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始寫這篇文章的那個夏末，我經歷了很多事。人生可能就是這樣，回顧來時路，總難免頗多感慨。
父親一生喜歡讀書，年輕時熱愛文學，1980年代，因為工作關係，他與一些當代詩人作家有過往來。再後來，父親工作越來越忙，就把對文學的諸多熱愛，變成了對我成長的無限期許。高考前後，我在家鄉小城圖書館度過了許多安靜的時光。好多時候，閱覽室裡只有我一個讀者，閱讀從文史哲開始，一排一排讀過去。從晨光初現到夜幕降臨，讀完了所有社會科學的書，就去翻自然科學的那幾排書架。仍舊是一本接一本地看過去，多半看不懂，也並不妨礙我愉快地消磨掉了那些逃學的日子。
上大學後，讀的中文專業，此後一路讀研讀博，文學成為我閱讀的主要部分。在東師讀研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沉迷神學，距離學校挺遠的地方，有一家很小的書店，大部分是宗教哲學的書，西方那些重要學者的著作幾乎都能找到。現在想來，頗覺奇怪，大約店主是個宗教徒，也可能是個藏匿民間的哲學家。沒有課的晚上，就一個人待在那間小小的書店，也買過幾本，多半是在那裡讀。讀完一本換另一本。店主三十幾歲，也或許更年長些，可能那時候我還很年輕，不太會去關心這些。他也只是打開一本書在那裡安靜坐著，偶爾點一支煙，望著窗外，眼神空空蕩蕩，仿佛熱鬧的俗世生活因為一牆之隔都變成了虛幻的存在。他從來沒有問過我是哪個學校的，學什麼專業，我們也沒有就各自讀的書交流過什麼。每天晚上九點，他站起來整理東西準備關店門，我背上書包回學校。日復一日，直到有一天，他說，你明天不要來了，好久都沒有賣掉一本書，書店做不下去了。我有點茫然，也不知道要說些什麼，如果是現在，估計我會說那我把書店買下來吧。第二天當然還是去了，看到的是緊閉的大門。此後再也沒有見過那個默默看書默默抽菸的書店主人。再然後，就是讀博，我開始在吉林大學旁聽王天成老師的哲學課。西哲、馬哲的課都選了。孫正聿、炳正、孟憲忠、孫利天老師的課，只要有時間，都會穿越大半個城市去聽一聽。那些年讀書的光影，那些年在東師和吉大校園裡遊蕩的足跡，那些年一個人穿過城市街道看燈火闌珊的孤獨，都以不同方式留在了色調斑駁的歲月裡。
現在回想起這些往事，會有種恍若前生的錯覺。時間過得真的是太快了。
認真做當代文學批評，其實是近十年來的事。之前做的多半是現代，也並不專注，讀書也是完全憑興趣。倒是關注中國社會問題的基本立場從未改變過。作為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三十年的親歷者，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新世紀，文化論爭、思想交鋒、環境惡化、精神危機、價值困境、社會生活諸種領域不斷分化和斷裂，確實親眼目睹了歷史的生成。即使如今的我們依然置身於熙來攘往的當下，而這一切，在我眼裡，就是未來中國必然要回頭認真反省的一段繞不過去的歷史。
一個人，並不是一生都可以在一個明亮的世界裡行走。人性的暗區，生活的深淵，就像世界之鏡的兩面，妥協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們仍然能夠在文學中看到足夠多的善意、溫暖和愛，這是我們還願意熱愛文學、信賴文學的基礎。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給了石黑一雄，話題在石黑一雄之外，是移民作家三傑，薩爾曼·拉什迪、V·S·奈保爾，尤其是拉什迪，原因當然很簡單，不說也罷。作為移民作家，雙重文化身份和文化記憶，註定寫作者會攜帶太多揮之不去的地域鄉愁和精神鄉愁。時光的痕跡，從來不會因為我們日漸衰老而漸漸淡去，只會以靈魂分裂和精神撕裂的方式，不斷強化，直到烙印成為我們溝壑縱橫的生命本身。
