如中原農耕文化連綿數千年從未中斷一樣，海洋文化也同樣連綿數千年從未中斷。只是中國史書「重陸輕海」，於海洋落墨甚少且多為中原視角、大陸本位。西方學者無論黑格爾、馬克思，還是近世的湯因比、韋伯也都將中國看做單一文化體。只有少數人關注到中國的海洋文化帶與中原的差異，例如費正清，也只認為沿海是中國「一種次要傳統」。
探究中國的海洋文化必須著眼於大歷史，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認為地理環境造就的「長時段歷史」，才是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歷史過去曾經存在，現在仍然存在」，今天的事件往往就是歷史的重演。從長時段的大歷史出發，找尋那一代又一代傳承的底層精神、文化基因，從跨越數千年的視角，才會發現閩粵文化帶的特點：
自由進取的文化基因
一個族群的文化基因深植於底層精神，表現為行為本能。北方人只有來到廣東和廣東人合作交流，就會詫異地發現原來還可以這樣看問題，還可以這樣來做事情。
人多地狹無法自給自足，必然依靠與外界的商品交換，所以廣東在農業時代不是自然經濟而是商品經濟。順德南海的桑基魚塘，種的養的都是商品。深圳歷史上的主導產業是鹽業，也是要通過交換才能獲得衣食住用。商品經濟使重商務實成為廣東傳統。由於地處交易市場，遠離政治中心，交易以平等的身份按契約完成，因此假大空的忽悠不僅成本高，而且收益低，這就促使人們更多務實，更少務虛，更善於在市場中找機會，更不善於在官場中謀位置。廣東幹部做群眾工作必須講本地方言，一位詩人說：「廣東從來不是道貌岸然的人佔上風的地方」。
廣東人的行為邏輯、面對挑戰的反應完全不同於北方，北方幹部看紅頭文件，只要不提倡的都不敢幹；廣東人看文件，只要不禁止的都大膽幹抓緊幹。順德人說：「見了綠燈大步走，見了紅燈繞道走」，這種主動進取的行為本能自古有之。廣州陳家祠是典型的「硬山頂」建築，是帝國時代建築形制最低一等。北方的硬山頂規規矩矩簡簡單單，而陳家祠的硬山頂，石灣陶瓷將房梁和屋脊裝飾得爭奇鬥豔，絢麗多彩。讓廣東先行一步就是發揮廣東海洋文化精神，率先闖出對外開放的局面。
1984年國家取消人民公社，一夜之間北方農村不僅取消了公社大隊生產隊建制，而且「清財撤隊」，集體經濟完全拆散。而同一年，珠三角的農村開始以股份合作的方式把承包地重新集中起來。深圳出現了萬豐模式、橫崗模式，分股不分田，村民自主擇業，村莊統一規劃，耕地水田向種養專業戶發包，工業區招商引資，全體村民按股分紅。土地股份合作方式不僅使大量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提高了農民在城市化中的參與度和分享度，從根本上避免了失地農民現象。1997年，中央布署第二輪土地承包，按要求應當分田到戶，珠三角的村長們如何應對上級的檢查？他們說我們這裡都是水田，怎麼分田到戶呢？
自由進取從來與開放包容共存，一個英國人在博客上說，在上海他處處遇到羨慕的目光，在廣州則沒有多少人關注他，相比之下他感到在廣州更自在。梁啓超道出了其中原因：「廣東言西學最早,其民習於西人遊,故不惡之，亦不畏之。」廣東的包容與千年間的移民分不開，美國人文地理學者享丁頓發現，「在赤道南北二十五度以內各地的人文進步，似乎沒有一處比得上南中國。」其原因，享氏認為是「自然淘汰與自然選擇」。東亞千年以來，草原遊牧民族屢屢對中原農耕地帶展開徵服，不願屈從於異族統治的北方華族不斷「衣冠南渡」，匯入了江南、嶺南的百越社會，並將儒家文化和精耕細作的傳統帶到嶺南，印度、阿拉伯、波斯的宗教、商業也漸次西來，在廣東既出了東晉寶安大孝子黃舒，出了韓愈蘇東坡帶出的「海濱鄒魯」，也有光孝寺這樣的阿拉伯文化，和葡萄牙式中世紀城市澳門。梁啓超說：「廣東人於地理上受此天然優勝之感化，其剽悍活潑進取冒險之性質，於中華民族中稍現一特色焉」。特別是當大英帝國勝出於歐洲、戰敗了清朝，在香港營建了一個現代西方式的先進城市，更激起廣東人救亡圖存的熱血。孫中山曾說「從前人人問我，你的革命思想從何而來，我今直答之：革命思想正乃從香港而來，從香港此一殖民地而來」，可以說中國人在站起來之前首先從廣東「醒過來」。率先醒過來的廣東等待著為中華民族復興打先鋒的使命。
超越版圖的文化網絡
其他沿海省份有什麼不同？最大不同在於閩粵文化帶是僑鄉社會。僑鄉是遍布世界閩粵文化網在中國大陸的節點，閩粵文化網絡在空間上超越了國家版圖而具有世界性。亞洲四小龍中，香港臺灣和新加坡三個都是華人社會，並且與福建廣東文化同源。南洋華人的祖籍也都是閩粵兩省，語言和心理完全同構，近代以來海外華人社區受西方文明的充分洗禮，給中國對接西方文明搭建了天然橋梁。閩粵海洋文化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基因，放手讓這種有別於中原的外向進取的文化在改革開放中打先鋒，是四十年來中國衝破束縛走向世界的一把鑰匙。
