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人們就對秦朝及其滅亡有著嚴重片面和錯誤的認識，認為秦國專門信從法家，推行「嚴刑峻法」、「不施仁義」，苛刑暴政，弄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最後夭折短命，二世而亡。這種言論從西漢初期就開始出現，一種貫穿迄今為止的兩千多年，而從來不加質疑。就是現代學術對秦朝滅亡的研究成果，也沒有跳出這個窠臼。（可以參看林劍鳴著《秦漢史》中對秦朝滅亡的分析以及相關研究成果的總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205-206、211頁）這種看法是對秦朝歷史真相的嚴重誤解，需要澄清。
秦國統一六國，並非出自狼子野心。真正滅掉關東諸侯的正是關東諸侯自己。春秋以後，關東諸侯逐步走向腐朽，原有的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礎上的分封制度，經歷長期的發展，其血緣紐帶早已鬆弛，各個諸侯本位利益意識增強，各自為政，相互徵伐，致使王室日漸走向衰弱，徒有天下共主的虛名，不再能發揮其維持諸侯之間和諧秩序的樞紐作用。而在諸侯內部，陪臣的勢力也日常增強，出現「陪臣執國命」的現象，危及國君的統治。這樣，從宏觀的整個天下到微觀的諸侯內部，都出現了破壞禮樂制度，因私害公，進而破壞以周天子為天下共主的封建制度的現象。尤其是西周時期最初分封的「老牌」諸侯，諸如魯、齊、鄭、晉，率先出現危機。它們一面是競相爭霸，相互徵伐兼併，一面是國內公室被陪臣削弱和瓜分。魯國是周公的封國。因為周公卓越的功勳和德行，當初分封時，直接繼承了西周的禮樂制度，並享有行用天子之禮的特權，號稱「周禮盡在魯也」，諸侯國朝魯「觀禮」每每有之。可實際上，最早破壞周禮的恰恰是魯國。魯國早在公元前５６２年就出現了三家（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史稱「三桓專政」）瓜分公室的情況，實際上把魯國分成三個國家。齊國在公元前４８０年以後，政權就落于田氏之手，公元前３８６年，田氏公開取代齊國。公元前４０３年，晉國分成韓趙魏三個國家。其他諸侯國也相類似，臣弒君、子弒父一類破壞禮法的現象非常普遍。可以說，關東諸侯破壞了西周建立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格局。諸侯之間長期的徵伐和兼併，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無盡的苦難。歷史上也曾經有過要結束這種局面的種種嘗試。春秋時期的主要方式就是 「爭霸」，即大的諸侯國通過爭當霸主和會盟，代替周王室來維持幾個諸侯國之間的秩序。如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便是典型。可這種方式到了戰國時期，就完全失效。各國都紛紛 「爭雄」，由一國統一其他國家來結束長期的紛爭已經成為現實的共識。因為關東諸侯已經腐朽透頂，走向窮途末路，所以，這個統一的任務自然要由秦國來最終完成。秦朝面對諸侯各自為政、相互攻伐的局面，奮然採取有效的行動。
秦國本是西陲之國，西周平王東遷時，賜秦襄公以岐西之地，始封秦為諸侯，並許諾「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因此，秦國成為諸侯較晚，與東方諸侯相比，缺少歷史和文化的積澱。相對於關東諸國，秦國屬於蠻夷地區；與中原文化相比，它的文化相對落後。但是，秦國受封之後，由於周平王西遷，盡棄豐鎬故地，致使秦人佔有西周故地和人口，有很好的機會和條件繼承西周的文化。實際上，秦人確實接受了西周文化的薰陶，有西周的遺風，質樸務實，刻苦耐勞，同時，又缺少關東六國在文化和制度上那種腐朽衰敗的負麵包袱。在此基礎上，秦國用心經營，逐漸稱霸西戎，走向強盛，與關東諸侯勢力相當。
