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死去和最初的誕生一樣，都是人生必然；最後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樣，都是光照人間——這兩句詩一樣的哲言，曾懸掛在首都醫科大學遺體捐獻接受站的中廳。每年清明節前後，接受站都會迎來一波遺體捐獻高峰。斯人已逝，生命卻以另外一種方式延續。
48位市人大代表籤捐獻倡議
北京醫科大學有一具完整的人骨架。每個醫科大學的學生，無不對它肅然起敬，因為看到它，仿佛又見到了原醫科大學校長胡傳揆教授。
1982年召開的市七屆人大六次會議上，胡傳揆、葉恭紹、嚴鏡清等48位市人大代表，聯名籤署了《捐獻遺體，供醫學之用》的倡議書。
他們向醫藥衛生戰線的工作者發出了捐獻遺體的倡議：「既然我們在生前能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祖國醫學科學的進步，為什麼不能在死後將遺體捐獻給人民衛生事業的發展呢？」「我們在此首先公開立下遺言，自願在死後將本人遺體整個捐獻給祖國，供燒傷修補、臟器移植、教學觀察以及醫學科學研究之用。」（1982年3月30日《北京日報》1版，《捐獻遺體 供醫學之用》）
1986年3月17日，胡傳揆去世。北京日報1991年6月22日6版《死亡並不意味結束》報導記載，遵照胡傳揆生前的囑託，他的遺體在北醫大第一附屬醫院進行了病理解剖，為醫務人員留下了大量寶貴的病理切片和數據資料。之後，老教授的遺體又被送回北京醫科大學，由解剖教研室繼續完成他遺囑的後半部分：儘量利用其它組織及其骨架，以利教學。醫科大學花費了三個月的時間，將胡教授的遺骨製成精緻的骨架，並舉行了隆重的揭幕儀式。
當年，為何48位市人大代表會集體倡議捐獻遺體？這與當時遺體解剖和遺體捐獻極其缺乏有關。
病理解剖本來可以為之後的眾多病人提供診斷依據，但當時很少有人同意病理解剖。另外，教學解剖用屍體奇缺。教學解剖為醫學提供寶貴經驗。按照正常的教學要求，人體解剖實驗課應該是4個學生分到一具屍體，可在當時，北京很多醫科大學的實驗課一直是8到10個學生用一具屍體。在中專類醫科學校，更是幾十人上百人「看著」解剖一具屍體。一具屍體甚至要用很多年，老師怕學生弄壞了標本捨不得讓大家動手。有些中專生學了半天醫，連人體裡面究竟是什麼樣都沒搞清楚。
協和醫科大學人體形態學教授曹承剛當時一語中的：我們每個人在生病後都希望找一位好大夫，但好大夫是如何培養出來的？對於一個醫學院的學生來說，人體解剖是學習醫學知識的第一步。
捐與不捐的觀念衝突
北京日報刊登了48位市人大代表的倡議後，僅4天就接到十多封讀者來信，表示自願捐獻遺體。各個醫學院校也陸續接到要求捐獻遺體的電話。
首都醫科大學接受第一具自願捐獻的遺體是在1992年12月16日。一位姓程的四川打工妹在京治病期間，得到了好心人的無私幫助。小程輾轉找到首醫大，要求死後捐獻遺體作科研教學之用，以回報北京人及全社會對她的關愛。
還有一些人不應被忘記：水利部原總工程師馮寅，生前多次要求捐獻遺體。1998年9月馮寅去世之後，子女遵照其遺願，幫他完成了捐獻。
70多歲的北京市經貿委幹部何先生，為了在生前落實好捐獻遺體的願望，從1989年開始就寫信聯繫，四處奔走，最後終於如願以償。
不過，這樣的例子還是少數。在20世紀90年代的北京，捐獻遺體依然超越了很多人的接受能力。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裡，「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我們既然全須全尾地來，就應該完完整整地走。」傳統觀念、輿論壓力像一張無形的大網，束縛著人們。
順義農民王佔強下定決心捐獻遺體。母親聽了後流著淚說：「將來媳婦和你進不了一個墳，她能同意嗎？這事在搞對象的時候可不能跟人家說。」王佔強的伯父硬邦邦地甩下一句話：「遺體不在了，可沒你的墳頭，你好好考慮考慮吧。」
一位姓吳的老人想要在死後捐獻遺體，可子女們都強烈反對。他們衝著老人嚷開了：您要是真把自己捐了，街坊鄰居還不都得罵我們不孝，我們可擔不起這罪名。老人只好作罷。（2000年6月2日《北京日報》9版，《這也是生命的延續》）
有些開明的病人家屬在醫院自願籤訂了捐獻遺體協議書，可一旦親人病故，很多人又反悔了。（1994年12月10日《北京日報》6版，《屍檢：為了人類自身》）
1999年設三大接受站
1999年「五一」勞動節前夕，北京市成立了志願捐獻遺體辦公室，下設協和醫科大學、北京醫科大學、首都醫科大學3個志願捐獻遺體登記接受站，標誌著北京市規範化的志願捐獻遺體工作正式啟動。
從1982年人大代表聯名倡議，到1999年設立登記站，經過17年的宣傳，人們的接受度已經明顯提高。連登記站的工作人員都沒有料到，開站幾天內就有120多人到三個接受站登記捐獻遺體。
北京市鐵路工程總公司經濟師李明星，在北京醫科大學接受站正式工作的第一天就來登記。她告訴記者， 「我知道現在可供解剖的屍體很少，我以前得過一場大病，是北醫附屬醫院治好了我的病，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覺得普通人也做不了什麼大貢獻，把遺體捐獻給醫學事業也算是為社會做了點事情。」