在這張巨大的文化網絡中，發揮最大作用的就是香港。作為全球領先的商業都會，其高度的法治環境、發達的港口物流、高超的金融貿易、特別是在城市管理中體現的文明風範，是最佳的學習範例，深圳在市場經濟的制度創新絕大多數是源自香港新加坡的啟發與示範。香港新加坡的普通法系是海洋世界法律的底層邏輯，由此在國際上的信譽使之成為改革開放後吸引FDI的主要渠道。
改革開放之初，正是香港和南洋華僑幫助廣東找到了突圍的方向。廣東和所有發展中國家一樣，儲蓄能力和出口能力都很有限，存在經濟起飛的兩大缺口。如果等待儲蓄來支持投資，經濟發展不可能提速。臺灣和東南亞國家的出口加工區正是利用外資來平衡這兩個缺口。袁庚提出招商局在廣東建設工業區，吳南生向省委建議出口加工區，都是香港和南洋華僑們的建議。在深圳珠海設立特區，等於放開香港和整個海外華人世界的作用，其效應是在中國任何地方都無法達成的。
在順德說到解放思想離不開兩件事：香港人和香港電視。順德一位學者還清楚記得，改革開放後不少港澳鄉親得以回鄉探親，當時有一位氣質不俗的長者回到村裡，待人禮貌和氣。客人走後母親告訴他：這位鄉親就是資本家。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在1987年應廣東省之邀到廣東開展調查，在專著《先行一步》中他寫道，「你的電視機從哪裡來的呢？」一些廣東人問道，「南風吹來的」，他的朋友這樣回答，這就是說，是通過香港的關係弄來的。南風不但帶來了物質產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帶來了一個令人嚮往的新天地。「對一般公眾而言，外部世界曾被看作是另一個星球，而電視使他們對外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直觀感受。」
香港對於廣東和中國的貢獻決不僅限於經濟，在中國大陸教育、文化、公益、扶貧等領域裡都留下了香港人的身影。香港中小企經貿促進會會長林偉生和一群企業家、專業人士在汶川地震後發起名為「站起來」的公益項目，為截肢傷殘者安裝義肢，十年中幫助大批截肢患者重新站起來。香港特區政府了解到他們的工作，投資兩億多元援建一座川港康復中心，作為首批香港援川重建20個項目之一。醫院協助上萬名地震傷者安裝義肢，其中數百人得到香港支援費用全免。我問林先生為什麼這個項目堅持十年，他說我從小讀書就懂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做公益不是給別人看，是做給自己的孩子看，告訴他們身處全球化時代，我們的根在哪裡。
鄧小平曾說，要在內陸再造幾個香港。今天當香港受到美國無理打壓的時候，小平「一國兩制」的遠見會讓我們更加清楚認識香港的價值和貢獻。
一群以天下為已任的人
在中華民族追求獨立自由的過程中，廣東福建和海外華僑是先行者。而成長於這片熱土中的共產黨人，就象歷史上那些以天下為已任的先賢一樣，擔起了改革開放的闖關任務。
深圳市委書記吳南生，有人說辦出口加工區是要殺頭的罪，他說「要殺頭就殺我好了」；老市長梁湘是深圳最累也最苦的官，離開深圳的時候他說「假如能夠活1000次，我要活在這個地方；假如要死1000次，我要死在這個地方。」李灝書記來深圳的時候，許多人都說你應該平安退休，上那裡幹什麼去？但是李灝書記對國務院領導說：如果是改革我就去，如果深圳不改革我去幹什麼？我多次聽李灝書記說，什麼是改革？就是把合理不合法的事變成合法，這就叫改革。換句話說，深圳要做的許多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是合理不合法的。創辦蛇口工業區的袁庚，一生為國家在秘密戰線、外交戰線，做了那麼多貢獻卻含冤入獄，頂著巨大壓力開創蛇口工業區還被告狀。有人問他你這是何苦來呢？袁庚說：「為了入黨的初衷。」
袁庚出身海員之家，軍校畢業，小學校長。是為了追求進步、建設一個文明民主新中國而加入共產黨和東江縱隊的，東江縱隊所有的人力和物質資源來自港澳和南洋華僑的支持，他們為中國的海洋文化賦予中華民族解放進步的內涵。1979年黨中央授予「廣東福建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半年前，交通部和廣東省已聯合請示中央在蛇口建工業區。招商局董事長和交通部長是華僑海歸和中菲雙重國籍的將軍，廣東省主管副省長是東縱戰友，這樣一群海洋文化帶成長的中國共產黨人，終於可以喚發出渾身的力量。
來自中國北方的幹部，只要是為了人民幸福、為了民族復興，而且敢做敢當的人，來到廣東這片充盈著自由、開放精神的沃土就會轉變立場調整觀念，做出正確的判斷。習仲勳，一個北方的幹部來到廣東，發現廣東的香港、澳門發展得這麼好，而魚米之鄉的廣州還要憑票買魚，老百姓拿票買不到魚把票寄給省委書記，習仲勳收到這種魚票什麼感覺？當他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為廣東爭取特殊政策時，當時的中央領導問，仲勳同志你們要什麼權？他說我們什麼權都沒有，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早就發展起來了。老一輩的改革者，他們是中華民族一群以天下為已任的人，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二、廣東為改革開放貢獻了什麼？
