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於「社會主義」迄今是世界上強有力的政治觀念之一，史稱近代「第一位社會主義思想家」的莫爾仍然值得學習思想史問題的人們惦記，儘管今年他已經離世580年……
莫爾爵士（Sir Thomas More，1478—1535）生於不列顛王國的首府倫敦，幼年喪母，由曾擔任過皇家高等法院法官的父親帶大。莫爾起先在倫敦的教會學校學習拉丁文，14歲那年（1492）進牛津大學學習古希臘文學，逐漸迷上了柏拉圖、伊壁鳩魯和亞里斯多德。與如今的許多家長一樣，老莫爾認為兒子學古典文學沒前途，逼他改學法學。16歲那年（1494），莫爾轉入林肯法學院攻讀英國法，但他對喜歡拿哲學家開玩笑的希臘語作家路吉阿諾斯仍然愛不釋手。
1455年，英格蘭爆發內戰（蘭加斯特家族反對約克家族），歷時長達三十年——史稱玫瑰戰爭（1455—1485）。1485年，蘭加斯特家族的遠親亨利·都鐸（Henry Tudor，1457—1509）擊敗並殺死英王查理三世，奪得王位（史稱亨利七世），建立「都鐸王朝」。亨利七世即位後，開始致力打造絕對君主政體：強行解散貴族武裝，拆毀城堡，設立星室法庭懲治不馴服的大貴族，與西班牙、法國、蘇格蘭、德意志等王室聯姻，獎勵工商業和航海業，建立起「一個專制而有效的政府」……亨利七世獲得王位時，莫爾才7歲，他正好趕上了英格蘭崛起的偉大時代。
在牛津大學讀書時，莫爾就對義大利人文主義者的作品產生了興趣——當時的牛津大學已經有人文主義者任教。對莫爾影響最大的義大利人文主義者是31歲英年早逝的才子庇科（Pico，1463—1494），莫爾不僅把他的作品譯成英文，還撰寫了《庇科傳》。用今天的話來說，所謂「人文主義」就是以復興古希臘羅馬典籍為祈向的「古典主義」。不過，從文明史的角度來看，所謂「人文主義」還表徵著如今所謂「民族國家」（其實是獨立王權國家）的興起。畢竟，復興古希臘羅馬典籍與西歐各王國的智識人決意擺脫羅馬公教的控制有關。
「人文主義」的興起還與資本主義商業化文明的興起有關——英格蘭在走向絕對王權政制的同時，也在走向商業化文明。1509年，年僅18歲的亨利七世之子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繼位。在這位熱愛「人文主義」的年輕君主治下，30歲出頭的莫爾在倫敦市行政司法長官秘書任上長達八年（1510—1517），兩度受英王委派，到荷蘭等地調停倫敦商人與當地商人的商務糾紛。在此期間，莫爾寫了兩部書，一部是用英文寫的《國王理查三世本紀》（History of King Richard Ⅲ，未完成），另一部是1515年用拉丁語寫成的《烏託邦》——原書名其實很長：Libellus vere aureus nec minus salutaris quam festivus de optimo republicae statu, deque nova insula Utopia（《關於最佳政制狀態和新島烏託邦的既有益又有趣的真金之書》，1516）。
莫爾在思想史上留名，靠的就是他不到40歲時寫下的這部《烏託邦》。據我們的教科書說，通過頌揚新島烏託邦的賢明制度，莫爾批判了剛剛興起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以及英國的君主專制制度，第一次提出了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理想。《烏託邦》設想的「最佳政制狀態」實行財產公有制，公民沒有私有財產，按需分配，每十年調一次住房，在公共餐廳就餐，穿統一的公民裝，經濟政治權力一律平等，每人輪流到農村勞動兩年……官員由秘密投票方式選舉產生，職位不得世襲……居民每天勞動六小時即能滿足社會需要，其餘時間從事科學、藝術、智識方面的遊戲活動……在新島烏託邦，沒有商品貨幣，金和銀一類貴金屬只配用來製造便桶溺器……據說，莫爾把私有制視為萬惡的淵藪。於是，莫爾在思想史上不僅成了社會主義思想的創始人，也成了所謂「空想共產主義」的鼻祖。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烏託邦》對圈地運動的描寫成了證明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生動材料。
