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選國，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應用社會學研究所青年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工作理論、社區社會學、基層社會治理；劉瑩，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專業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社區治理、社區社會工作；王豔紅，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上海新途社區健康促進社副總幹事，主要研究社區健康促進與社會工作。
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爆發既凸顯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緊迫性，也為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參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介入空間。通過對美國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核心議題、理論框架及其實務模式進行呈現，旨在為社會工作介入我國特大公共衛生事件提供經驗參考。同時，結合上海新途社區健康促進社多年來在社區健康促進方面的專業實踐和成效，反思性地檢視了國內公共衛生社會工作在實踐探索、理論發展、政策建構方面存在的限度。最後，結合本土實際，以「社區為本」取向初步闡釋我國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理論涵義與實務體系。基於此次全球性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現實，中國社會工作應積極參與解決全球問題並貢獻中國方案。
關鍵詞
公共衛生社會工作；健康平等；社區為本；本土實踐
新冠肺炎疫情帶來了多重社會—政治風險和全球性治理危機。在疫情防控中，存在著一些關乎生命安全、民生保障、社會治理等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得到及時重視的現象。例如，應急預案不全，沒有關注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不同類型特殊群體的需要，導致很多居民的基本需要得不到保障，甚至出現智障兒童死亡、老年人無人照顧、慢性病人買不到「救命藥」、女性的需要得不到回應等情形。這說明社會支持不足，導致防疫過程中弱勢群體的權益得不到保障，醫護工作者、社區工作者、公眾等存在心理、社會支持闕如。由於應急預案和防控體系尚未健全，社會工作力量未作為一支制度化專業力量納入其中，雖然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和實務力量及時參與到疫情防控之中，但也只是呈現出邊緣化行動的特徵，其所能發揮作用的空間較小， 部分地區社會工作者主要負責上門排查、測量體溫、為隔離居民送生活物資等任務，社會工作的專業優勢並未得到積極發揮。習近平總書記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做出重要講話，強調要發揮社會工作的專業優勢。社會工作在應對類似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應該發揮什麼優勢、採取哪些專業行動？這在國內既往的社會工作實踐中難以找到經驗參考。基於此，我們嘗試從美國的實踐經驗中尋找一些可能的參考。據了解，美國目前 60 萬社會工作者中大約有 50% 在公共衛生領域和其他健康領域工作，公共衛生與社會工作相結合的實踐已經持續了近一個世紀；同時，公共衛生社會工作也成為回應美國社會工作大挑戰的重要嘗試。本文旨在對美國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主要議題、理論框架、實踐模式等進行梳理和呈現，並結合國內專業社工機構參與社區健康促進以及介入新冠疫情防控的實踐經驗，嘗試建構符合實際的本土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發展取向。
二、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理論框架與實務模式：美國的探索
20 世紀初，以簡·亞當斯（Jane Addams）為代表的社會改革者為社會工作參與公共衛生和健康奠定了基礎，推動著社會工作與社區衛生、公共衛生護理、職業衛生和環境衛生等方面的結合。同時，醫學科學的日趨成熟和社會改革者的努力推動建立了現代公共衛生體系，使得美國現代公共衛生的發展起源與社會工作的起源幾乎同步。這表明，美國公共衛生與社會工作的結合已經有超過一個世紀的歷史。1996 年，一批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共同制定了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定義：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主要是在公共或私人機構內履行公共衛生的核心職能，其實踐側重於幹預策略，以增強社區、家庭和個人的健康、福祉和功能， 並最大程度地減少殘疾及其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一）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主要議題
