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以海德格爾的一句『一切實踐傳統都已經瓦解完了』為嚆矢。濫觴於家庭與社會傳統的期望正失去它們的借鑑意義。但面對看似無垠的未來天空，我想循卡爾維諾『樹上的男爵』的生活好過過早地振翮……」——《生活在樹上》
浙江省2020年高考滿分作文《生活在樹上》，把不少人讀懵了，有人感嘆「太牛了」，有人則覺得「太晦澀」。這篇「後浪」滿分作文，用詞之深奧與生僻、引文之繁雜與冷門、語句之曲折與晦澀，令閱卷組長不吝讚美：「文字的老到和晦澀同在，思維的深刻與穩當俱備。」「文字的表達如此學術化，也不是一般高中學生能做到的。」
暫不考慮與此文相關的種種爭議，令人好奇的，是這份點評中閱卷老師對於「學術化」的理解。在他看來，「學術化」是否意味著「艱深」？而「老到」與「深刻」需要以「晦澀」的外衣來裝扮自己？
既然作者在文中大量引證了哲學家的觀點，那麼在此，我們也不妨嘗試用一篇哲學論文的標準，來看一看《生活在樹上》對哲學的運用究竟是得其神髓，還是取其皮毛，也藉此思考，何為良好的哲學寫作。
最後，我們與哲學家陳嘉映聊了聊他對這篇滿分作文的看法。陳嘉映擅長以當代中國普通讀者較為易懂的方式進行哲學寫作。在他看來，給這篇作文打滿分不合適，但他贊成給一個比較高的分數。
陳嘉映坦言，他自己在寫作過程中也經歷很多坎坷，「比不上現在的學生」，只是那個年代的學生習作「見不得人」，和今天這種炫耀式寫作路子相反，毛病也相反。在他看來，絕大多數的寫作者都要經歷有點「裝」的寫作階段，而克服這種寫作方式最靠譜的辦法不是搜集「名人名言」，而是比較踏實地讀上兩三本哲學書，「好的東西讀多了，那些爛的東西就出不了手了。」
撰文 | 貝雅夫 董牧孜
「清晰」，
是哲學寫作的美德？
「晦澀」，或許是很多人對哲學文本的第一印象。經常能聽到這樣的調侃：「我認識每一個字，但當這些字排列在一起時，就什麼也不明白了。」
不少歷史上的偉大哲學家，其思想往往與簡明清晰無緣。如果以今天的「清晰」作為標準，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恐怕都不能過關。「真理，作為一個實存，其真實的形態只能是一個科學的真理體系。」諸如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此類的文本，顯然難以被輕易理解。
儘管哲學家們有時候會因晦澀遭到惡評，例如一些人說：「凡是黑格爾說明白的，都是毫無創建的廢話，凡是他試圖有所創建的，都是他無法說清的「黑話」。但大多數時候，哲學家們的「晦澀」會得到人們的原諒，甚至被看作是一種「必需品」。最直觀的印象是，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在閱讀黑格爾，並從他的著作中獲得洞見。
兩位「晦澀」的哲學家，康德與黑格爾。
《生活在樹上》這則高考作文同樣晦澀，通篇充斥著哲學話語。但顯然，我們認為這種「晦澀」和哲學文本的「晦澀」完全無法相提並論。滿分作文的晦澀，主要在於清晰性的欠缺，這也是它在公眾眼中的關鍵短板之一。
時評人曹林的評價十分具有代表性：「哲學作為愛智之學，生來就是一種澄清行為，澄清自己的真實意圖，澄清語言造成的困惑。而這篇《生活在樹上》，哪是澄清啊，分明是在賣弄中製造混亂。」
目前網上已經流傳著多個版本的「白話翻譯」，其中心論點無非是：在從傳統到現代的轉進中，固有的權威——如家庭，社會逐步解體。但我們不應不假思索地展開批判，因為這會讓我們走向虛無。正確的做法是批判地繼承，但又不失去主體性。論點談不上有趣，論證也算不上嚴謹。
網友對高考滿分作文的「翻譯」。
這篇文章的「不說人話」之處，或者說讓人「看不懂」的原因，主要體現在文章許多用語不符合漢語的語言規範，倒是有一股濃重的翻譯腔；在完全可以使用日常詞彙的地方，選取了生僻的「黑話」和「大詞」來替代；大段大段地掉書袋，預設了較高的背景知識門檻。