秦國在西周的文化和遺民的影響下，文化不斷走向進步。秦國接受法家人物的變革思想，也是反思西周以後現實危機而採取的重要決斷。因為在法家人物看來，基於宗法制度之上的封建制度是造成現實危機的主要原因，而鞏固王權是維繫諸侯國的關鍵，在此基礎上，積極耕戰，才能真正實現國富民強。法家固然重視法治，但並不排斥和拒絕文治或儒家等，而是主張適時地推行有效的統治策略，維護公室權力，積極改革，富國強民。從呂不韋組織賓客於秦始皇八年（前２３９）寫就的《呂氏春秋》就可以看出，秦國當時注重對各種學說的綜合，儒墨道法等無一不有。以當時呂不韋的宰相地位，這些思想不貫徹於秦國實際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變革中，完全違背情理。所以，秦朝與漢朝乃至後來的朝代，在思想文化上並非對立。「漢承秦制」就是歷史的事實。法家與儒家並非水火不容，它們最初同屬子學（私學），來自上古的王官之學，是中國上古政治智慧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的主張並非對立，而是側重不同。儒家為解決時弊而提出的學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顯得迂腐片面，缺少可行性。比如，對於孔子提倡的「天下有道，禮樂徵發自天子出」，法家不僅同樣有著深刻的理解，而且還能提出比儒家更有效的實現措施，而儒家則只能流於空談，即使如後來孟子提出的「仁政」的實現方式，也完全脫離實際。秦國後來依照法家人物實行的變法，其積極效果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至於後來秦國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郡縣國家，更是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從戰國後期看，儒家也有認同法家的傾向，從孟子到荀子，從荀子到韓非和李斯，可以明顯看到，法逐漸從禮中剝離出來，成為重要的治世方法。因此，我們不必誇大法家和儒家的對立，更不能用這種誇大的學術對立來裁割秦國的政治、文化，以為秦國只一味依循法家來進行政治、文化建設，而排斥其他學派，否則，就會鬧出笑話。實際上，秦國在自身的建設上，也是靈活應用各種文化學術資源，決非一味排斥儒學。
秦朝時期決不是儒學發展的中斷時期。相反，儒學得到了重要發展，成為秦國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秦朝徵用、禮遇經生和儒士。「秦始皇曾經徵聘學者七十餘人，授以博士之官，又召集兩千多文學方術之士置於博士領導之下，謂之諸生。」 （注釋：李景明《中國儒學史》（秦漢卷），廣東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６月第一版，第１１－３１頁。）這些博士來自法家、儒家、陰陽家等。如伏生、叔孫通、羊子等。就連那次引發「焚書」的淳于越與周青臣之間的著名爭論，也發生在秦始皇宴請博士的宴會上。「不論是秦始皇還是秦二世，都經常使博士、諸生參與政事，在未形成決策之前，允許各家博士、諸生發表自己的見解。」而號稱儒家經典的上古文獻的殘餘——「六經」，也是在秦朝最後整理完成。即使後來發生了「焚書」「坑儒」，秦朝也沒有廢除博士制度。如果說，經過秦朝的「焚書」「坑儒」（前２１３年、前２１４年）到西漢建立（前２０２年），只有十年多的短短時間裡，儒學就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那根本就是一個歷史謊言。
分封制度的危害，經過春秋戰國五百餘年的動蕩，已經昭然若揭。秦國在商鞅變法時，已經明確認識到分封制度是造成天下分裂、諸侯相爭的根本原因，所以，變法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首先在國內廢除分封制，廣泛地建立縣制。這種制度，在秦國實現統一之後，推向整個新帝國。其次，作為封建制的附庸，即貴族制或貴族特權制，也受到削弱和廢除，用獎勵軍功來代替貴族世襲制度。原有的土地制度――井田制，作為封建制度的重要附屬制度，也是變法的重要內容，即用爰田制代替井田制。最後一個就是加強中央集權。這些變法，克服了關東諸侯被家臣專政或分裂的危機，促成了秦國內部的一體化，增強了秦國的戰鬥力。