歷史上，每當大分裂時代，南方政權象孫吳、東晉、南宋因為割斷與內亞陸路聯繫，就會倚重海洋貿易。每當大統一，例如唐、元之際，就會主動向南海、印度洋打通海上絲路。然而無論是一口通商、還是廣交會，廣東都只是賺取外匯的工具，從來沒有授命為國家變革、變法先行。梁啓超說：「廣東一地，在中國史上可謂無絲毫價值者也……崎嶇嶺表，朝廷以羈縻視之；而廣東亦若自外於國中。故就中國史觀察廣東，則雞肋而已。」但是，「還觀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競爭交通之大勢，則全球最重要之地點僅十數，而廣東與居其一焉，斯亦奇也。」果然40年前，當中央支持廣東「先行一步」的時候，廣東就非常清楚地衝向他認定的路。
以市場經濟對外開放
廣東對中國改革開放做出的最大貢獻，不是對外開放，而是以市場經濟對外開放。新中國成立以後到改革開放之前，國家曾經三次大規模引進國外先進技術：50年代從蘇聯東歐引進的「156項」、70年代初從西方引進成套化纖化肥設備的「四三方案」（因為要花四十三億美元）、1978年引進寶鋼等「22項」重大工程，這些都是對外開放。這些技術引進是中央決策、財政投資、各部實施、成立國營企業承接、產品納入國家計劃。三次大規模引進對於中國的工業基礎非常重要，但為什麼卻無助於國民經濟擺脫崩潰邊緣？因為這是計劃經濟的對外開放。以「156項」為例，我的同事高宇航做過一個分析，將全國各省引進「156項」的數目與改革開放後各省經濟發展的速度做比較，兩者正好成反比。關鍵原因是計劃經濟引進項目的載體是傳統的國企，而傳統國企並不是獨立經營自負贏虧的市場主體。我曾請教深圳首任體改委主任徐景安先生，一個多年就職於馬列學院的學者何以不遺餘力推動股份制？徐先生說：馬克思是說要消滅私有制，但沒說要建這種國企啊。
相反再看廣東的深圳和珠三角，對外開放是市場經濟下的對外開放。市場主體從哪裡來？增量上，深圳以「一份紅頭文件」給民營科技企業發出了準生證。存量上，深圳通過「現代企業制度」股份化改造出萬科、發展這樣的市場主體；順德是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在集體所有制暴露嚴重弊端時勇敢進行產權改革，改造成獨立於政府財政的市場主體。今天佛山市的兩家世界五百強企業美的、碧桂園，就是當年順德北滘鎮的兩家鄉鎮企業。與此同時，成千上萬港資臺資的「三來一補」項目，為珠三角積累了無需政府投資的加工貿易產能，打造出世界工廠的產業大軍，培養了無數企業家。
可見，計劃經濟不等於閉關鎖國，但計劃經濟下政府壟斷了對外開放，鎖住了民間創業的手腳。廣東先行一步，就是先行放開民間的活力，向全國率先示範了市場經濟才是對外開放的正途。科斯、王寧在《變革中國》中發現，「真正讓中國經濟得到飛速發展並得以向市場經濟轉變的，不是那些由國家主導的企業改革，而是這些民間的邊緣革命」。「在推動中國市場轉型的諸多邊緣革命中，深圳及其他經濟特區的開闢和發展，在推進中國向世界經濟開放的過程中，起到了尤為關鍵的作用」。
廣東獲得特殊政策的一個背景，是國家正處在「22項」帶來的財政壓力，1980年總投資200億的寶鋼在反對聲中一時下馬。此時中央對廣東的態度很明確：「沒有錢，給政策，殺出一條血路」，放手讓廣東通過補償貿易、來料加工等等方式，中方出地、出人、不出錢，外商投資管理、拿訂單，以此擴大出口賺取外匯、增加投資。
市場經濟必然帶來競爭，墨守成規的企業出局，技術管理上不斷創新、不斷優化、環保上不斷投入的企業脫穎而出。香港鑄造協會會長蔡子芳的順景園，多年來鋁合金模具不斷突破，別人的模具一託二，他可以一託四、一託八。行業厚度最薄0.8mm，他可以做到0.54mm。產業鏈不斷細分優化，同行之間你追我趕，把一個個藍海變成了紅海，形成了全世界性價比最高的供應鏈。一位海歸民營企業家驚嘆：「在東莞長安可以找到任何一種材料，在黃江可以找到任何一種加工，而且是24小時接單、加工、供貨」。依靠珠三角供應鏈優勢服務全球創客的「大公坊」創始人丁春發說：「離我越遠的人越需要我」。廣東先行的市場經濟讓對外開放的國策落地生根，不僅造福中國人，而且助益於全世界。
解放人的創造性
同樣的機遇下，廣東人最敏捷。1978年7月15日，國務院頒布《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試行辦法》，允許廣東、福建等地試行「三來一補」。半個月後東莞太平鎮的太平服裝廠就與港商籤訂了來料加工的協議，兩個月後順德容奇鎮的大進位衣廠已經開工。珠三角的鄉鎮豈止是聽到發令槍躍身而起，簡直就是搶跑。國家在「四五方案」、「22項」中引進成套設備，是部長對外談判，上馬一個寶鋼要十個部級幹部組建公司。而在珠三角，成百上千個村長鎮長和港商談判，數以千萬來自全國各地的鄉鎮青年變成了產業工人、技術能手、大國工匠，還湧現出成千上萬的創業者。在東莞出現了全國第一座集資建橋、收費還貸的高埗大橋，出現了全國第一個為投資者高效服務的「一站式服務」。