如今，人文社科領域的「黑話」和「大詞」早已惡名昭彰，淪為了大眾戲仿和調侃的對象。「學院腔」不等於「學術化」，連篇累牘的「黑話」，不僅不能讓論證更加深刻有力，反而是「繁文冗語的矯飾做派」。（網絡圖片）。
換言之，這篇滿分作文的表達並不像閱卷老師所說的那麼「學術化」，其刻意為之的「老練與晦澀」，事實上恰恰是不那麼「學術」、甚至「反學術」而動的。
「晦澀」，
是哲學家的特權嗎？
為什麼《精神現象學》「有資格」讓人「看不懂」，而這篇作文卻沒有「晦澀」的資格？當我們批評《生活在樹上》時，我們是否僅僅在發洩因「看不懂高考作文」而產生的「無能狂怒」？
要探尋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就必須明白哲學家的晦澀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晦澀。一般而言，哲學家們的晦澀有以下幾個成因：
首先，一些哲學家其實很希望把思想表達得清楚而明白。之所以最終的呈現效果不盡如人意。主要是因為他們面對的問題過於複雜，而其理論也相應的難以簡單。
筆者有位老師常常主辦colloquium，給學生打磨論文，儘管他十分強調表達的清晰，但也承認：「任何一個嚴肅的哲學問題都極其複雜深邃。即使你最終想通了，有了某種創造性的理論，要將這個理論以一種簡潔而適宜讀者接受的方式呈現出來，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理論越是複雜，相應的論文就越難寫得具有可讀性。」
康德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在《純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他提到自己已經修訂了之前版本中的一些「晦澀之處」，同時也坦承自己不具有「明確地表達」的「天賦」，並期待擁有這種天賦的後來人來澄清其他未被修訂的晦澀。毫無疑問，康德並不以晦澀自傲，反而將其看作有待克服的缺陷。另一位表達晦澀的典範人物黑格爾，其實也同樣希望自己可以儘可能清晰生動地表達觀點。
《純粹理性批判》， 康德著，李秋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另有一些哲學家，他們之所以「晦澀」的確是有意為之，刻意地不循常規。而他們之所以這麼做，往往是因為某種特殊的本體論或認識論信念。如偏愛「星叢」式真理的本雅明，他的一些作品就由片段化的敘述拼接而成，乍看之下難以把握其中脈絡。
翻譯造成的隔膜感，也是「晦澀感」的重要來源。在外國哲學著作的中譯本中，一些在漢語中極為少見的表述出現得很是頻繁，進而晦澀難懂。但按照某些翻譯理念，這種晦澀和陌生不僅不應被反對，反而應該予以保留。如陳康先生在《巴曼尼得斯篇》的序言中曾談到兩句「不合習慣」的表達：
「它們不是中文裡習慣的詞句，因為自從有了中國語言文字以來，大約還未有人講過這樣的兩句話。其所以還未有人講過它們，是因為還未有人這樣思想過。正因為還未有人這樣思想過，所以我們才翻譯這篇『談話』；否則又何必多此一舉？」
或許可以這樣說：哲學家的晦澀是否「值得」，是否應該被理解和同情，關鍵在於這種「晦澀」對於傳達其內容來說，是不是「必要」的。對於康德、本雅明這樣的思想家而言，穿透他們的語言迷宮，讀者抵達的是思想的深刻，對於一個複雜而深邃的問題有了新的洞見。
面對這樣的晦澀，人們往往願意為此傾注更多的耐心。正如艾倫-伍德對黑格爾的評論：「即便最敏銳也是善意的研究者，也缺乏閒暇和耐心去體察他有意為之的文風和抽象術語背後的內容，部分正是出於這個緣由，黑格爾的影響力要求我們穿透熟知的（通常是帶有惡意的）有關他的肖像和被篡改的形象，從而看到真實的方面……想要穿過黑格爾的棘叢，並無捷徑可走。」