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可以在公共衛生各領域工作，例如健康、預防肥胖、體育鍛鍊和戒菸等。公共衛生領域已擴大到解決對社會工作而言同樣十分重要的問題，例如家庭暴力、性侵犯等重大公共衛生問題。因此，公共衛生社會工作關注的核心議題主要包括：縮小弱勢群體的健康差距，促進社會、經濟與環境正義，改善公眾健康。
個體和更大範圍人群的整體健康狀況取決於多種因素，包括廣泛的社會、經濟、文化、健康和環境因素，以及個人行為等。美國的部分政策和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對弱勢群體來說難以獲得，導致社會、經濟和環境不平等，而社會、經濟和環境不平等是健康狀況差異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公共衛生社會工作旨在促進變革，從而建立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有研究表明，人們在種族、性別、社會經濟地位、教育、就業或保險狀況、殘疾狀況和生活地區，以及在疾病篩查、發病率、死亡率、存活率和治療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在嬰兒死亡率（IM）、低出生體重（LBW）和孕產婦死亡率三個重要的母嬰健康狀況指標上，種族健康差異特別明顯。例如，2007 年，非裔美國人的嬰兒死亡率是白人嬰兒的 2.4 倍，非西班牙裔非裔美國人的低出生體重率為14.0%，幾乎是 2006 年非西班牙裔白人美國人（7.3%）的兩倍。
此外，健康差異還與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社會經濟地位越低，健康狀況可能越差。Stringhini等人的研究發現， 健康行為和健康水平可以部分但不能完全解釋社會經濟地位效應，與飲食、身體活動和飲酒有關的不良健康行為也部分與環境壓力有關，但可能因社會經濟地位低下而加劇。同時，基於地區的健康差異也很普遍，通常與種族和社會經濟地位有關，例如，美國許多低收入的有色人種社區出現了食物沙漠，即難以獲得健康食物的社區。
世界衛生組織認識到世界範圍內廣泛存在著健康不平等現象，並於 2005 年成立了健康問題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CSDH）。該委員會發現，健康差距關乎社會正義，這不僅是由政策不平等所致，還與不平等造成的權力和財富分配不均有關。委員會在其報告中提供了三項縮小健康差距的行動原則：（1）改善日常生活條件，包括人們的出生、成長、生活、工作條件；（2）解決日常生活條件的結構性驅動因素在全球、全國和地方層面造成的權力、金錢和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3）界定問題、評估行為、擴大知識基礎，培養一支受過健康社會決定因素培訓的工作者隊伍，提高公眾對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的認識。依據這些行動原則，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成功地倡導了公共政策的改變以改善人口的健康狀況，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健康狀況，辨析了導致健康差距的社會和經濟因素，並推動了健康差距的縮小。例如，1989 年《綜合預算調整法》進行的醫療補助與國家兒童健康保險計劃（SCHIP）一起，共同作為促進社會和經濟正義的政策範例。同時，改變財政資源的分配和促進社會公正的行動也將縮小弱勢群體的健康差距，社會工作專業強烈支持實現經濟正義的需要。美國社會工作者協會堅持倡導有助於經濟正義的公共政策，並就貧困問題和人人享有健康照顧的權利展開廣泛宣傳。可見，實現社會、經濟與環境正義是公共衛生社會工作領域的重要價值目標，這種價值不斷影響著美國社會原有的價值體系。
目前，美國公共衛生社會工作實踐已經逐漸擴展到對災害預防、恐怖主義、戰爭、疾病、氣候變化、壓迫和社會正義等全球性問題的關注。此外，為移民和難民提供服務、與生殖無關的男女保健，以及城市和農村的安全、擁擠、社會和人身隔離等問題，都屬於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實踐領域。總體看來，美國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更多在人口層面展開工作，通過初級預防幹預策略，從根源上解決這些健康問題。他們以專業知識為基礎，以人在環境中為導向，將影響健康的行為、社會和環境等決定性因素納入公共衛生的幹預策略中。
（二）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理論框架