同樣的思想解放，廣東人最徹底。一九七九年一月全國範圍內對四類分子摘帽，中國公民從此沒有階級成份與出身差別一律平等。但是在廣大內陸地區以前出身不好的年輕人進入鄉鎮企業、村支兩委的依然不多。1979年廣東南海從摘帽的「五類分子」中起用了620多名有經濟頭腦、懂生產技術的人到政府管理部門和社隊企業中工作或擔任領導。這些人往往能「帶起一支隊伍，管好一條戰線，辦活一個企業，搞富一個大隊、生產隊」。文革中順德曾經有2600多幹部因為港澳海外關係被限制使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順德縣委召開大會當眾燒毀幹部海外關係表，轉過年來李兆基等順籍港商就敢於回鄉掃墓了。我曾問深圳一位村長「五類分子」的後代如今怎樣，他笑著說我就是出身地主啊。
長期生活在廣東，感受著廣東人積極的人生態度，有時會遐想，按廣東人的方式想問題就是解放思想。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原地區的農村說「要吃米，找萬裡，要吃糧，找紫陽」，求的是吃飽鈑，而廣東說「恭喜發財」，主張求富的正當性。80年代初南海縣委書記帶上鞭炮和燒豬到致富的村子「賀富」，中山縣委開大會表彰萬元戶，蛇口工業區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震撼全國，原來祈盼發財就象祈盼豐收一樣具有正當性，於是「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一位曾在深圳打工的年輕人說，最懷念在深圳「火熱的日子」；一位畢業就到廣州工作的設計師說，在內地即使是省城也依舊是一個熟人鄉土社會；一位曾經在多個一線城市工作創業的企業家說在深圳的感覺是「萬類霜天競自由」。
蛇口創始人袁庚始終關注人的解放。他不僅勇敢地向鄧小平匯報「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提法，還勇敢地爭取黨中央領導支持蛇口民主選舉和評議領導的試驗。蛇口的住房改革其深意在破除人身依附，蛇口企業的股份制改造為的是解除行政機關對企業的幹預。蛇口因此培育出當代中國第一批真正的企業、真正的企業家。袁庚歡迎媒體的輿論監督，為使幹部遠離貪腐和官僚主義，提倡建設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這些試驗如同愛迪生那隻最初亮了8分鐘的燈泡，告訴我們今天中國仍然嚴重的諸種問題並非無解。隨著廣東文化的「北伐」，更多國人告別了空洞無謂的說教，走上主動、自強、創造財富的道路。
積極進取的廣東為創業者搭建登上人生巔峰的舞臺，位於石巖的深圳打工者博物館記述了藍思科技的創辦者周群飛的故事：15歲輟學打工，每天上18小時的班。20歲毛遂自薦，將一個面臨撤資的小加工廠做成初具規模的工廠，她從手錶玻璃絲網印刷起步，首創玻璃屏幕手機。如今已是蘋果等名牌手機的供應商。許多北上的港商臺商、許多白手起家的民營企業家，都是幾個人幾十個人起步創業，發展到千人萬人的規模。當下，一家從深圳轉移到江西吉安的工廠每當中午下班要有交警來門前疏導交通，這家為蘋果代工起步的企業已經是擁有數萬工人的上市公司。從五湖四海來到廣東來到深圳的人們，人生躍遷到更高的能級，幾乎無一例外都做出了在家鄉難以成就的業績。廣東為改革開放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解放了人的主動性，激發了千千萬萬人生命的潛能。
推動中國的地緣轉型
荷姆茲海峽與杜拜隔海相望的地方，是一片伊朗的自貿區。2019年春我來到這個格什姆商城感受到當地商人的熱情友善。他們對於中國人和中國產品無一例外地點讚。說中國的企業交貨及時、產品性價比高，能夠按客戶的要求修改優化。他們中很多人都來過中國，所到最多的地方不是北京西安，而是廣州、晉江、義烏這三座城市。這說明曾經是農業地帶的珠三角、閩東南和江浙地帶如今已成為世界工廠，中國的人口和生產力正在移山填海向海岸線轉移，對外開放重塑了中國的地緣格局。走出國門的中國製造、中國施工重塑了中國人在世界的形象。
改革開放之初廣東的發展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僅僅十年就躍居全國第一省並一直保持到現在。以2017年中國各省財政來看，自給率超過60%的省市，除京津滬之外，只有從山東到廣東的沿海省份。說明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與海洋化程度息息相關。說明對外開放才是中國最大的內需，只要給海洋文化帶一個機遇，定會帶領中國還給世界一個奇蹟。
大國的國運與海洋息息相關。正如羅馬帝國、伊斯蘭帝國的衰落是失去了地中海一樣，大清帝國專注於「海禁」、「遷界」、寄望於「海不揚波」，其實早在元明之交已是中國海洋的「歷史分水嶺」，十六世紀初東亞海商時代與歐洲大航海同時發端，不見了王直、鄭成功這樣掌控東亞國際貿易的海商力量之後，失去海洋的中國只有待海上西來的歐洲文明挑戰下再迎來復興的契機。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沿海崛起了全球前列的貨櫃港，中國的港口吞吐量穩居全球榜首。華為、中興的員工走遍世界，在那些以當年歐洲航海家名字命名的地方開疆拓土。數千年裡重陸輕海的中國，開始了陸海統籌，海洋先行的地緣轉型。