秦國的治理在當時最好，政治清明，行政高效，人民安居樂業，勤懇耕戰。荀子於秦昭王四十四年（前２６６年）到秦國，看到的是一片清明、繁榮、和平的景象：「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荀子·強國篇》）
應該說，荀子的印象非常客觀。正因如此，秦國後來才能在短短的時間裡，吞併六國，實現統一。我們很難想像一個一味嚴刑峻法、倒行逆施的諸侯國會爆發出後來掃蕩六合的驚天偉力！可以說，孔子的實現天下統一的理想最後通過秦國得到了真正的實現。
從公元前２３０年到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國相繼滅掉六國。這十年間，其軍事行動可謂頻繁，國力消耗可謂急劇。而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從事這樣艱巨的任務，且不說國內的組織、動員、生產、軍事活動異常繁重緊張，就是治理徵服過來的六國故地和遺民也異常繁重和緊張。
秦國實現統一以後，土地、人口在短期內增加了好幾倍。而亡國的六國遺民尤其是六國貴族，對秦朝充滿了仇恨，時時都在策劃反叛行動，推翻秦朝的統治。現實迫使秦國不容喘息，迅速採取有力措施，鞏固政權，整合、統治和管理好新拓展的疆域和人民。因此，可以說，秦國從吞併六國到實現統一，再到鞏固統一，諸事急迫倉促，矛盾和隱患叢生，其間峻急嚴苛本屬在所難免。諸如遷徙豪右到鹹陽，修建通向六國的交通幹線——馳道，統一文字、度量衡等等，確立新帝國的內部認同感和歸屬感。這些措施很多都非常有效，也是歷史上的首創。另外，面對匈奴的侵擾，秦始皇派蒙恬和公子扶蘇北修長城，防止北方匈奴的入侵，也是當時的迫切任務。還有擴建都城，建築阿房宮、秦始皇陵等等，也是為了提高新帝國的威嚴。人們可能對擴建鹹陽城、秦始皇陵對統一帝國的重要性有些困惑，覺得匪夷所思，認為是勞民傷財、奢侈腐化的行為。其實，我們只要稍加思考，就可以明白：擴建新國都是為了顯示新的中央的權威，修建秦始皇陵也是如此，除外，就是秦始皇已經年齡很大，需要為自己的身後事及早做好準備，這背後則有宗教、文化上的原因。
可秦國即使採取了很多鞏固政權、加強統一的措施，仍無法有效解決新帝國的矛盾。相反，它的很多措施反而加重甚至激化了潛在的矛盾。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新帝國百廢待興，龐大的統一計劃攤子太大，過於消耗人力、物力和財力。而推動這些計劃的統治和管理方法又無法不峻急嚴苛，與新帝國民眾渴望休養生息的要求發生激烈的矛盾，增加了統一帝國內部人們的怨憤情緒。
二是六國的殘餘勢力非常強大，仇恨情緒非常重。秦國滅掉六國，同時就成了六國殘餘勢力的公敵。「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不僅反映了楚人對秦人的仇恨，也是六國殘餘勢力共同的心聲。這就註定，秦國如果不能在統一之後儘快消除六國的殘餘勢力，不平息六國的仇恨，那它就始終處在危險之中。這是秦國在統一六國之後不敢鬆懈的主要原因。
亡國之恨，使他們在新的條件下真正聚合起來。過去，七國各自為政，從各自利益考慮，進行合縱或連橫的外交策略，關東六國之間並不團結。可秦國實現統一之後，六國殘餘勢力在利益上則完全一致起來，這就是亡國滅族的遺恨和復仇復國的要求。這種遺恨和要求成為秦朝潛在的威脅，加重了秦朝初期的緊張氣氛。我們從後來陳勝首義後天下群起響應、六國貴族紛紛稱王的情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六國企圖復國的潛伏力量有多麼巨大，而響應的遺民有多麼眾多！這決不是秦朝所謂的短期暴政造成的，而是亡國的長時隱痛造成的。可以說，六國的遺恨促成了新的統一戰線和聯盟，與秦國實現統一前相比，這種力量變得更加強大。（對此，張蔭麟在《中國史綱》中的分析很有道理）