溫斯洛（Winslow）將公共衛生定義為「預防疾病、延長壽命和促進身體健康的科學和藝術」，通過「有組織地開展社區工作，促進環境衛生、控制社區感染、個人衛生原則教育」和「為疾病的早期診斷和預防性治療組織醫療和護理服務」。他進一步指出，公共衛生的使命是「實現社會利益，確保人們擁有健康生活的環境」， 其實質是「組織社區力量預防疾病，促進健康」。公共衛生範式主要由流行病學和統計學、生物醫學和環境科學以及衛生政策和管理等相關學科組成，其中，細菌理論和細菌學通過將疾病與特定微生物聯繫起來，為公共衛生範式增添了合法性，並最終導致流行病學的出現。流行病學是公共衛生範式的核心，通常被認為是公共衛生的基礎學科，其主要目標是確定新疾病的成因並提供預防機制以阻止疾病的傳播。從流行病學和統計學基礎學科中發展出了「風險因素」的概念，強調疾病是在社會而不是個人中形成的，為了全部人口的健康， 需要控制越軌行為。戰後以來，公共衛生範式朝著健康生活方式的制度化方向轉變，其中，個人行為成為尋求預防和控制疾病的主要目標。結合社會工作視角，筆者從以下方面呈現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理論框架。
1. 認識論：實證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
公共衛生社會工作包括實證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兩大認識論，其中，實證主義認識論強調知識生產、客觀真理皆以線性因果關係為指導，認為知識只能從外部世界獲得。在此基礎上，它將社會視為調查對象，尋找因果關係，運用科學的分析方法獲得知識。實證主義認識論對統計學存在高度依賴，統計數據主要是通過流行病學來計算風險、產生因果關係，並在制定和維持健康標準方面提供指導和建議。實證主義認為，專家的闡釋和觀點較為可靠，且專業知識可以通過許可和條例合法化來加強。而社會建構主義認識論則將意義和知識視為在我們與世界的互動中實現的事物，認為意義和真理是被建構的，而不是被發現的。這可能導致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來表達意義和真理，即使是面對同一現象時也是如此。基於此，貝格（Berger）和盧克曼（Luckman）描述了知識是如何在社會化過程中被社會建構和具體化的。他們指出，知識「取決於人類的實踐，是在人類與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建構出來的，並且是在實質的社會環境中發展和傳播的」。可見， 實證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為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認識人與世界提供了兩種相互區別又相互補充的認識論基礎。
2. 健康觀：流行病學和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
公共衛生社會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流行病學，研究人群中疾病的分布和決定因素，以確定是否應將某種疾病視為與公共衛生有關。流行病學研究的一個重點是確定影響健康和福祉的決定性因素，如世界衛生組織將健康的社會決定性因素稱為「人們出生、成長、生活、工作及衰老的環境，以及為處理疾病而建立的系統。這些環境反過來又受到一系列更廣泛的力量影響，即經濟、社會政策與政治」。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進一步指出，複雜、相互協作且重疊的社會結構和經濟體系是造成絕大多數健康領域不公現象的主要原因。這些社會結構和經濟系統包括社會環境、物理環境、健康服務以及社會結構功能等因素，而健康的社會決定性因素受社區、國家乃至全世界的金錢、權力和資源分配情況的影響。
目前，公共衛生採取了跨學科的方法，它假定通過確定疾病發生的原因可以得出預防這些疾病的正確策略。該方法涵蓋了廣泛的專業領域，主要由護理和流行病學主導。公共衛生社會工作通過五個步驟來處理健康問題，包括定義健康問題、確定相關的風險因素、制定和測試社區層面的幹預以控制或遏制對公眾健康的威脅、實施幹預以改善人口健康、加以監測以確定其有效性。公共衛生社會工作假定健康促進和疾病預防是實現其目標的適當方法。拉普頓認為，公眾對其行為舉止加以控制可以減少疾病的發生，並促進其健康水平，比如吸菸、酗酒、不健康的營養習慣和久坐的改善就依賴於個人主觀意願的改變。
政策幹預策略以及獲得優質醫療服務的機會同樣是影響健康的重要因素。公共衛生政策涉及健康促進和疾病預防，一些阻止吸菸的預防政策禁止人們在工作的地方吸菸，旨在保護其他人免受二手菸的危害。系統和制度上的障礙限制了人們獲得醫療保健的機會，特別是對於低收入和少數民族家庭。其中，系統障礙包括服務能力不足，而制度障礙包括組織和護理供給等方面的問題。此外，種族和語言也可能導致醫療保健方面的差異。這表明，個體所處環境和生活條件的幾乎所有方面均會影響一個人的健康狀況和生活質量，對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進行幹預是實現健康的根本保證。
3. 實踐觀：個人行為改變、環境改善和整合性生態視角
根據公共衛生範式提倡的健康觀，公共衛生社會工作實踐的作用集中在那些直接受到疾病影響或有疾病風險的人群。公共衛生社會工作實踐的任務是鼓勵與社會工作的治療性或反身性觀點相一致的個性化幹預策略，而較少致力於解決結構性問題，旨在維護社會秩序。從這個角度來看，公共衛生社會工作主要 是採取預防策略，旨在通過使用風險評估來抑制不良的個人行為並識別潛在風險。公共衛生社會工作假設， 實現健康的最有效手段是通過促進健康和預防疾病，進而鼓勵個人採取與公共衛生所倡導的健康觀相一致的行為和生活方式。其中，環境威脅、生活方式和個人行為是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主要關注點。