哲學的「清晰」，
絕不意味著沒有門檻
如果說好的內容能使得表達的晦澀在一定程度上被「原諒」，為什麼我們仍要在寫作中以 「清晰」和「讓人看懂」作為要求自己的原則？
這一方面是因為，表達的清晰和內容的高質量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清晰的表達和清晰的思考往往是相伴而行的。如果具有一定論文寫作的經驗，就會發現，很多在腦海中十分絢麗的構思，一旦被寫下來，就會暴露出它們混亂且沒有條理的真實面貌。而修改語言表達的過程，實際上也是那些構思在腦海中重組，並最終變得清晰的過程。
正如A．P．馬蒂尼奇在其《哲學寫作導論》中說：「既然語言是思想的表達，那麼清晰的語言表達的就是清晰的思想。寫作的風格應有利於理解哲理，所採用的文法應增強清晰性。」
Philosophical Writing : An Introduction / A. P. Martinich / Wiley-Blackwell / 2005-7-25 /
即便在晦澀的哲學家當中，例如前文中所述的康德，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不斷修改，去除晦澀之處的過程。在提煉語言表達的過程中，思想的內容也會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具有理論性。
另一方面，「清晰」也越來越成為學術共同體在倫理意義上的一種「美德」。
在今天，大多數的學者都生活在一個學術共同體當中，既受惠於別人的成果，又試圖以自己的思考助力於共同體的繁榮。正如我的一位老師所說，哲學的思考是個人性的，但哲學寫作是「社會性」的。對大多數學者而言，隨著研究越來越深入，其所了解的領域可能也難免越來越「窄」。在此情形下，清晰的寫作意味著我們不試圖以「黑話」和「誑語」讓同行們感到「不明覺厲」，並表示出一種基本的尊重和真誠。在有可能的前提下降低理解自己文本的門檻，也使得他人能更容易地取用自己的知識成果。
當然，哲學的「清晰」絕不意味著完全沒有門檻。目前，一些知識付費的產品標榜哲學「平易近人」的一面，甚至給人一種我們可以毫無門檻地進入哲學的錯覺。但無論如何，哲學有自己的概念體系與能力要求。恰如陳康先生在談論古希臘哲學時所言：「（文章翻譯的）「達」只相對於在系統哲學方面曾受過不少訓練、關於希臘哲學又有相當了解的人。」
同理，哲學的「平易」和「清晰」，主要針對的也是受過哲學訓練的人。對於未經訓練的群體，即便是「清晰」的哲學，想要理解依然是不那麼容易的。
哲學家陳嘉映：
如何克服炫耀式寫作？
陳嘉映，1952年生，先後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系、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現為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
新京報：陳老師認為這篇滿分作文中，對維根斯坦和海德格爾的引用是恰切的嗎？
陳嘉映：我首先想說我挺讚賞這篇作文的，我贊成中學生多讀一點兒哲學，多一點兒深入思考，不局限於敘事、抒情。
一篇短短的文章裡引用好多哲學家語錄，這種寫法是相當幼稚的。你引用維根斯坦、海德格爾，但你可能是在浮面上摘出來兩句話，其實跟維根斯坦、跟海德格爾的哲學沒有什麼關係。讀點兒哲學書，嘗試在哲理層面上思考，這是好事兒，但不要沿著這個路子來寫哲理式的文章，這個路子發展下去會是作文的大毛病。
新京報：你覺得這種寫作風格，在今天的年輕人之中普遍嗎？「後浪」接觸到不同哲學資源的途徑比以前多，因為社交網絡的存在，寫作和發表輕而易舉，似乎更容易陷入一種看似晦澀、實則不過是「名人名言」、翻譯腔的炫耀式寫作？在你那個年代，學生的哲學寫作有哪些代表性的毛病？