對於六國殘餘的仇恨和敵對的情緒和力量，秦朝是該強化消除仇恨和彌合矛盾的工作。否則，這種叢生的隱患會頑強地存在，而任其蔓延發展下去，就會釀成大禍。可從實際的情形看，秦國實現統一後的主要舉措，也都在解決這些矛盾，可從實際效果看，仍偏離這個重心問題。如此看來，秦國扮演的歷史角色，註定是一個短命速亡的過渡性朝代。秦朝不滅亡，六國的遺恨也永遠消除不掉。因此，秦國統一六國之後，似乎就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要以滅亡的方式謝罪天下，平息天下的冤情和矛盾。
客觀地看，經過秦末的五年戰爭，推翻了秦朝的統治，六國殘留的貴族勢力被徹底消滅，六國遺民對秦朝的仇恨，也因為秦的滅亡而消失。同時，經過這場戰爭，六國殘留的貴族勢力也被徹底消滅，這是對剛剛形成的統一國家的內部再次進行深入的肅清和整合。而新興的西漢統治群體來自民間，具有中立的特點，容易獲得六國遺民的普遍接受和認同。新興的西漢王朝因此而真正獲得了凝聚力和向心力，把統一的國家真正摶成一體。這些好像是歷史的偶然，其實是歷史的必然。
對秦朝的批判從秦國統一之時起已經出現，其根源主要是關東各國的王國遺恨，以及東方學術對秦政的否定。這種批判表現在秦朝滅亡的原因上，就是對秦朝的暴政的誇大。這是一支龐大的社會力量和社會輿論，也深深影響了漢朝初期對秦國的認識。
漢朝初期總結秦亡漢興的經驗時，普遍認為暴政是秦朝滅亡的原因。賈誼（前200－前168）的《過秦論》最為典型，它這樣分析秦朝的滅亡：「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這一觀點對後世影響更是巨大。這種解釋，一方面出自對歷史本身的無知或狹隘認識；一方面有策略上的積極考慮，即希望新興的朝代能夠推行文治、仁政。
前面說過，秦國的滅亡，決非如賈誼之流所謂的「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而是成事倉促峻急，攤子太大，內耗太重，樹敵太多，來不及整頓，矛盾一經觸發，新仇舊恨便一起爆發出來，促使秦國迅疾崩潰。
可以假設，秦國在統一之後，如果實行所謂的「仁義」之政，與民休息，六國遺民根本就不會領情，相反，倒會加速六國遺民的反抗。這也可以從現代中外革命成功，建立新政權後積極進行鞏固政權的各種措施中得到證明。
其實，說秦國不「仁義」，都是六國遺民和漢朝統治者對秦國的妖魔化詆毀。東方六國都是虎狼之心，絲毫也不亞於秦國。前面說過，追根溯源，正是關東諸侯毀掉了西周確立的天下格局，而長期不熄的徵伐和兼併，已經預示了最終的結果，那就是秩序的重新確立，而從歷史經驗看，這種秩序的重新確立，則主要靠政治的統一。既然關東各國已經腐朽透頂，這個任務必然由秦國來完成。單單認為秦朝亡於「嚴刑峻法」和「仁義不施」，是出於貶秦揚漢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對歷史經驗的真實揭示。後接的朝代總要貶損前朝，這也是慣常的策略，因為它是新朝在政治輿論和思想文化上自我辯護的重要方式，把前朝妖魔化，正好反襯出新朝的正義。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東方學術的抬頭。隨著秦朝的滅亡，秦國的思想文化也相繼受到否定，而東方諸儒尤其是齊魯之地的儒生，汲汲於以東方齊魯之學代替西方秦國官學，從而開闢出一條幹祿之途。齊魯之學認為秦朝亡於暴政，也是在政治上進行學術競爭的一種策略，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六國遺民尤其是齊魯遺民對秦國的怨恨和詆毀。隨著齊魯之學在競爭中獲勝，變成官學，秦朝就背上秦「暴政」的黑鍋，成為歷朝提倡文治、德治的反面樣本，罪孽如同桀夏紂商一樣深重。
這些歪曲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後世對秦朝政治和文化真相的掩蓋，致使後世對秦朝統治的真相始終認識不清。新朝的統治者來自民間，對以往的歷史文化本身就懵懂無知，而到了武帝時期，又經歷了７０多年的隔絕，就連當時的司馬遷對此都迷惑不清，可見當時的歪曲到了何等亂真的程度。
近人解釋秦朝滅亡的原因，也主要是「仁義不施」和「嚴刑峻法」兩種，這都是對古人觀點的人云亦云的沿襲。
