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是一位中國乃至世界聞名的歷史人物。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是非功過，早已銘刻於史。公道自在人心，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至今，有多少志士仁人，耗盡心血，搜集史料，著書立說，拂去歷史塵埃，還原事實真相。至今，雖然對陳獨秀的評論仍沒有定論，但一個真實的陳獨秀，已經以正面人物的形象定格在民眾心裡。古語常說「當代不修史」，作為陳獨秀後人，筆者能夠活著看到今天陳學研究的成果，已經很感安慰。
陳獨秀一生著述頗豐，目前為止，任建樹先生主編的《陳獨秀著作選編》（共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最為全面，編輯說明中有簡明扼要的介紹：從他的第一篇論文《揚子江形勢論略》（寫於1897年，是年作者18歲）開始，共選編了八百九十餘篇；尤其是第六卷為音韻學文字學卷很有特色。至此，陳獨秀著作的出版可以說是「畢其功於一役」。
作為革命家、啟蒙思想家，陳獨秀著作的手稿無疑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而其中的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著作，因其研究對象是漢字的形、聲、義及其數千年的延續、發展、變遷，在分析文字演變時，定會手書很多字形，這是現在電腦無法輸入的，因此這類手稿更顯出其特殊的學術價值。2018年5月2日《北京晚報》品讀欄目刊登了方繼孝文章《尋找陳氏遺稿》，使筆者了解到陳獨秀獄中遺著《甲戌隨筆》手稿的下落。由此，本人對陳獨秀其他遺著手稿（主要是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方面）的存世現狀進行了梳理，發現情況堪憂，現在確知其下落的（包括有線索的）僅有寥寥數種，不及總數的十分之一。
陳獨秀《小學識字教本》是陳獨秀畢生的文字學研究成果。在反袁鬥爭失敗後極度困難的1913年冬，完成文字學專著《字義類例》；《實庵字說》是在獄中完成的又一部解析漢字的文字學著作，1937年3月到7月《東方雜誌》五次連載，引起學界重視；《識字初階》在獄中完成初稿，晚年以主要精力修改補充重訂，更名為《小學識字教本》。「從《字義類例》《實庵字說》《識字初階》最後到《小學識字教本》，終於找到了漢字的整個發展規律，形成一個完整的獨立體系。」而成為文字學巨著。「他在致臺靜農的信中，明確表示：『中國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烏煙瘴氣之思想也最是毒害青年，弟久欲於此二者各寫一部有系統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而始成一半……』實際上陳獨秀從事文字學研究是他一生革命生涯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見唐寶林《陳獨秀全傳》第85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小學識字教本》即是陳獨秀久欲在文字學領域所寫的「一部有系統之著作」。
《小學識字教本》原本由國民黨教育部所屬的國立編譯館約稿並預支了稿費，因為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對書名有不同意見，陳獨秀堅持己見，寧願退回預支稿費，「書名則一字不改」（陳獨秀語）而未能出版。後在臺靜農和魏建功的主持下油印了50份，分別寄贈國內對「小學」有研究的學術界人士和朋友。1971年梁實秋在臺灣影印出版並再版了油印稿，書名改為《文字新詮》，未署作者姓名，亦未收陳之原敘。
而大陸直至1995年才第一次出版《小學識字教本》。此次出版，是以當時已過七旬的原華中工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嚴學宭教授保存的手抄本為底本（嚴先生於1946年從王星拱處借到其收藏的油印本的手抄存本，躲過文革『破四舊』未被焚毀。後華中理工大學語言研究所決定出版該書，把手抄存稿交由該所工作的劉志成校訂）。由於年代久遠，經油印又經手抄，可以想見字的失真會多麼嚴重；再加上劉志成對他認為「訛錯」的地方進行「改換」和「刪削」，在後記中，還說「改不勝改」。（見《小學識字教本》，巴蜀書社1995年版）這真應了陳獨秀臨終時擔心的事：「學力太差者，不能寫。」這樣一部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的純粹學術著作，此時又遇上「清理精神汙染運動」，被作為「史學界的精神汙染」而擱置到1995年，改由巴蜀書社出版。直到2009年，任建樹先生領軍的陳研專家組編寫《陳獨秀著作選編》，據《文字新詮》本，將梁實秋不得已而改換的書名與隱去作者的姓名和敘，「一律復原」，編入第六卷。這本書的出版過程之波折，可謂世間少有。
儘管任建樹、黃河都是陳獨秀研究的權威人士，對文字學音韻學有很高的造詣，《陳獨秀著作選編》第六卷經黃河老先生嚴謹、慎重編訂，用盡心血。但他們依據的畢竟還是梁實秋先生帶到臺灣的油印本，油印效果未必字字清楚，歷經滄桑難免磨損蛀蝕。筆者在欣喜當代學者將《小學識字教本》歷盡艱辛出版的同時，更希望看到陳獨秀《小學識字教本》手稿的影印本。