個人行為改變致力於通過幹預或介入儘可能減少不良健康行為，以實現疾病預防和健康促進。個人行為改變受到社會影響理論的影響，這些社會影響主要有三種基本形式：認知改變，即信念和觀點的改變；情感改變，即對特定事物評價的改變；行為改變，即對環境的外顯行為改變。個人行為的改變反映了認知、情感和行為過程中的轉變。但需要注意的是，與健康差距類似，個人行為的改變也會受到社會經濟地位、 文化、心理和行為動力的局限。
公共衛生領域的社會工作以「人在環境中」為導向，因此，環境改善視角主要聚焦於不健康或不安全的物質和社會環境的改善，可以使人們對有促進或阻礙作用的情境因素有更全面的了解，使人們意識到物質和社會環境對他們的潛在影響，並藉此實現疾病預防和健康促進。相較於個人行為改變視角，環境改善視角的範圍更加廣泛，它並非針對個人而是試圖涵蓋所有人。但是，環境改善視角同樣受到多種因素的局限， 比如過於聚焦而忽略與其他維度的聯繫，過於關注不同人口學特徵對環境的應對差異等。
整合性生態視角是一種寬泛的、概括性的理論視角，是不同研究領域之間的橋梁。整合性生態視角關注不同維度（環境與人類行為和健康）之間的勾連關係。它有兩個核心主題：（1）涵蓋物質、社會和文化等不同維度，對多種健康結果（身體健康狀況等）產生影響；（2）健康受到環境和個人屬性的影響，包括遺傳、心理傾向和行為模式等。整合性生態視角強調情境與個人間的動態因素，而不僅關注環境、生物或行為決定因素。此外，整合性生態視角還關注不同時空場域中環境間的相互依存性以及環境與生活之間的連接。在幹預策略上，它採取了跨學科的方式，整合了公共衛生領域中以社區為本的疾病預防策略與醫學領域中個人取向的疾病治療策略，致力於通過人與環境的互動促進個人和群體健康行為的改變。
（三）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實務模式
1. 公共衛生社會工作在實踐中的通用方法
健全的社會工作、公共衛生幹預和政策都是證據為本導向的，這需要對計劃和政策進行強有力的研究和評估。公共衛生社會工作使用較多的三大方法包括社區評估、社會流行病學，以及地理信息系統（GIS）。其中，社區評估是一種確定社區發展優勢和弱點的方法，由社區成員參與設計、實施和分析從評估中收集的信息。評估有助於消除服務方面的問題和差距，以便社區和專業人員能夠倡導改進現有方案和新的政策、計劃。全面的社區評估使用各種方法來獲取數據進行分析，這些方法包括社區調查、健康影響評估、與社區領導人的訪談以及市政廳會議等。接受過培訓的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能夠提供有關健康和疾病的社會背景的見解，有助於進行公共衛生評估，他們還可以與其他專業人員合作，將社會理解應用於針對社區評估而制定的幹預中。例如，他們在參加兒童死亡審查小組時提供「人在環境中」的視角。社會流行病學關注社會因素對人口健康和疾病分布的影響，研究社會變量對其他已知和可接受的影響社區健康狀況的生物學和行為因素的作用。社會流行病學是一種研究方法，主要使用定量數據來確定健康社會決定因素。林奇（Lynch）和卡普蘭（Kaplan） 結合社會流行病學研究方法，以更好地理解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他們將生命歷程視角納入其中建立了理論模型來解釋這些影響，考慮了廣泛的條件和狀況，並討論了社會經濟地位的變化對健康的影響機制。地理信息系統（GIS）通過數據管理和軟體系統，繪製從鄰裡到世界範圍內的比例尺信息，例如，社會工作者可以對相關人群的分布、趨勢、服務、集群等進行空間分析。總之，社區評估、社會流行病學和地理信息系統是清楚識別社區健康狀況和歧視的社會、物理環境因素的重要工具。通過使用這些方法收集信息，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和其他公共衛生專業人員可以共同行動，不斷提高公眾的生活質量。
2. 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實務模式
在實踐中，公共衛生範式制定的預防策略分為三類：初級預防往往是公共衛生採取的基本做法，目的是避免不良事件發生在普通人中；二級預防被認為範圍較窄，旨在識別和幹預人口中高危人群的行為；對於少數受疾病或傷害影響的個體，三級預防往往試圖阻止疾病向更多人傳播。初級預防策略是當代公共衛生範式所倡導的主要幹預方式。圖1以愛滋病的公共衛生危機幹預為例展示了社會工作實踐的三個維度與預防的三個 層次的交叉關係，可以較好地說明公共衛生社會工作在微觀、中觀、宏觀層面上的介入實踐和預防體系組成。
（1）初級預防。微觀層面，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的主要幹預策略包括在診所分發避孕用品，為感染愛滋病毒的婦女提供有關其健康和計劃生育的諮詢服務，以及參加針頭交換計劃。中觀層面，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進行社區為本導向的計劃，通過安全更換針頭和分發保險套預防疾病傳播。宏觀層面，由於換針一直是HIV引發爭議的初級預防幹預策略，因此，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一直在倡導聯邦、州和地方政府允許這種策略的實施。