人們過高估計了秦朝「焚書」「坑儒」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危害。古代文獻並非因秦朝的燔書而幾近滅絕。在始皇焚書之前，中國古代文獻已經毀滅殆盡。至少從春秋初期已經開始毀壞中國上古文獻，歷經戰國而無休無止。諸侯之間的爭戰就是毀壞文獻的主要原因。同時，諸侯內部為了放棄自己對王室的義務，也自動銷毀圖書。《孟子·萬章下》中記載「北宮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經過這段時期，中國上古文獻已經毀壞無幾。這樣，才同時有戰國時期通過「曰若稽古」式的搶救運動，即很多學者根據自己對古書內容的記憶來追記補寫。因此，有的圖書雖出自當時之人之手，但要署上原來作者的名字，即古代的聖賢的名字。可這種現象被中國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的「古史辨派」錯誤地稱作「偽造古書」，而署上古代聖賢名字的現象反被當作古書作偽的證據，這實在是對當時這場文化搶救運動的真正意圖的歪曲。
造成秦始皇「焚書」的恰恰是諸如淳于越之流的儒生。他們迂腐無知，脫離當時天下尚定、百廢待興、制度創新的形勢，以古非今，求全要求現實，與整個社會迫切渴望安定的現實要求發生嚴重的錯位。同時，他們又受當時新興功臣階層的鼓惑和慫恿，以「師古」的名義，主張推行分封制度，這樣，那些新朝功臣就能裂土稱王，重演春秋戰國那種相互徵伐的動蕩局面。這與秦朝認為封建制度是造成春秋戰國動蕩局面的根本原因，從而提倡加強集權制的認識完全背離，從而釀成了「焚書」之禍（秦始皇三十四年（前２１３年））。
後世對「焚書」、「坑儒」的評價誇大失實。秦朝的焚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不是主要的部分。秦朝當時明令：「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秦朝的「焚書」主要是焚燒民間私書和六國史記，其現實目的是防止民間議論時弊，六國遺民懷戀故國。而對於秦記、博士官所職、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則加以保存，藏於秘府。
秦末戰爭，劉邦先「至鹹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鹹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戹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後來項羽來到鹹陽，「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鹹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 據說，項羽一把大火，燒了鹹陽宮三個月才熄滅，這把火究竟燒掉了多少文化典籍，恐怕已無法估價了。
我認為，上古文化典籍在秦統一六國時，已經毀滅殆盡了。這還有一個證明，戰國晚期，在中國的東西方，出現了兩大學術中心，這就是西方以秦國呂不韋為首的「鹹陽派」和東方以齊國首都臨淄為中心的稷下學宮派。雙方都聚集了數量龐大的學術隊伍。可我們從他們留下的學術著述中，看不到他們對上古文化的研究、引述和總結。最多只是後來成為「六經」的幾部文獻，而這些文獻作為上古文獻的殘留，也只是滄海一粟，何況其中還有非上古的文獻夾雜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見於《呂氏春秋》。《呂氏春秋》完成於秦始皇八年（前２３９年）由秦國丞相呂不韋召集門客集體寫成，成書於秦國統一六國和焚書之前。而且，秦國佔有西周的故地，應該保留西周大量的文獻乃至上古文獻，可我們從《呂氏春秋》中只能依稀看到上古文獻的影子，主要則是整合諸子百家的企圖。這就說明在當時，古代文獻不待秦國統一六國之後，就已經毀壞散佚。（當時，戰國還有著名的「四君子」：齊國孟嘗君、趙國平原君、楚國春申君、魏國信陵君。四君子各自養了很多門客，其中很多就是學者。這大概是戰國時期東西兩大學術中心的輔助。可從他們關於古代學術的轉述中，也都是重於子學，而很少論及古代文獻。