陳嘉映：我不了解現在年輕人的寫作風格。我自己的寫作經歷過很多坎坷，比不上現在的學生。我們那個年代的寫作是「見不得人」的，不是為公開發表寫作，長處短處跟這篇作文相反，沒打算發表，可能更真誠些，短處是視野比較窄，可交流性比較差，容易流於自說自話。
新京報：你怎麼看待今天比較流行的哲學散文？比如阿甘本、韓炳哲、齊澤克等哲學家往往很受中國讀者歡迎，他們的一些哲學議論文似乎很適合在新媒體發布。你覺得這種寫作適合中國作者模仿嗎？這些哲學散文富有魅力（儘管彼此差異也很大），在你看來是一種好的哲學寫作方式嗎？
陳嘉映：阿甘本、韓炳哲這一類型的著作我讀得不多，他們各自有自己的特點，但你也可以從他們的共同點把他們放在一起說。他們都知識淵博（我不知道淵博有多重要），都經常直接談論現實問題，把現實連結到多種多樣的觀念來議論，有時候這種聯繫出人意外，會有啟發，有時候顯得任意輕浮，東拉西扯。
他們的風格是從近世法國哲學發展出來的，我個人偏向於集中思考一兩個問題，力求深入下去，希望最後能在這個問題上提供一點兒「知識增量」，或不如說是提供進一步思考的墊腳石。我讀德國、英美的東西更多一些，不是最愛讀議論型的東西，最欣賞的不是現在流行的這幾位大家。
不過，思想本來有各種取向和風格，你在那個取向中做得好，也很不容易。我覺得跟著哪種風格走，不在於你是中國人、外國人，而在於哪種風格適合你。整體而言，我個人認為我們的整體思想水準、知識水準都差得遠，無論模仿哪一種，都可能變成東施效顰。當然，也許忽然就冒出來格外有出息的個別年輕人。
《走出唯一真理觀》，作者：陳嘉映，版本：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5月。
新京報：說心裡話，你覺得給這篇文章打滿分，合適嗎？是否會鼓勵一種不值得推崇的寫作方式？或者，這能反映出閱卷老師怎樣的心態？
陳嘉映：不合適。這實在算不上一篇好文章，打滿分是太誇張了，但我會贊成給一個比較高的分數，因為這篇作文跟當下流行的作文套路不同，有值得鼓勵的地方。作為應試文章，文通句順，洋洋灑灑，應該說還不錯吧？寫作是一門實踐藝術，怎麼寫好，最後還要在長期實踐中體會。
從給分上看閱卷老師的心態，這有難度吧？何況閱卷老師給的分數差很多，一位給了39分，兩位給了55分，最後一個給了滿分。還有一個區別：第一輪閱卷老師在很短時間裡要讀很多作文，譁譁就給分了，不像後面兩層可以慢慢琢磨。至於給滿分的老師，我猜測有可能意在鼓勵不同路子的作文，但他或她看來不熟悉哲理類型的寫作，這方面的判斷力不太高。
有人擔心鼓勵這樣的寫作風格會把考生引向一種不良的寫作，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不認為老師們要向一個固定的方向引導學生寫作，在目前情況下，學生嘗試去寫哲理類文章是件好事兒，哪怕寫法有毛病，至於以後這種毛病泛濫成災，那就再去鼓勵別的寫法唄。
新京報：在學習階段會出現這種有點「裝」的寫作似乎也是正常，是表達欲的體現。初學者要怎麼克服這種局限？
陳嘉映：的確，是正常的，絕大多數的寫作者都要經歷這樣的階段。克服這類毛病沒有單獨的途徑，如果上來就有好的哲學教師會很有幫助。更重要的是多讀好東西，好的東西讀多了，那些爛的東西就出不了手了。什麼是好東西，這隻有在長期閱讀過程中慢慢培養判斷力，如果你沒有品味，最後也分不出好壞，那就真的沒辦法了。
單說哲學學習，要緊的是踏踏實實讀上兩三本哲學書，名人名言我們都喜歡，但多記名人名言無助於哲學學習。
另一方面是寫作，上面說到讀哲學，主要是讀西方哲學家，不過，我們用漢語寫作，你得體會什麼漢語是好的，古代流傳下來的東西經過長期淘汰，多半不會太差，可以從這裡開始，然後學會分辨現代漢語的寫作。
撰文 | 貝雅夫 董牧孜
編輯丨董牧孜 校對丨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