一個區域的航海能力可以在開放中復興，也可以在封閉中荒廢。日本學者上田信在《海與帝國：明清時代》中發現，蒙古徵日失敗後朝鮮半島船隻銳減，中式帆船出現在黃海不到百年，中國人便掌握了橫渡黃海的本領。反之在長江口的瀏河鎮，「明末禁止出海近百年後，當地掌舵之人已經死絕」。今天，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建設海洋強國」，十九大更提出要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標誌著海洋文化先行的方略已從「試驗」的戰術層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中國必將義無反顧轉身融入海洋世界，為人類文明做出應有貢獻。
三、經濟特區「特」在哪裡？
建設經濟特區是廣東向中央爭取的，按國際慣例對外開放是廣東的行為本能。這一點如果跳出特區看珠三角，特別是沒有特區名頭但在改革開放中爭先恐後的順德、東莞、南海、中山「廣東四小虎」，就會看得非常清楚。
國際慣例的常識區
1980年8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批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由此經濟特區具有法律授權。條例規定的權限拿到世界來看，都是常識。比如說企業經營應該依法納稅、企業用地要交地租、用工要跟工人籤合同。《經濟特區條例》為什麼要寫進這些常識？因為當時在全中國，企業經營不要納稅，用地無償無限期，工人是企業的主人。建設特區反過來說明計劃經濟時代是個特殊國家。特區之「特」在國際慣例則是常識。
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是新中國按照市場經濟建設的城市。特別是深圳珠海，在基本上一片農業區域裡建設起的海洋文明的城市。袁庚和蛇口創業者們不是移民到蛇口人民公社，他們是蛇口工業區的「第一定居者」；梁湘非常明確，深圳不是搞計劃經濟而是搞市場經濟；李灝在深圳提出「深圳改革開放的目標是把深圳弄成按國際規則打籃球的地方。」「但球隊是按社會主義組織的」。按市場經濟建設城市，借鑑資本主義之長來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
布羅代爾提出「文化」與「文明」兩者區別，「就是存在和不存在城市」。設立經濟特區就超越了海洋產業而以市場的規則、金融價格手段來建設城市。中國城市傳統是因官而興，各級城市都是帝國權力金字塔中的結點。即使沿海的泉州、廣州、潮州，歷史上也都是中原中央政權自上而下設立的州郡治所。儘管這裡有港口、有番坊、市舶司，但整個城市運行的邏輯是官場不是市場。明清之際，閩粵華僑在南洋組織了一些守望相助的社團，其中有「王國」也有「公司」，但是在西方大國崛起、中華文明衰落的背景下，這些社團不可能長久。鴉片戰爭之後在中國沿海、沿江、沿邊出現了上海天津漢口等被動開放的對外通商口岸，稱「約開商埠」，1896年之後清朝政府從主動參與商戰的考慮開放了秦皇島、三都澳、嶽州等港口城市，稱「自開商埠」。到民國年間中國已有70多座約開商埠、50多座自開商埠，為今天的改革開放留下寶貴遺產。經濟特區，特別是在一片農田漁塘中崛起的深圳珠海，就是共產黨人建設的海洋文明城市。是從海洋文化向海洋文明躍升的起點。
新中國成立之後也新建了許多城市，但這些都是國企城市。城市的經濟主體是一個個國家重點項目，行政級別高於本地市縣的大單位，看上去很象19世紀英國陽光之港、伯恩維爾那樣的公司城，確實是本地就業、本地生活。但這些大院裡親戚套親戚，盤根錯節的人身依附關係，一切聽命於上級機關，完全不具備自主經營帶來的創新動力。有這種官本位的國企，民營企業不要能獲得公平對待，國企城市的體制恰恰與海洋文明城市南轅北轍。
毗鄰香港是深圳得天獨厚的條件，深圳在制度上的創新絕大多數都參照了香港現成制度，變換一種令內陸地區和上級部門聽得懂、聽接受的表述方式。比如說「股份制」叫做「現代企業制度」；「賣樓花」叫做「房地產預售」；「土地批租」叫做「國有土地有償有限期使用」；在一個資本主義高級階段城市的示範下，社會主義初階段的深圳節省了太大的試錯成本。蛇口已不僅是「剽悍活潑進取冒險」的海洋文化，已經是邁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海洋文明，而蛇口在城市文明上更可以比肩眾多的世界名城。
深圳精神是企業家精神