無論作家以怎樣的方式表達，尖銳或者溫和，喧譁還是靜默，冷峻抑或熱切，我們都不難從中感受到他們對待世界和生活的態度。某種意義上，好多當代中國作家並不缺少文學的敏感性，而是缺少思想的敏銳性，不是缺少生活的豐富性，而是缺少文學的責任感。時過經年，我仍然願意說，最打動我的，並不是小說的風格，而是作家的風骨。
有時候，我會不自覺地把作家和歌手相對應，就像那個寫小說的張楚和唱歌的張楚。好多好多年前，我一度以為他們是同一個人。雖然寫小說的張楚更帥，唱歌的張楚看起來更叛逆，但內在的，兩個人都有著特別的孤獨和憂傷。他們對生命的熱切注視，灼痛了我們的心。不虛偽，不退縮，有光亮，撞到現實的高牆，還有勇氣翻越過去，在明亮與幽暗之間，在輕浮的時代與沉重的生活之間，不失尊嚴，不失溫暖，在那些文字與旋律的焦慮不安裡，始終有種旁若無人的篤定。這便是文學藝術所能帶給我們的最後的慰藉了吧。
年輕的時候，喜歡搖滾，這大概算是1980年代文藝青年的通病。以為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我們可以永遠保有正視黑暗的勇氣和權利。直到歲月蒼老，我們白髮漸生，少年意氣消歇，空餘嘲諷的喘息和痛苦的失眠，然後在某種越來越深的迷戀中，裝作忘卻現實生活的壓力。憑藉寫作，寫作者沉浸在自我的世界裡，仿佛有光，仿佛上帝一樣想要有光就可以點亮世界。事實當然並非如此，那種壓抑的禁錮足以讓人窒息。所以，最好的文學，首先是樸素、孤獨，並且飽含強烈的同情和憂傷的愛。好多歌手詩文寫得不錯，樸樹、鄭鈞、許巍、周雲蓬、鍾立風，都被稱為詩人。在寫給鍾立風的文字裡，我談到過音樂對一個人究竟意味著什麼，不同的人，可能有著截然的感受。阪本龍一經歷了生死，看世界一定更透徹。真誠，殘忍，冷靜，投入又出離。各種思索與折磨都是人的，無處不在的循環，壓抑又仿佛全部為空。久石讓、喜多郎、阪本，一寸寸瓦解又重建的世界，精神體驗有多少難度，靈魂深處就有多少共鳴。音樂是陪伴，也是守望。生命如流沙，就算世界遍布荊棘，支離破碎，仍舊可以在疼痛裡不斷找回完整。
反向觀察，小說家們同樣寫著他們的新搖滾，鄉村音樂，城市民謠，寫著他們的情歌，或者急於組個樂隊，放大自己的聲音，似乎集體作秀比起一個人表演，比較容易克服時代加諸個人的所有不適。然而這並不是問題的核心，當然也就不是解決問題之道。
文學批評，對於文學自身，其實並沒有什麼意義。可以看成是一個職業，或者充滿功利色彩的名利場，與作家們熱鬧的互動，更像是江湖上的各路英雄會。說這些並不代表什麼，都是置身其中的人，批評家看到的世界和生活，沒有更理性而本質，作家也不會因為虛構多了而相信那個迷幻的世界更真實。社會生活充滿隱約的動蕩感而日子一天天又一成不變，我們今天的文學，正在經歷漫長的精神考驗，文學與生活，可以永不原諒，橫眉冷對千夫指；也可以同流合汙，相逢一笑泯恩仇。全在於寫作者站在哪裡，用哪隻眼睛看生活。
從現代文學到當代作家，讀過的小說詩歌越來越多，多到了有時候會心生厭倦。在2016徐州的中國長篇小說高峰論壇上，我說起一年五千多部長篇的出版量，對於當代文學研究者真的是一個身心挑戰。所以本著長痛不如短痛的原則，我選擇關注中短篇。這些年來，中短篇小說讀得更多，關注詩歌則完全是因為自己偶爾也寫，若不是年輕時候曾經想成為一個詩人，以今日詩壇的種種，可能失望更多吧。好在寫作是個人的事。批評，就不盡然了。作為學者，理應認同，學術乃天下之公器。
說到批評，就不能不談到尺度和標準。而選擇怎樣的尺度和標準，取決於批評者對自我身份的認定。我想，如今無論作家，還是批評家，對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社會身份確認，應該都存在很多分歧了。1990年代以來的分化，差不多可以用魯迅的那段話來概括：「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出於知識分子良知的，還在啟蒙的陣地上勉力堅持，也更能感受到魯迅所說的無物之陣。這一生，我們無非是從一個牢籠到另一個牢籠，我始終不能確信，自己是完全自由的。而這種不自由的由來，是我的另一個關注點，閱讀，也就從作家的現實主義立場，很自然的轉向作家的歷史觀。