再從秦朝後來傳下的圖書看，百家之書流傳下來得非常多，而上古文獻之「詩、書」則寥寥無幾，這是為什麼？這只能再次說明，上古文獻在秦朝推行焚書令前已經被長期的戰亂毀滅殆盡，否則，就會和百家之書一樣多地流傳下來。
「坑儒」（秦始皇三十五年（前２１２年））的原因與「焚書」基本一樣。一批名為儒生的方士（術士）投機鑽營，以知曉長生不老之術矇騙秦始皇，謀求富貴，後來被揭穿，受到「坑儒」的懲罰。在「坑儒」時，秦始皇有過這樣一段話：「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終〕去不報，徐福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以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語生在鹹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 （《史記·秦始皇本紀》）這可以看作是對「坑儒」原因的說明。
「坑儒」的懲罰方式自然不好，可在戰國時期那種殘酷殺伐的風氣裡，也實屬正常。列國長期相互徵發，殺人盈野。一個長平之戰，秦國就坑殺了趙國４０多萬的俘虜。而一場「坑儒」，只是殺了４６０名方士，要說這４６０名「盧生」之流的方士正好就是當時文化的精英，是傳承上古文化的主要載體，那只會貽笑大方！與長平之戰坑殺俘虜相比，「坑儒」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可後世卻沒有「坑民」、「坑俘」的頻繁聲討，這只能說明：「坑儒」是被後人尤其是儒家過分歪曲和放大，與「焚書」一起，被戴上戕害文化的嚴重罪名。（其中細節，此處不作詳言，筆者另有專文論述）
因此，西漢初期，經過民間多方搜求，能夠找到的中國上古文獻實在稀少，而其中被奉為「六經」的書中，真正屬於古代文獻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保留下來的上古文獻，實在是劫灰之餘。司馬遷寫《史記》時，可依賴的文獻更是稀少，這大概是他四處尋訪，探聽民間遺聞作為輔助材料的主要原因。而上古歷史的影子，其實主要保存在戰國諸子的書中，雖然零散並相互之間有牴牾，可畢竟是各家努力貢獻自己記憶的成果。因此，慎重對待和梳理諸子著作中的古史記載，是探求古代歷史和古代文化的重要途徑之一。
西漢的出現是中國歷史的一大變局，在此以前，中國的歷史長期是貴族統治。秦國實現統一消滅了周王室和六國諸侯，只留下秦國貴族。而秦末戰爭，又把秦國貴族和殘留的六國貴族蕩滌乾淨。
西漢統治群體大多來自平民階層，這在中國歷史中是聞所未聞的事情。因為以前的中國歷史長期以來都是貴族統治的歷史，所以，西漢統治階層對自己獲得統治地位的事實充滿了困惑，這也是西漢初期思想文化中急切需要解答的主要問題，諸如上天授命天人之際的問題，以及宗教般的敬畏情緒和迷信思想等等，於是才相繼出現了文化復古、讖緯等現象。
因為西漢的統治群體絕大部分來自民間，自然就帶來了屬於這個階層的思想文化。一方面，他們身上有著質樸的品質，了解民生疾苦，加上經歷了長期的戰亂動蕩，這些成就了他們在西漢初期推行修養生息的政策。其次，他們有著復古的要求，但對傳統的文化又一無所知，所以，統治一旦穩定之後，他們就推行復古更化的運動。也因為對傳統文化的無知，他們在復古更化的運動中，把從民間發現的古代文獻與齊魯之地的私學混而為一，看成是古代的官學，加以表彰和弘揚，這就是非常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運動，它對中國後來的官學體系的改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最後，是這個階層的蒙昧和迷信，因此，漢學在對天人之際、天命的探討中，都沾染上迷信、神秘的色彩，諸如讖緯等。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９日草於北大寓所
２００７年７月３日改於辦公室
秦始皇帝
【秦始皇吧及秦朝吧官方訂閱號，致力於探索歷史上真實的秦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