如果說這部文字學巨著的出版是「一波三折」的話，其手稿的下落則更是令人捉摸不透了。方繼孝在《尋找陳氏遺稿》中提到：「陳獨秀去世後，所有文稿均由何之瑜保管，1946年，何之瑜將陳氏手稿《小學識字教本》交魏建功並囑其手稿謄清以備出版……1952年，魏建功將此稿上交時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的楊晦。至今魏至（魏建功之子）仍保存北大開具的收條。魏至還說，手稿當時收存在吳曉鈴先生手裡。」30多年前，筆者的姐姐陳禎祥還去找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吳曉鈴先生，索要此手稿未遂。曾有人問吳先生為什麼不交出來，吳答：「我不願意給她。」
手稿留存，未出版者，將來或還有出版的可能；已出版者，再版時還有訂正的機會。由以上的線索看來，《小學識字教本》手稿的尋找挖掘，恐怕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關於《連語類編》等七種音韻學論著筆者查閱梳理各種文獻資料得知，陳獨秀音韻學著作《連語類編》寫於獄中。2009年，任建樹先生將其收入《陳獨秀著作選編》第六卷。1941年春，「《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和《連語類編》，因北大自昆明每月贈陳獨秀三百元生活費，陳即以此相贈給北大出版（因故未果）。」（見沈寂《陳獨秀傳論》第261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唐寶林先生在他的大作《陳獨秀全傳》中提到：「以上七種音韻學論著（本文作者註：指《中國古代有復聲母說》《連語類編》《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荀子韻表及考釋》《屈宗韻表及考釋》《晉呂靜韻集目》《廣韻東冬江中之古韻考》），在陳獨秀逝世後，由何之瑜彙編成《陳獨秀遺著》，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取名《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它》。1949年3月，該書排出清樣，大16開本，共271頁。適逢政權易手，該書胎死腹中。不過這些手稿和清樣一直完好地保存著。半個多世紀後的1993年，筆者把清樣稿推薦給中華書局。又拖了八年，2001年才得以出版，改名為《陳獨秀音韻論文集》，並應出版社之請，筆者為其寫了』代序』，第一次綜合介紹了陳獨秀一生從事音韻文字學的情況，人們終於看到了陳獨秀研究音韻學的全貌和高深的造詣。」（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54頁）
中華書局出版此書後，這七種音韻學論著的手稿現又在何處？
筆者在查找梳理的過程中發現，對於這七種論著傳遞過程的描述有細微的不同，在學者徐光壽的研究長文有關部分中，談到：「該書手稿和清樣一直完好地保存著，直到1980年改革開放之初，仍被收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註：唐寶林先生的工作單位）。1993年，著名學者唐寶林將清樣手稿推薦給中華書局出版。」（見徐光壽《關於陳獨秀遺文資料的整理與出版》，《安徽史學》，2017年第1期）
令人疑惑的是，唐寶林先生交給中華書局的是清樣和手稿？還是清樣稿？該書出版後手稿又流落何處？中華書局在2001年出版此書，至今僅十幾年的時間，要把這兩個問題給出明確的答案應該不是困難的事情。
關於《甲戌隨筆》《甲戌隨筆》是陳獨秀於1934年在獄中研究音韻學文字學時隨手寫的心得筆記，稍作整理而得。這篇文稿在2006年之前一直不知去向。2018年5月2日，《北京晚報》品讀專欄刊載了方繼孝文章《尋找陳氏遺稿》，該文作者自言收藏了《甲戌隨筆》。
著名陳研學者、安徽大學歷史系教授沈寂先生，對陳獨秀身後遺稿的收集出版過程有極其詳細的記述。據其《陳獨秀傳論》所載，何之瑜在陳獨秀逝世後邀請魏建功、臺靜農、方孝博三位先生到江津，從八月十六日到十八日，用了三天的時間，把所有的文稿和書籍，都分類標號登記，做了初步的整理工作。1942年，正是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候，何之瑜始終為遺稿的整理和出版而忙碌，至1943年4月19日編成《獨秀叢著目錄》，分寄陳獨秀生前友人徵求意見。「旋由王撫五（星拱）出面，約集陳獨秀三子陳松年及北大沈尹默、傅斯年、段錫朋、狄君武等人，於1945年11月29日在重慶重專美街七號，會同商務印書館代表，籤訂陳氏遺著出版合約，議定陳獨秀的所有文史部分遺著，全部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表。版稅分三部分……遺稿由何之瑜負責直接交付商務印書館，如商務不能按時出版，則由何之瑜收回原稿，交國立北京大學永久保存。在《關於陳仲甫先生遺著出版問題談話會記錄》上簽字的有：光明甫、王星拱（撫五）、陳松年、狄鷹（君武）、王雲五、何之瑜等六人。」由商務印書館、著作繼承人和一眾當代知名學者三方《關於陳仲甫先生遺著出版問題談話會記錄》（本文簡稱《三方談話會記錄》）是受到各方認可的。