工業革命後崛起的產業中心城市，往往會有優秀企業家代表了這個城市的精神走向。比如說福特對於底特律，卡耐基對於匹茲堡，比爾蓋茨和賈伯斯對於矽谷，都是扮演了這樣的作用。鋼鐵大王卡耐基認為富人有光榮的也有可恥，擁巨富而死是可恥的。窮人中有勤勞也有懶隋，能夠幫助勤勞的窮人就是光榮的富人。比爾·蓋茨的名氣不僅來自微軟更來自蓋茨基金。這次新冠疫情後蓋茨的反思與西方各國政要們的境界高下立判。
深圳精神就是企業家精神，四十年裡企業家英雄輩出，今天代表深圳文化精神的就是華為，任正非。今天中國這個巨大的經濟體量已經嵌套到全世界，深圳已經進入了現代化的人類文明圈，在這個時候，優秀企業家是著眼全球化還是主張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直接影響到一個城市對國家的文化貢獻。
任正非說我們要向美國學習，最終我們要到山巔上擁抱，共同為人類做貢獻。華為和任正非使深圳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達到一個新的高度。這個高度不僅影響了很多華為系的企業家，影響了很多非華為系的深圳的企業家，影響了大灣區的很多企業家，影響了眾多的市民。華為有一個優秀的供應商安科訊，這家企業推崇華為的價值觀「以客戶為中心，以奮鬥者為本，長期堅持艱苦奮鬥」。他們提出要煥發員工的體力、智力和心力這「三力」，換取企業、員工和顧客的「三贏」。
海洋文明城市因商而興，尊重企業家就是必然。最早出現在地中海東岸的港口城市推羅，聖經上說「它的商人是王子，它的買賣人是世上尊貴的人」；這個傳統在一系列海洋中心城市間接力，如威尼斯、安特衛普、熱那亞、阿姆斯特丹、倫敦、紐約。安特衛普城市廣場周圍是各大商會的建築；阿姆斯特丹城市廣場上的「王宮」完全沒有王者風範，這座市政廳建築的名字只因為住過法國統治時期的所謂國王。海洋城市沒有帝國都城那種以軸對稱、大尺度造成的儀式感，城市生活圍繞交易，市場、市民廣場是城市的中心；城市空間豐富緊湊、功能混合，便於人們交流。其賞心悅目方便舒適的人性化場所令人流連忘返，如今多數都成為世界名城。
企業家的競爭力在於創新，因此海洋文明城市都是創新接力的選手。不僅材料、工藝、技術的創新，在物流、商業、財務上也創新，例如財務會計中的複式薄計；保護髮明創造的專利法；海上貿易中的貸款、股權、保險，銀行和交易所的創立及其一整套規則。這些硬體和軟體都是海洋城市在不同時代裡走向法治、效率、公正的標誌。所積澱下來的成就超越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是人類的共同財富。
特區是城市而不是工業園
為什麼「BAT」，移動互聯龍頭企業百度、阿里、騰訊會出現在北京、杭州、深圳，而不是任何一個經開區、高新區？可以想見工業4.0革命中顛覆性創新企業也同樣不會出在以招商引資為動力的工業園區。深圳與這些園區不同，她是一座具有完整生命的城市，因此成為中國創新之都，國際專利（PCT）申報數幾乎佔到全國一半。
1984年中央在設立特區之後進一步開放了14個沿海城市，同時在這些城市建設了14個經開區。這些城市都是百年前曾經開放過的城市，其中11個是約開商埠，3個是自開商埠。而1984年建設開發區則是按照「三為主一致力」的原則建設的加工製造功能區。如今將近四十年過去了，如果你問任何一位朋友，是願意到這些城市生活工作，還是到這些開發區？答案會很清楚。
19世紀歐美各國相繼進入城市化的加速階段，在中國沿海城市的建設中，中外規劃師工程師和工匠吸取了自古希臘以來經過上千年城建實踐的手法，城市中不僅有生活區、商業區、並完整配置了教育、醫療、新聞、出版、藝術設施，空間緊湊多樣、豐富多彩，20世紀初的中國沿海呈現了萬國城市博覽會，歷百年而不斷生長、歷久彌新，顯示了人類文明的在城市建設上的高度，14個沿海城市就是那一輪對外開放的遺產。新中國成立以後，以消滅商品經濟為指向的蘇聯城市規劃標準成為中國城市規劃的模板，稀疏的路網、寬大的道路、巨大的街區，成為五十年代城市建設的共同風景，這種呆板、無趣的城市肌理壓抑了人們在街道上交流的願望，扼殺了城市的魅力。好在沿海地區除廣東茂名之外再沒有「156項」的項目，蘇聯式的城市規劃在沿海的影響遠沒有內陸城市大，因此14個沿海城市核心區風採依舊。
相反，開發區的發展嚴格鎖定在「三為主一致力」，即「以發展工業為主、以利用外資為主、以出口創匯為主和致力於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方針。這曾是一條對計劃體制的「防線」，卻變成了此後千萬經濟功能區的「地平線」。七通一平之後所有入園項目都是招商引資進來的，引進成熟的加工製造能力最好是當年投資當年達產。為了增加工業產值必然服務業不足，醫療教育不足，上下班鐘擺車流，產業缺少自發成長的空間，缺少在新技術革命中創新創業的力量。二三十年的周期之後，遭遇產業衰退的局面。這樣的環境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呢。
相反，深圳珠海發育成為城市。什麼是「城市」？大規模、高密度、陌生人群聚集之地。什麼樣的城市是美麗城市？不僅有比例協調、賞心悅目形式美，而且有完美、到位、出色、「會心」的內涵美。當中那些能夠激發人們友善的情感和創造性的社會活力的城市就成為人類文明的創新中心。因為是城市，深圳具有創新的不竭動力。因為是城市，深圳成為繼北上廣之後能夠吸引人、留住人的地方。