當時已75歲的張國金老先生帶著饅頭和榨菜，大老遠從姚家園坐車來北醫大登記。出身醫學世家的他，希望死後也能為醫學事業做點貢獻。（1999年5月8日《北京日報》7版，《志願捐遺體者逾百》）
不到一年的時間，全市已有1500人進行了登記。
2000年3月2日清晨，協和醫科大學的解剖教室裡氣氛莊重肅穆。這一天，是協和醫科大97級臨床醫學系的62位學生第一次上解剖課。在教室正中間的解剖臺上，躺著的正是遺體接受站成立以後全市的第一位遺體捐獻者。
這是一位老人，1999年夏天病逝，親屬為了卻他的遺願，在他去世後的第二天就把遺體捐獻給了協和醫科大。
初春的陽光透過玻璃窗灑進解剖教室，62位大學生向他們面前躺著的這位無私的遺體捐獻者深深三鞠躬。
「每次接受遺體捐獻都是一次心靈的淨化，請你們銘記這些志願者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整個社會的崇高精神，請不要愧對他們的這份真情。」課前，協和醫科大何維教授的一番肺腑之言震撼著同學們的心靈。他們輕輕打開包裹的白布，鄭重地開始了他們的解剖第一課——認識大腿骨三角構造。
每年清明前後是捐獻高峰
有了登記接受站後，北京的遺體捐獻有了快速發展。
截至2009年清明節，北京市3個接受站的報名人數超過了1萬人，其中817人已完成遺體捐獻。這些捐獻者中既有百歲老人，也有兩歲小孩，既有工人、農民，也有大學生、教授。
受我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每年清明節前後，市民對遺體捐獻工作關注度較高。三大接受站每天都接到很多人電話諮詢，報名人數也是平時的幾倍。（2009年4月11日《北京日報》6版，《清明過後遺體捐獻報名者增多》）
對於遺體捐獻，有些人看得很淡，來到辦公室二話不說就填志願書，整個過程平淡自然；也有很多人做出決定後，還要陷入長達半年到一年的深思熟慮，不時打電話到接受站諮詢。做出遺體捐獻決定的人，在完成內心的掙扎和抉擇後，往往還需要至少半年的心理建設期。
捐獻者去世後，接受站會等待，等待家屬主動聯繫，並不去追問。最終的選擇，讓家屬決定。這不僅僅是規定，更是尊重。（2012年4月5日《北京日報》8版，《以紅十字的名義，向「大體老師」致敬》）
2014年2月26日，43歲的範濤在家人的陪伴見證下，籤署了人體器官捐獻、遺體捐獻知情同意書及申請表。
範濤是2009年突然查出患有腦膠質瘤的。他曾做過15年的北京日報記者，前文提到的報導《死亡並不意味結束》就出自他手。
開顱手術、放化療，腫瘤復發，再次化療……生命走入倒計時，他做了一個決定——申請捐獻器官、捐獻遺體。
2016年8月26日晚8時30分，人民醫院手術室。無影燈下，範濤靜靜地躺在手術臺上，心電圖變成一條直線。四位醫生向他深深鞠躬。
一個多小時後，他的遺體被送到北大醫學部，成為一名引領醫學生走進人體科學之門的「大體老師」。第二天，他的肝臟和雙腎已經在三位患者的體內開始工作。不久後，他的兩個眼角膜讓兩位患者重新看到了這個五彩斑斕的世界。（2017年2月20日《北京日報》2版，《空谷濤聲》）
生命紀念碑前的追思
遺體都捐了，甚至沒塊墓碑，對親人的哀思在何處安放？
2004年，為了紀念遺體捐獻者，市紅十字會在長青園骨灰林基地建立了生命紀念碑。
2007年起，每年清明節前後，來自各大醫學院校的師生、醫務工作者、紅十字會志願者、遺體捐獻者家屬，都會來到生命紀念碑前，舉行追思會。（2011年7月12日《北京日報》7版，《「遺體捐獻者哀悼日」擬設》）
2012年的追思會上，一身素衣的黃莉將一束黃菊擺在刻有父親名字的紀念碑前。「看到有這麼多學生來祭奠父親，我很感動。」
2012年清明節前夕，醫學院校師生代表在《生命》紀念碑前肅穆，向刻有遺體捐獻者名字的石碑敬獻鮮花，表達哀思與敬意。孫山 攝
追思會後，學生們久久不願離去，有的在紀念碑前整理花籃和花束，有的輕輕用手帕擦拭著紀念碑上刻著的一個個名字。田蕊是北京協和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2009級學生。她動情地說，「在我們每個人的醫學生涯裡，都曾有過一位默默無私的大體老師。我們沒有權利、更沒有理由讓他們失望。」（2012年3月25日《北京日報》2版，《叫一聲「大體老師」 向您們深鞠一躬！》）
「從土葬到火化是一次進步，從火化到捐獻是一次革命。」這是紅十字會的一句宣傳口號。1982年人大代表們發出遺體捐獻倡議已經過去38年了。這38年間，人們對於遺體捐獻的思想轉變，恐怕比之前幾個世紀積累的轉變還要大。截至2018年年底，北京市已有2.5萬餘人報名志願捐獻遺體，其中2962人實現了遺體捐獻。
逝者已矣，遺體捐獻者在選擇奉獻的同時，也開啟了延續希望的旅程，生命以這種方式再度綻放。
（資料來源：學習強國北京學習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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