《三方談話會記錄》籤訂後，1946年何之瑜由江津到上海，專事整理陳氏遺稿。「1947年秋，何之瑜將《獨秀叢著目錄》改為《獨秀叢著總目》，把陳獨秀所有著述全部列入，分12冊」（因多處可查此處不贅列）。由於版權轉讓等問題，「改成先出7種，即；一、二、三、四、五、八、十一。」（見沈寂《陳獨秀傳論》，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261頁）其中（十一）《甲戌隨筆》，包括1934年在獄中所寫隨筆和音韻學、文字學雜記以及古史材料等，便是方氏所藏。「其它還沒有匯收完成的稿子，以後隨時由商務出版」。[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07頁]何之瑜在1948年5月30日修訂《獨秀叢著總目》時說，「前三天正是陳獨秀逝世第六周年，他的遺著才得出版，真是一件不平凡的事。以後如果沒有特別的阻礙，總可以和世人見面」。（見《陳獨秀傳論》第262頁）可見當時即將出版的7種（包括方氏收藏的）文稿數據均存於商務。然而，時局驟變，《叢著》也不可能和世人見面了。
《甲戌隨筆》是怎麼由商務印書館到了方氏手中的呢？對於此事，唐寶林先生給出了謎底：「陳逝後，由其摯友方孝遠保存，後由方之子繼孝秘藏，2006年11月，以並不貼切的《陳獨秀先生遺稿》為書名出版……如此說並非要貶低此稿，因為陳獨秀從不『無病呻吟』『無得而作』……自然，它的出版還是有價值的。」（見唐寶林《陳獨秀全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27頁）
《甲戌隨筆》是陳獨秀的遺著，著者逝前並沒有將《甲戌隨筆》手稿贈與方孝遠。按照《三方談話會記錄》的約定「遺稿由何之瑜負責直接交付商務印書館，如商務不能按時出版，則由何之瑜收回原稿，交國立北京大學永久保存」。商務印書館因特殊原因未能出版，就應由何之瑜交回北大永久保存，怎麼也不會到了方孝遠手裡。
按照我國法律對於公民私有財產的保護，誰也沒有權利私吞陳獨秀遺著的手稿；何況陳獨秀還有後人在，他們也沒有聲明放棄手稿的繼承權，只不過由於方氏兩代六、七十年的秘藏，而無法主張本應屬於他們的著作權、繼承權和物權。筆者作為陳獨秀孫女，認為爺爺的手稿應該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理應上繳國家，或依《三方談話會紀錄》交還北大永久保存（爺爺生前贈送親友者除外）,《甲戌隨筆》亦不應例外。一來使這本迄今發現的唯一一本陳獨秀有關文字學音韻學的著作原稿得到更好的保護；再者，陳獨秀寫作時，有一些有價值的一閃念，以隨筆的形式寫出，抑或能給今後的文字學音韻學、歷史學家和書法家們以啟發。在當下學界的浮躁，追求一夜成名、金錢至上的氛圍下，「大師遠去，再無大師」。此事又應了陳獨秀的遺言：「學力太差者，不能寫。」但我相信，中華民族的文化不會被歷史湮沒，九曲黃河十八彎，中華民族總會有克服浮躁的那一天，總會有繼承中華民族文化的一批大師再現，他們不會辜負陳獨秀在「監獄」這個世界文明發源地裡創造的「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陳獨秀《研究室與監獄》。《每周評論》第二十五號，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全文如下：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其實，中華民族的傳統「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的例子比比皆是。陳獨秀在獄中秘密創作的七言絕句《金粉淚》五十六首敘事組詩，這在當時是一首反詩，陳獨秀把這組當時不能公開發表、帶在身邊又不安全的「反詩」給了去探監的摯友汪孟鄒保存。這首深刻揭露國民黨當局反動本質、與《甲戌隨筆》同樣寫於1934年的重要詩作《金粉淚》的手跡原稿深藏了20年，1953年由汪孟鄒先生作為革命文物，捐獻給了中共一大紀念館的前身——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附信說明來歷，僅要了一張收據為證。二十世紀末，《金粉淚》被評為國家一級文物。
再如，為感謝臺靜農的幫助，陳獨秀決定將珍愛的《實庵自傳》贈送給臺靜農作紀念。他於1940年5月5日，在自傳稿尾頁，寫了一段題跋「此稿寫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至二十，五日中，時居南京第一監獄。敵機日夜轟炸，寫此遣悶。茲贈靜農兄以為紀念。一九四〇年五月五日 獨秀識於江津。」1948年10月18日，臺靜農受聘於臺灣大學，出任文學系教授，將《實庵自傳》秘密帶到了臺灣。1990年11月9日，臺靜農病逝於臺北。2011年11月紀念臺靜農百年冥誕，將《實庵自傳》手稿收藏在臺灣大學新建的總圖書館特藏室。
就連梁實秋保存的《小學識字教本》的油印本和影印本《文字新詮》，2003年8月，已移居美國的梁實秋的女兒梁文薔，還親自送回大陸，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
汪孟鄒、臺靜農、梁實秋、魏建功、何之瑜……陳獨秀的摯友們為保存陳獨秀的手稿盡心盡力，為後人作出榜樣。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實施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見》號召系統開展百年黨史文物、文獻、檔案、史料調查徵集。筆者在擁護的同時，為陳獨秀遺稿的下落提供線索，為陳獨秀遺稿的收藏表達意見，是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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