發揮市場的自發秩序
城市不同於開發區，還在於發揮市場的自發秩序。深圳從1970年代末的30萬人目前管理人口2千萬人，城中村是深圳的「落腳城市」，住房面積超過2億平米的深圳城中村，是全球大都市中最好的低成本生活區，從城中村走出了深圳的企業家、發明家、藝術家、創客、公益領袖。深圳城中村的「一村一品」很象順德南海中山東莞的「一鎮一業」，城中村內的工業區產業自發升級，不斷有新的藍海。
自發秩序的一個重要載體就是工業街區，美國紐約的曼哈頓、芝加哥的盧浦區都曾經是工業街區。深圳的華強北就是這樣密網、窄街的工業街區，在緻密的城市路網中布局多層工業樓宇，前街首層破牆開店成為商業街，背街是物流作業，二層以上是流水線，發展與城市生活共存的工業，如服裝、印劇、食品、包裝等都市產業。作為轉型升級的二傳手，讓市場發揮產業選擇的決定作用。
華強北的每一棟工業樓宇內部，業態都不是政府規劃而是自發成長的。這種自由創造的沃土才會出現BAT，出現層出不窮的創新企業。
四、大灣區的使命是什麼？
世界舞臺的追光燈正從今日之海的太平洋向明日之海的印度洋緩緩移動，南海處在兩大洋過渡帶，南海的中心位置在哪裡？美國海軍上將詹姆斯·史塔萊迪從航海者的眼光來看：「位於南中國海汪洋世界核心的香港，或許是全球最優良的天然港」。香港和大灣區又將為中國和世界做出怎樣的貢獻？
四十年間高速公路、軌道交通突破了南嶺阻隔，製冷技術衝抵了難耐的暑熱，工業化將農業時代的劣勢轉變成優勢，五湖四海的移民南下廣東讓珠三角成為中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群。我曾經問過不下千人，誰能在四十年前想像到自己今天所擁有的財富和便利。至今沒有一個人給我肯定的答覆。所有人都沒有想到，所有人都已達到，這說明在我們所有人的努力之外有一個其能量遠遠超出我們想像的存在，這就是燦爛的人類文明。可以說今天我們所有人超出四十年前預期的財富都是分享人類文明的紅利，而大灣區的成長本身就是人類文明結出的果實。因此，她必然肩負一個使命就是要面對和解決人類社會共同的問題。
堅信全面開放的方向
2019年國家發布《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繼而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然而風雲變幻，美國反華政客將貿易戰擴展到疫情、科技、外交、軍事、國際組織領域，地緣上從香港、臺海、南海全方位向中國施壓，大灣區和先行示範區遭遇極為嚴峻的外部環境。
說到中美博弈，很自然聯想「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新興大國雅典與守成大國斯巴達的關係，其實以希羅多德的「希臘波斯」視角也會有另外的啟示：2600年前，地中海沿岸有數百個希臘和腓尼基城邦，為什麼雅典成為其中佼佼者？亞洲大陸有眾多集權帝國，為什麼波斯成為犖犖大者？就是因為雅典與波斯恰恰處在眾多地中海城邦與幾個亞洲大陸帝國相互對峙的最前沿，雙方絕非此後羅馬與漢朝那樣相隔萬裡，而是面對面地對峙，這必然帶來制度的比較和競爭。雙方都不可能改變對方，因為地中海不可能變成亞洲大陸，亞洲大陸也不可能變成地中海。這就迫使雙方在競爭中做成了「最好的自己」：雅典是民主制，但伯裡克利為建設衛城在決策中適度集中，避免了民粹的陷阱；波斯是集權制，但卻是沒有奴隸的集權制。居魯士大帝解放了巴比倫之囚，至今躺在大英博物館裡的圓柱——居魯士文書，被譽為「歷史上第一部人權宣言」。中美對峙的局面隨著中國崛起遲早會明朗，只是遇到川普這位能將一手好牌打得稀爛的對手而來得過急。
象「脫鉤」這樣的話就如「圓的方」一樣根本是偽命題，要牢記的是順德人的話：「見了綠燈大步走，見了紅燈繞道走」。今天的中美已近在咫尺，兩個超大體量的國家也如海洋與大陸一樣難以被對方改變。所不同的時當代的資本是跨國公司，當代的交流靠網際網路，雙方的資源、能力深深地相互嵌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香港在制度上屬於西方，主權上隸屬中國；深圳示範著中國當下，未來又要先行；兩者同屬的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的海洋文化帶，與海洋世界關係千萬重。美國制裁香港就是在制裁中國，大灣區先行一步中國就可以拉開戰略縱深。香港深圳和大灣區未來在中美之間所能扮演的角色有無限可能，當下的所有推演都會受想像力的局限。應當堅信國家全面開放的方向，大灣區要隨時準備好為改革再出發先行一步。應當堅信大灣區的廣東文化基因，不媚洋、不恐洋、不仇洋，確保以理性立場代表中國對話世界，拓展全面開放的新格局。