《烏託邦》究竟以怎樣的筆法「空想」共產主義呢？莫爾自己說得很清楚，他作為「倫敦公民和司法長官」僅僅是在「轉述」一個名叫「拉斐爾·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的航海家與一個名叫「莫魯斯」的人關於最佳政制狀態的兩次談話。莫爾筆下的希斯拉德（而非莫爾本人）宣稱，烏託邦島國是optimus status republicae[共和國的最佳狀態]，唯有這個島國配得上res publica這一稱號，在那裡，無人擁有任何東西，但所有人都很富足。res publica的含義譯成英文就是commenwealth / public weal，這意味著，沒有私有財產的政制才算得上是res publica。希斯拉德斷言，只有在烏託邦島國才有平等和公義，他抨擊正在追求以商業化致富的西歐諸國，稱這樣的國家是富人的陰謀（conspiratio diuitum）——既然大不列顛王國就是正在追求商業化致富的王國，希斯拉德的譴責當然首先指向的是英國。
可是，我們不能把希斯拉德的觀點當作莫爾的觀點。與希斯拉德交談的莫魯斯（Morus，據說這個名字是莫爾名字的拉丁語寫法）對希斯拉德的說法並不認同，他認為烏託邦人的許多習俗和律法實在荒謬。最讓莫爾筆下的莫魯斯感到荒謬的是，烏託邦人無需貨幣流通就能夠在一起共同生活。希斯拉德攻擊追求商業化致富是「肆心」（superbia）的表現，莫魯斯卻認為，如果沒有貨幣，國家生活的光彩和榮耀會蕩然無存。他還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公共意見」（publica opinio），似乎追求商業化致富具有民意基礎。如果莫魯斯（Morus）就是莫爾（More）的化身，那麼，莫爾的《烏託邦》就絕非是在「空想」共產主義，反倒是在為追求商業化致富的絕對君主政體辯護，甚至有可能是在教育年輕的君主——畢竟，亨利八世當時才25歲，而且十分喜愛人文主義式的作品。
當然，我們也不能把莫爾筆下的莫魯斯當作莫爾本人，即便有證據表明的確如此。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應該對《烏託邦》中通過希斯拉德之口所表達的最佳政制觀當真。《烏託邦》雖然是對話體，但莫魯斯並沒有與希斯拉德展開論辯——希斯拉德講完之後，莫魯斯僅僅說，關於最佳政制的話題還應該更深入地思考和討論，然後就請客人進屋裡用餐。這樣的結尾使得《烏託邦》看起來像是柏拉圖筆下的沒有結論的對話。無論如何，雖然希斯拉德對烏託邦島國的讚美充滿激情，莫爾讓他的這個最佳政制狀態聽起來不過是「世上並不存在的地方」（Nowhere）。如莫爾研究專家所說，由於莫爾在給伊拉斯謨的信中提到《烏託邦》時用的是拉丁詞nusquam（而非utopia），因此，《烏託邦》有可能是一個不列顛王國的人文主義者的「打趣」之作——「希斯拉德所講的故事貌似真實，但懂希臘語的人文主義者卻明白它是虛構」。Utopia[烏託邦]這個虛構的希臘文語詞由和拼合而成（意即「烏有之地」），莫爾用這個語詞未必一定意指的是所謂理想的政制狀態，反倒有可能暗示：無論哪裡都不會有理想的政制狀態。按此來識讀，莫爾寫《烏託邦》就不是在「空想」而是在「打趣」共產主義社會——把私有制視為萬惡之淵藪不過是在調侃。
Nusquam Tuta Tyrannis
倘若如此，《烏託邦》就是拿所謂「共產主義社會」開的一個玩笑。莫爾沒有想到的是，後人的閱讀卻拿他本人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烏託邦》中的希斯拉德被當成了莫爾本人。啟蒙運動之後，莫爾的「打趣」成了「空想」……到了19世紀，一些歐洲的啟蒙智識人甚至決心把「空想」變為現實。為了實現這一政治訴求，就有必要重新解讀莫爾的《烏託邦》。第二共產國際的著名理論家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33歲那年（1887）寫成的《莫爾及其烏託邦》一書，堪稱重讀《烏託邦》的代表作——值得提到的是，同年考茨基還寫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一書。
考茨基沒有想過這樣的可能性：莫爾「空想」的也許並非共產主義，反倒有可能是商業資本主義。即便如此，他的《莫爾及其烏託邦》仍然不失為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也有其獨特的位置。即便今天重讀《烏託邦》，考茨基的這部著作仍然有參考價值（英譯本迄今仍在重印）。我們重印關其侗先生在上世紀60年代初翻譯的《莫爾及其烏託邦》（北京三聯書店，1963），為的是讓我們重新閱讀莫爾時有所參照，從而認識到：閱讀古典作品時如果忽略古典作家的筆法會付出怎樣的歷史代價。
莫爾及其烏託邦
Thomas More und Seiner Utopia
[德]考茨基 Karl Johann Kautsky 著
關其侗 譯 王志涵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