（2）二級預防。外展和早期幹預服務對於滿足未得到治療的愛滋病感染者的需求特別重要。微觀層面， 許多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在醫院、地方衛生部門和以社區為基礎的項目中工作，提供愛滋病的諮詢和檢測服務。中觀層面，「積極啟動計劃」為社區愛滋病機構和懲教署之間提供了重要平臺，該計劃針對即將釋放的愛滋病 感染者，通過在獲釋後為個案提供轉介服務，並在他們重返社會時進行預防教育，以此與案主建立聯繫。宏觀層面，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致力於改善針對愛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視性政策（如就業和住房政策）。
（3）三級預防。微觀層面包括通過醫療服務直接服務於個案、確保資源供給促進健康（住房和食品券等支持服務）、為愛滋病感染者諮詢傳染病專家或以愛滋病為重點的醫生提供轉診和支付援助。中觀層面的幹預主要是進行項目管理以幫助愛滋病感染者獲得並維持穩定和高質量的住房。宏觀層面主要開展與政策有關的研究和倡導工作，以推動愛滋病感染者的政策改善。
3. 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實踐場域
公共衛生社會工作實踐是一個正在成長的領域，社會工作者在公共衛生的各個層面開展工作。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的實踐場域反映了公共衛生與社會工作之間的夥伴關係。公共和私人機構都為公共衛生社會工作提供了實踐場域。公共機構包括聯邦公共衛生機構以及州和地方衛生部門。在政府中，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通常負責各種決策和計劃。例如，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是一個聯邦政府機構，它支持長期和公平的經濟增長，通過支持經濟增長、農業和貿易，支持全球衛生，支持民主，促進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和人道主義援助。聯邦一級的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在國家和地區辦公室工作，他們制定和管理政策執行條例，管理和監督捐款，提供培訓，進行研究並利用研究結果為證據為本的幹預提供信息。他們還扮演整筆撥款資助的州計劃的聯絡人、州和地方衛生部門以及其他公共衛生機構之間的中介人，負責管理聯邦流動資金。在地方一級的公共衛生部門以及私人非營利性機構中，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制定、實施計劃並提供直接服務， 如針對特定人群的個案管理、上門探訪、移民健康服務、愛滋病諮詢和檢測、為老年人提供量血壓和其他健康服務，以及計劃生育和其他生殖健康護理。此外，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也在社區和移民保健中心工作。非營利性機構也普遍僱傭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如家庭暴力避難所、愛滋病組織以及其它已建立的機構（包括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女青年會等）。通常，非營利機構是為了提供政府制度法規所限制或缺失的服務，例如為流產者提供諮詢服務。隨著社會和經濟狀況的變化以及疾病的出現，公共衛生社會工作者關注的領域也會發生變化，目前尚不知曉美國公共衛生社會工作針對 COVID-19 採取的專業行動。
前述對美國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經驗回顧表明，不僅在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預防、控制、治療、預後等方面需要公共衛生工作者和專業社會工作者緊密合作，日常的慢性病管理、影響健康的相關因素的幹預和治療等方面也是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重要實踐對象。社會工作以人為本的核心宗旨表明，消除健康限制因素，促進健康平等，進而實現更大意義上的社會、經濟和環境正義，是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應有之義。那麼，國內有無相似的經驗實踐呢？
上海新途社區健康促進社（以下簡稱「新途」）於2006年註冊在上海，是一家致力於專業從事社區健康促進和社區能力建設，以促進人群健康和互助社區建設的專業社會組織。新途將「在宜居、和諧、繁榮的社區中， 人人都享有健康而富有意義的生活」作為機構願景，將「通過對社區服務機構開展能力建設，促進社區成員尤其是弱勢人群的健康與發展」作為機構使命，以「平等、協作、參與、賦權」為價值觀導向，將「倡導公平、高效的衛生政策，推動家庭為本、社區為基、預防為先的社區健康服務，為人群健康問題提供基於社區的綜合解決方案」作為機構目標。過去十多年來，新途從事的專業實踐包括：以預防為主的社區健康促進；以家庭為中心開展社區服務；以生活館模式實踐社區發展；組建會員（患者）互助俱樂部促進自我健康管理等。