如果說在探尋現代文學發展軌跡時，我更在意的是現實主義立場，而在解讀當代作家創作時，我則格外糾結於作家們的歷史觀。就像諾獎公布後，朋友圈刷屏的石黑一雄的日本想像，石黑一雄的英國敘事，物哀的美學，打撈的懷舊，似乎他可以不去重訪歷史，甚至從歷史現場退出來，就可以完成與歷史相對應的人心的觸摸。這當然做不到。沒有歷史，也就沒有現實。這些年，反覆探尋當代小說中的歷史影像，包括50後的莫言、張煒、賈平凹、李銳、方方、王安憶、鐵凝、陳應松、趙德發，60後的餘華、格非、畢飛宇、呂新、葛水平，70後的徐則臣、李浩、葉煒、海飛等作家筆下的歷史敘事，不斷被我放大。從一扇很窄的門進入，試圖建構出來一個完整的時代記憶，或者考察思想史可以有怎樣的文學表達。在沿著思想軌跡走進這些作家作品時，我常常還是會想到魯迅，甚至不自覺的援引魯迅作為鏡像，雖然這種批判精神的傳承在當代愈發顯得不合時宜。越是熱鬧的生活，越需要那一雙冷眼吧。人生中很多問題並不是刪繁就簡就可以視而不見的。社會問題就更是如此，並非歌舞昇平就能夠湮沒所有哭喊、掙扎和絕望。這麼說，也不是要求文學來拯救一切，我要的，不過是觸動人心的力量。一方面是藉此來審視作家，更主要的是明晰自我。
或長或短，或遠或近，或深或淺，每個人看到的世界都不同，而歷史，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有著怎樣的歷史和歷史觀，其實並不會改變歷史本身，能夠作用於他人的都很有限，所以這一要求，無非是指向個人或者自我的。對於人類歷史，沒有什麼是永恆和偉大，歷史本身，只不過意味著一種價值基準，提供的是尺度本身。也就是人類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物種，或者可能成為什麼樣的物種。社會生活是一個光怪陸離的舞臺，每一個人都扮演著各自的角色，在一個生病的時代，每個人都可以扮演醫生；在一個清醒的世界，每個人都可能是病人。
有怎樣的歷史，才會有怎樣的現實，當然，歷史敘事的傳統來得更為強大。即使新歷史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一度影響廣泛，我們還是不難看到，新世紀以來，作家們放棄顛覆的武器，文學放下解構的利刃，慢慢回到歷史反思與重建，現實批判與關懷的立場。即使後現代的遊戲性、破碎感、邊緣化還在不斷加劇，並不妨礙文學堅持自己的嚴肅立場。作品解讀中，難免會觸及到一些歷史評價、現實判斷和文化批評。尤其是涉及到土改、反右、「文革」等題材，有一些觀點被刪減後刊發，有一些文章沒有可能發出來，這些都不會改變我們繼續關注自己認為需要關注的問題。人有病，天知否？中醫的療救也好，西醫的手術也罷，魯迅也好，胡適也罷，總歸都是治病救人。而讓我們常會心生感慨的，是在這樣漫長又倉促的小時代裡，可能我們剛好經歷了一段大歷史。
正如薩特所言，他人的自由，是我們存在的基礎，這種自由，意味著把自我的存在與他人使我存在糅合在一起，這種自由賦予我們價值又取消這種價值，存在由於自由得以永遠被動地逃離自我。當然，我並不確定自己擁有自由。更多時候，我們都會深感不自由和困惑，想要永恆地獲得釋懷，多半是以破壞的姿態。就像歌裡唱的，人生兩杯酒，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