四十年的開放主要是經濟領域的開放，要象經濟領域那樣在教育、科研、文化、藝術、公益慈善、社會治理等方面對外開放，也就是形成《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中所說的「全面開放新格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珠三角曾在工業、貿易、城市建設等眾多領域創造了數不勝數的全國第一。但迄今為止沒有貢獻過一個諾貝爾獎，沒有產生一部享譽世界的文學藝術作品，沒有出現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界有影響的學派，大灣區要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必須更加開放，只有全面開放才是大灣區最大的內需。
以實踐追問發展的方向
深圳曾經強調速度，之後強調質量，看上去「馬快車好」，唯獨沒有強調發展的方向。在計劃經濟下突圍，速度就是生命。在粗放競爭中勝出，質量就是生命。如今全球化退潮，人類進入了失去路標的行程。福利國家陷入懶人剝削勤人、笨人剝削聰明人的困境；美國政客為爭奪選票迎合民粹。資本主義根深蒂固的不公平沒有解決，而中國對外開放的道路正遭遇半渡之擊。大灣區這個中國對外開放的首發的陣容，只有直面人類問題才有可能實現自我，深圳必須追問方向才不負國家使命。
70年代以來國際上有識之士疾呼關注地球承載力、貧困問題和社會活動的公眾參與，聯合國提出可持續發展和《21世紀議程》。但是物質主義和消費文化猶如疾駛的列車很難降速。即便新冠疫情這一「偉大的糾錯者」，各國政要依然專注於經濟、就業，鮮有從根本反思人類文明的走向。未來中國，收入增加提升的幸福空間一定收窄。如何既控制資源消耗又獲得持久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是中國的問題更是世界的問題。
順德一群本土企業家組織了「榕樹頭村居保育基金會」，支持學校師生開展社會鄉村調查和鄉村建設，開展鄉村啟蒙教育和設計扶貧；是廣東教育先進鎮南海裏水鎮，在所有公辦小學普及針對中國人學外語特點的「原典英語」，他們找到一條美育之路：在中小學普及合唱藝術，建設全國第一座「合唱小鎮」。在深圳，30多年前股份制的主要推動者如今創辦了幸福研究院，系統提出「共享深圳，幸福中國」的理論並親力實踐；曾經的市委辦公廳負責人、綜合開發研究院負責人組織「智庫百人會」，連續七年開展「民間評議政府」工作。從深圳出發的「古村之友」公益組織，發現了中國大地上巨大的善能，為了「讓天下沒有難做的善事」而創辦社會企業「愛鄉寶」，以網際網路平臺幫助眾多進城的人們反哺家鄉，幫助眾多新鄉賢造福桑梓，匯聚鄉村精神振興的力量。太多的人在拷問著人生的意義、社會的意義、城市的價值、深圳的方向、大灣區的使命，這些問題沒有答案，在不斷地追問和探究，不斷在火熱實踐中回答。
把自發活力還給社會
從英國開始，一個個工業化國家爆發出超過以往世代總和的財富。但是，沒有一個國家創造出超過以往世代總和的幸福。四十年中所有偉大的創造都不是貫徹落實出來的，世間所有的幸福都以「我要做」而不是「要我做」為前提。
任何人類的共同體都具有三個維度：政府、市場、社會。市場經濟就是將市場從政府獨立出來，由企業家自主依法承擔風險整合資源創造財富，前四十年的廣東珠三角和深圳就是這樣，因而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在短缺時代提高收入能帶來明顯的幸福感，隨著收入進一步提高，獲得感與幸福感邊際遞減，社會建設的滯後也會令精神的緊張焦慮漸次提升。「先行示範」從從何處先行？
社會不等於政府，就象市場不等於政府一樣。政府是自上而下的管理，社會是自下而上的自發秩序。行政管理的本能是將公益組織、慈善機構、宗教團體都納入體制管理，將居民視作服務對象，一方面增加行政成本，一方面削弱社會的自發活力。
其實受助者也可以成為助人者。幾年前在香港靈實社區，一個「愛心獻社區」的頒獎會深深教育了我。上臺領獎的是一些坐輪椅拄拐杖的人，原來他們都是腦中風患者。社工在幫助他們康復的過程中，帶他們去探望社區內的孤寡老人，與老人家聊天。這樣在語言能力恢復的同時，也排遣了老人的寂寞。他們不僅是「殘有所助、病有所醫」的受助者，還是「光有所發、熱有所放、情有所系、愛有所施」的助人者。一個美好的社會就是這樣令每個人都能發光發熱獲得助人的成就感。
「磨房深圳百公裡」是深圳民間自發舉辦的一年一度大型戶外徒步活動，每年會有不同的戶外主題，「驢子」們、志願者自發組織、參與，至今已經組織了20屆。每一年他們都會提出一個主題，例如2001年「用雙腳丈量深圳」；2004年「回歸自助、團結協作、體驗徒步」；2013年「走過不留痕」；2018年「美好生活、幸福深圳」。類似的社會公益活動還有蛇口無車日等。社會自發、政府各部門支持、公眾參與成為最佳組合。
如果說，以往四十年是將自發的活力還給市場，企業自主經營、政府引導監管，從而創造了超過以往世代總和的財富，那麼未來的幾十年裡，大灣區把自發的活力還給社會，社會自我成長，政府指導監管，一定會創造出超過以往世代總和的幸福，中華的復興就確保成為人類的福音。
#深圳特區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