可見，新途的實踐理念符合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範疇，即注重促進個人、家庭、群體和社區積極健康的生活方式；進行環境改善以防範風險發生；強化和促進社會福祉，並提供社會支持來預防健康威脅、減少疾病；通過有組織的社區行動促進健康，改善環境衛生、控制傳染病、進行個人衛生教育，為疾病的早期診斷和預防組織醫學和護理服務，使每個公民都能在社會發展中享有他們與生俱來的健康權利。本文結合新途多年來在社區健康促進領域以及參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經驗，嘗試呈現本土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實踐圖景。
（一）社區健康促進：回應弱勢群體最脆弱的需求
圍繞社區健康議題，上海新途社區健康促進社逐漸打造出七個公益品牌，每個品牌各有側重，聚焦於多個領域的不同議題，但都與社區弱勢群體的健康促進相關，其服務範圍涉及社區健康營造、健康生活方式與慢性病預防、老年人失能預防、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及健康促進、精神健康促進與壓力管理、殘障人士社區康復與社區融合等領域，服務對象涵蓋流動人口、慢性病高發人群、老年人、殘障人士等弱勢群體。為了清晰呈現新途「七大品牌」的目標、人群及重點服務內容等要素，筆者結合新途的實踐進行梳理如下（表1）。
另外，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新途積極響應黨委政府和行業協會的號召，發揮其前期經驗優勢，針對社區特殊重點人群開展了兩個專項服務行動：一是伴你同行——社區精神疾病患者家庭支持行動；二是雲四堂·愛在線——郊區老人支持行動。其中，伴你同行——社區精神疾病患者家庭支持行動主要是回應疫情下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庭的種種需求：對患者而言，生理上，他們生活不規律，疏懶退縮、日夜顛倒，對長期在家感到厭倦，經常想出門；心理上，他們情緒不穩定，有焦慮、壓抑、緊張、孤獨感，過度擔心被感染而疑心較重，甚至不敢就醫配藥，不吃藥也不配藥，影響本身精神疾病的治療。對患者家屬而言，最大的需求是患者精神疾病的持續治療，尤其是疫情期間的吃藥配藥需求，進一步說，是擔憂疫情期間配藥是否存在感染風險。雲四堂·愛在線——郊區老人支持行動為上海市奉賢四間堂郊區老人提供了守望互助的線上平臺，它主要關注疫情期間郊區老人的迫切需求：心理上，老人對疫情充滿擔憂，心懷恐慌、焦慮，部分獨居老人長期在家產生強烈的孤獨感， 需要情緒疏導和心理支持；生活上，老人日常藥物儲備缺乏，配藥就醫困難，亟需線上問診或送藥上門服務；此外，獨居老人在家無人照顧，助餐服務暫停後，物資採購困難等問題都需要及時加以回應。
（二）家庭為本、社區為基、案主為中心的健康促進服務體系
十餘年來，新途摸索形成了以「健康主題生活館—社區健康大使—患者俱樂部—家庭支持」為核心的「四位一體」社區健康服務體系，通過堅持以家庭為本、以社區為基、以預防為先，以及以案主為中心的核心原則，探索服務對象健康問題的綜合解決方案。該服務體系具有四個核心特徵：首先，以生活館模式實踐社區發展；其次，整合社區資源，組建健康大使團隊；再次，注重激發患者及家屬的主體性，組建患者或家屬互助俱樂部以促進自我健康管理和照護互助體系；最後，以家庭為本開展社區服務，滿足家庭需求。
「四位一體」的服務體系貫穿於新途的各個公益品牌，以「輕引力」為例，東明街道生活館作為「輕引力」的健康特色場館，是在社區參與式管理模式下，以健康為主題的社區生活空間營造，為社區成員踐行健康生活方式提供資源和平臺。該場館既發揮了健康資源中心的作用，又發揮了俱樂部活動和健康大使培訓基地的作用。東明街道生活館的館長 J 女士作為健康大使的代表，積極招募、組建健康大使團隊，成立基於各種社區需求的俱樂部，帶領健康大使和俱樂部成員定期交流，形成同伴支持網絡，做到健康自我管理， 吸引更多老年人來到生活館，攜手共同締造溫暖互助的愛心家園。俱樂部多為高血壓、糖尿病、癌症等慢性病俱樂部，除了開展豐富的日常學習交流活動外，也積極參與社區資源的籌集。例如，在每年的高血壓日、糖尿病日等健康主題日開展慈善行動倡導活動，呼籲社會關注並向公眾籌集善款用於社區俱樂部的發展。家庭醫生服務項目的實施主要由家庭顧問和健康大使組建的志願者力量發揮網絡連結作用，提供健康教育、 疾病篩查、健康檔案建立、慢性病訪視指導及個案諮詢等工作，將服務傳遞到家庭。
面對此次疫情，新途形成了「在線健康支援—在線社會支援—在線生活支援」服務模式。其中，在線健康支援將社群活動 — 智能 / 可穿戴設備 — 在線服務相結合，提供在線健康自測、送藥上門、網絡問診、 危機幹預等健康促進服務；在線社會支援將社群活動、社交、打卡相結合，通過每日社群話題、每周社群線上活動、居家運動直播間 + 打卡分享、居家營養膳食分享、微課 / 短視頻分享的形式，提在線供社會支援；在線生活支援主要為特定人群提供家庭生活輔助，志願者通過電話 / 視頻探訪，了解服務對象需求，提供在線訂餐、無接觸送餐、買菜遞送、菜園子分享等服務。結合新途發起的兩項疫情防控行動，其中，「伴你同行——社區精神疾病患者家庭支持行動」搭建了家屬互助平臺，該平臺作為連結和服務患者的渠道，以微信、電話等線上溝通方式為媒介，為精神疾病患者家庭提供服藥指導、心理支持、危機介入、日常護理（睡眠、飲食、運動）等方面的服務。這一行動衍生出陽光家園線上服務計劃——守望互助平臺，通過每天健康打卡、 每日防疫傳遞、每天智慧熱線、每月社工工作坊等多種形式，使學員完成話題收集、任務認領、打卡分享、積分評選等任務，為服務對象提供服藥指導、心理支持、危機介入、日常護理（睡眠、飲食、運動）等方面的服務。在「雲四堂·愛在線——郊區老人支持行動」中，社工以微信群和公眾號為媒介，通過社群線上活動、微課、直播、打卡分享的形式，開展了以雲飯堂、雲課堂、雲學堂、攻疫行動等為內容的線上服務， 滿足了老年群體健康、文娛、自治的需求。對於特殊群體（精神疾病患者、慢性病患者、殘障人士、獨居老人等），社工還額外提供了就醫配藥、餐食配送、共享菜園等服務，致力於滿足郊區老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幫助老年人儘可能長時間地保持健康、積極的生活方式。