我們活得越來越像一個成功的人。出席各種活動，講話、發言、掌聲、合影，有時候還有鮮花。這些看起來那麼真實，標定了我們在社會秩序中的位置。多少長夜無眠，直面自心，其實這一切又是多麼虛幻，都不過是一觸即滅的幻影。一個人的價值觀是怎樣形成的呢？和朋友聊天，會說到對當代文壇的評價，私下裡說的要比各種研討會上嚴厲一些，隨意一些，說過之後彼此安慰，不要認真，不要較真。回想年輕時候，如果說到有什麼人生志向，那應該不是文學。小學時代老師要求寫座右銘，曾經在日記本上鄭重其事寫下過：讀萬卷書，行萬裡路，解萬民憂。日漸老去之後回頭看，那時候真是幼稚得可愛。這些年，常常和李浩、春林老師一起參與文學活動，一起喝酒閒聊，有好多個深夜，在北京，在太原，在石家莊，在淄博，我們從小飯館喝到酒吧，從路邊排檔喝到賓館房間，聊得最多的當然是文學，可是酒醒了想想，似乎又不僅僅是文學。
我一直以為自己的學術志趣是思想史，文學只是我的學術興趣而已。近年來，比較集中關注70後作家創作，是出於想知道同時代人在關注什麼，在思考什麼，在表達什麼。我們經歷了大致相似的成長背景，走的路並不相同。我當然也關心他們寫得怎麼樣，但更在意的，是他們為何而寫。關於我們這一代人，陳曉明老師說過，「其實夾縫、遮蔽可能都不夠準確，更準確地說，70代是落荒而走的一代，因而他們是離散的一代。」「70代別無選擇，只能在這一條道上走到底，他們在夾縫中求生，這是他們的宿命，但未嘗不是機遇。」作為落荒而走的一代人，作為離散的一代人，是從哪個時間點開始逃逸，又是從什麼地方開始離散？這些追問可能比起作家給了我物哀還是物喜的審美，要來得重要和迫切得多。所以，我對則臣、李浩、張楚、弋舟、山坡、阿乙、路內、喬葉、魯敏、艾瑪等人的觀照，其實是有著文學史和思想史雙重維度的。他們對歷史中國的講述，對現實中國的關懷，對未來中國的設想，在他們的小說文本之中，在他們的隨筆文字之中，在我們的訪談對話之中，這一切都是我願意審慎思考，用心去發現的。
世界就在那裡，無論我們是否願意去認知，就算你拒絕擁抱世界，世界依舊在那裡。當然，這種存在並不意味著知覺的全部可能。對於一些人來說，首先是聽到，也有一些人只能看到，還有一些人只能感受到。幻覺當然是難以完全避免的，有時候只是不願意孤單一人在幻覺的世界裡穿行。有些略顯昏暗的午後，放下手上的工作，翻開一篇小說，戴上耳機。當那難以磨滅的聲音響起時，紛紜人世的背景不斷虛化，而生命的影像變得無比清晰。所謂安慰，並不是一定要你懂得我，而是在喧囂的人海裡，剛好我懂得了你。無論命運風雨交加，還是歲月雲淡風輕，我們作為孤獨的個體，靈魂深處的真切體驗，就此找到了微弱回應。用什麼方式，記錄我們在塵世走過，文字、影像，還是聲音？同樣純粹的心靈，在漆黑的夜裡，完成最直接最簡潔的溝通。我們距離自己的心非常遙遠，甚至很少真正關注自己內心的狀態。當我們把那些看不見的旋律，嘗試著塗滿色彩，那麼，是黑色的痛苦，灰色的憂鬱，瀰漫無邊無際的時空，還是色調溫暖的大地，成為我們生命最後的依託，多少人能夠給出他確定不移的答案呢？孤獨讓世界經由破碎獲得完整，對愛的理解，有時候比愛本身更強大。這算是批評的價值。面對不公正，我們可以很憤怒；面對他人不幸，我們可以很痛苦；可以從未與世界和解，也可以選擇悲憫包容一切。可以反叛生活強加給我們的一切枷鎖，也可以忠誠地守護我們在人世間感受到的與愛有關的一切。對於我來說，夢，並不意味著理想，佩索阿說過，將現實視作幻覺的形式，和將幻覺視作現實的形式一樣重要，一樣徒勞無用。沉思的生活，若要完全存在，必須將現實生活的林林總總視作各種零零散散的前提，導致一個不可企及的結局。我想，我們可以如同他一樣反感生活，因為生活對我們的囚禁與裁決。而這，正是我想要面對的真實。
在開始寫這篇文章的那個夏末，我認識了一個特別善良的男孩兒智鴻。媽媽多年來一直和妹妹生活在深圳，有天早晨外出時，意外摔倒骨折，在熙熙攘攘人車川流的十字路口，智鴻把媽媽扶起來，輾轉送回家中，媽媽入院手術，二十多天後出院，他會在下班後過來看望。從此，我們成了血脈相連的親人。從此，這個單純溫暖得如同清晨陽光的男孩兒，讓我對世界多了更多信賴，也讓我願意理解和接受世上所有的人。
作者單位：山東理工大學文學院
（本文原載《長江文藝評論》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