（三）實現了從健康促進、健康平等到更廣泛的社會公平的推進
從總體上看，新途社會工作介入公共衛生領域的實踐提升了健康促進中的社區參與，構建了服務使用者導向的衛生服務體系，推動了健康照顧服務進入家庭，有助於積極改變弱勢群體健康不平等現狀。在個人 / 家庭層面，其增進、保持和維護健康狀態的能力得到提升；在組織層面，為服務對象提供了更可及、更可支付、更高質量的、以人為中心的健康服務；在社區層面，居民關係得到重構，社區行動力得以提升， 社會資本也隨之增強；在更加宏觀的社會層面，新途的實踐使得健康政策加公平、服務體系更加高效、社會治理效能更加顯著，這些做法是邁向共享發展和社會公平正義的有力實踐。
從具體服務項目來看，「輕引力」品牌提供了基於社區面向家庭的慢性病預防綜合解決方案，為慢性病患者及家屬提供了專業化服務和健康生活方式指導；「詠年樓」品牌促進了以預防失能為核心的社區長期照料系統的建立；「新市民」品牌以社會融合促進流動人口家庭健康；「斯迪克」品牌協力構建了以家庭為本的殘疾人社區康復綜合性支持系統；「清心驛站」品牌依託壓力管理中心實現了職業人士的精神健康促進；「宜立方」品牌依託社區公共空間培育了社區力量推動社區發展，促進了社區和人群的健康；「清晰視界」品牌 在醫療衛生系統之外建立了一個可持續的社區視力篩查和轉診網絡。
此外，在此次疫情行動中，「伴你同行——社區精神疾病患者家庭支持行動」緩解了疫情期間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屬的緊張焦慮情緒，解決了藥物不足配藥難的問題；「雲四堂·愛在線——郊區老人支持行動」 解決了普通老年群體的健康照顧不足、文娛較少、難以自治的問題，以及幫助特殊弱勢群體（如殘障人士、獨居老人等）解決了醫療、日常生活上的困難，進而實現幫助郊區老年人保持健康、預防疾病的預期目標。
四、社區為本：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的本土取向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從一個地方性的公共衛生事件逐漸演化為一場全國性乃至全球性的大流行病，不僅體現了個體與國家、全球的緊密連接性，同時也表明，地方治理、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之間具有內在連接性，印證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等重大理論命題的重要性與緊迫性。本文將社會工作納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常規性健康促進等議題之中進行思考，呈現了以美國為代表的公共衛生社會工作所關注的核心議題、理論框架和實務模式，並對國內社會工作參與社區健康促進以及參與此次重大疫情防控的個案經驗進行了介紹。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美國公共衛生社會工作在常規性健康議題介入方面已經非常成熟、系統和深入，但是其在突發公共危機事件介入中的理論和實務模式尚不能直接移植或套用於中國語境中。國內以上海新途專業社會服務機構為代表從事健康促進的實踐已經具有一定的體系化程度，但對於其本土化實踐的理論生產和提煉還有很大空間，這與國內社會工作介入健康領域，或者說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實踐與研究均處於起步階段密切相關。
結合此次重大疫情下社會工作的介入狀況，筆者嘗試提出一種以社區為本的本土化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取向，這種取向的社會工作應具有如下內涵和特徵：
（一）以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為契機，加快建立社區、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者「三社聯動」 社區治理機制，優化黨建引領下的政社分工與合作體制機制
此次重大疫情防控實踐折射出基層治理常態化情景與非常態化情景下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水平，現實中普遍存在常態化階段的治理無效與非常態化事件發生後治理失靈的現象，如果在常態化階段形成有效的治理模式，將有助於基層在突發事件發生時進行有效治理。筆者認為，基層治理應該儘快構建常態化與非常態化相結合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體制機制，這種體制機制應將社區治理作為核心構成。在本次疫情防控過程中，民政部、國家衛健委積極推動「三社聯動」社區防控治理機制，但在實踐中「三社」依然難以有效聯動，原因在於缺乏一個根本前提，即誰作為關鍵主體來撬動社區與社會組織、專業社會工作者的聯動。在實踐中，原本就缺乏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者參與的社區，在此次疫情防控中自然很難有社會組織和社工力量協同參與。基於此，筆者認為，無論是常態化的社區治理，還是非常態化的應急體系，都需要形成以黨建為核心引領的政社分工與合作體制機制，保證「三社聯動」機制真正運轉起來。同時，結合網際網路、 人工智慧和大數據優勢，以社區空間為單元進行智慧社區建設，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智慧化、社會化、專業化程度，作為新時代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內容。
（二）將健康的社會性因素納入社區治理體系之中，促進健康平等、加強「人人參與、人人盡責、人人共享」 的健康促進社區治理共同體建設
健康不僅是醫學問題，其本身也具有社會性，經濟穩定、教育、社會和社區環境、衛生和照護以及鄰裡環境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社會大眾的生存質量和生活幸福感，對於弱勢群體來說，因經濟、教 育、衛生照顧等方面的限制而導致健康水平低下，進而產生健康不平等狀況十分顯著，美國公共衛生體系中十分重視對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的關注和幹預。因此，結合此次疫情防控經驗，未來應將社區居民在健康狀況方面的處境和需求納入社區治理體系之中進行關照，整合社區健康與現有醫療保障制度，注重社會工作與醫學、公共衛生等領域的合作，不斷創新社區治理機制，鼓勵更多大眾參與到社區健康促進實踐中來，積極消除限制各類群體健康福祉的因素，促進健康平等和社會公平正義，構建以社區為中心場域，形成「個體—家庭—社區」三位一體的健康促進行動體系，不斷建立健全健康促進共同體治理體系。在這方面，上海新途的經驗和實踐值得肯定和擴展。
（三）加快探索和形成社區為本的社會工作理論框架，推動微觀社會工作與宏觀社會工作相結合的整合性公共衛生社會工作實務體系，完善以公眾健康為中心的社會服務體系
此次疫情防控的兩大核心陣地是醫院和社區，關鍵在治、基礎在防，醫院和社區分別發揮著關鍵性和基礎性作用。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社會支持體系不足的兩個面相：一是對困難弱勢群體的關懷和支持沒有及時跟上，尤其是因家人感染、隔離或者死亡而「無力自保」的高齡老人、無人照顧的兒童、身心殘障人士等， 他們都是特殊弱勢群體，其處境在疫情中將會更加惡化。二是疫情防控中的醫護工作者、社區工作者和志願者、病人及其家屬等群體的社會支持、心理關懷缺失，導致防控過程中存在傷醫、幹擾社區工作者和志願者進行社區防控的現象。專業社會工作致力於回應特殊困難人群的各類需求，並為醫護人員、社區工作者等提供心理 - 社會支持。此次疫情防控經驗表明，社區在中國，不僅僅是行政意義上的治理單元，也並非地域意義上的居住空間，它更是社會意義上人與人之間賴以生活的公共空間和文化家園，也是風險社會時代人們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因此，筆者認為，我國公共衛生社會工作應該形成以「社區為本」的社會工作理論框架，將個人、家庭納入到社區生態系統框架之中考量，構建起包括醫務社會工作、家庭社會工作、社區社會工作在內的，由微觀社會工作與宏觀社會工作相結合的整合性取向的公共衛生社會工作實務體系，進而不斷完善以公眾健康為中心的社會保障體系。
可以說，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開啟了社會工作介入特大公共衛生事件的全球議程和全球行動，它提示我們不應再局限於某地區、某國家來談社會工作，而需要將社會工作納入到全球性議程之中進行思考。由於時間所限，本文未能將美國社會工作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專業介入呈現出來。可以判斷，美國公共衛生社會工作在常規性健康促進領域已有長足的發展和知識積累，但是，其在面對類似此次全球性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方面的理論和實務體系也可能因為疫情特殊性而需要重新建構或調整。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社會工作力量在應對此次新冠肺炎重大疫情之中沒有過多藉助既有的（西方）理論和實務體系，而是立足實情進行探索式實踐，其中，通過「網際網路+」平臺提供專業服務，立足社區、協同基層力量共同關注弱勢群體是此次疫情防控中頗具本土特色的兩大專業行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中國社會工作在此次重大疫情中的及時介入和本土參與，可以為全球社會工作參與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防疫提供先期經驗，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在為解決全球性問題提供中國方案。筆者相信，一系列具有本土特徵的社會工作理論和服務模式將會在這次重大疫情介入過程中不斷湧現出來。未來，社會工作的地方化與國際化將成為全球風險社會時代的重要維度。
（參考文獻從略，完整版刊載於《社會建設》2020年第3期；封面圖片來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