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軻，字子輿（待考，一說字子車或子居。按：車，古文；輿，今字。車又音居，是故，子輿、子車、子居，皆孟子之字也）。漢族，戰國時期鄒國人，魯國慶父後裔。孟子繼承並發揚了孔子的思想，成為僅次於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對後世中國文化的影響全面而巨大，有「亞聖」之稱，與孔子合稱為「孔孟」。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及其門人著有《孟子》一書。孟子根據戰國時期的經驗，總結各國治亂興亡的規律，提出了一個富有民主性精華的著名命題：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如何對待人民這一問題，對於國家的治亂興亡，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通過大量歷史事例反覆闡述這是關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在最後。孟子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正因此原因，《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國的後蜀時，後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到南宋的孝宗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並成為「十三經」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傳說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滿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刪節《孟子》中的有關內容。
孟子的思想是複雜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義的成分居多：《孟子》書中所反映出來的關於認識論的見解，包含著許多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的。在《孟子》中有云：「……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許多知能必須經歷困難，經過挫折、失敗，不斷取得教訓，受到鍛鍊，然後才能得之。客觀世界有其自己的規律，是人所不能違反的。
孟子明確地看到，一切事物發展和變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進程。他在書中講了一個故事作為比喻：寧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公孫丑》）上）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為仁政學說，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論，是以仁政為內容的王道，其本質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運用於政治，以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
孟子一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並且模仿周制擬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係，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
孟子認為，這是一種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反之，如果不顧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將會失去民心而變成獨夫民賊，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著一條民本思想的線索。這種思想是從春秋時期重民輕神的思想發展而來的。
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就是劃分整理田界，實行井田制。孟子所設想的井田制，是一種封建性的自然經濟，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為基礎，採取勞役地租的剝削形式。每家農戶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吃穿自給自足。孟子認為，「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只有使人民擁有「恆產」，固定在土地上，安居樂業，他們才不去觸犯刑律，為非作歹。孟子認為，人民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統治者再興辦學校，用孝悌的道理進行教化，引導他們向善，這就可以造成一種「親親」、「長長」的良好道德風尚，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認為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擁護，這樣便可以無敵於天下。孟子所說的仁政要建立在統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礎上。孟子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種同情仁愛之心。但是，這種同情仁愛之心不同於墨子的「兼愛」，而是從血緣的感情出發的。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這種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體現。
仁，據孟子解釋，就是「人心」。怎樣才算是仁呢？根據《孟子》一書可以概括為：第一、親民。孟子主張統治者要「與百姓同之」，「與民同樂」。第二、用賢良。「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滕文公上》）「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公孫丑》上）「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第三、尊人權。孟子公開宣揚「民為貴」、「君為輕」的口號，提倡在一定的範圍調和統治者和勞動人民的關係。第四、同情心。要求統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辦法來治民。認為這樣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歡迎和擁護，從而達到「無敵於天下」。第五、殺無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孟子要求對一切殘民以逞的暴君汙吏進行嚴正的譴責，力圖把現實的社會發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軌道上來。
孟子以「仁政」為根本的出發點，創立了一套以「井田」為模式的理想經濟方案。提倡「省刑罰、薄稅斂」、「不違農時」等主張。要求封建國家在徵收賦稅的同時，必須注意生產，發展生產，使人民富裕起來，這樣財政收入才有充足的來源。這種思想，是應該肯定的。作為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孟子還提出重農而不抑商理論，改進了傳統的「重農抑商」的思想，這種經濟觀念在當時是進步的。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對後世確立限制土地兼併，緩和階級矛盾的治國理論有著深遠的影響及指導意義。
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的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揮。他們都把全民教育當作實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主張「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滕文公章句上）加強學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當政者要身體力行，率先垂範。「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離婁章句上）以榜樣的力量，教化百姓。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倫」，以建立一個「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滕文公章句上）的和諧融洽的有人倫秩序的理想社會。
孟子一貫以孔子的正統的繼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貢獻也是無與倫比的。他不僅授徒講學，培養出了樂正子、公孫丑、萬章等優秀的學生，還與弟子一起著書立說，著《孟子》七篇，留給後世。猶如綿綿春雨，普降於漫漫的歷史文化中。
對教育方法的改進，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傳統教育方法。當他的得意門生公孫丑詢問有的君子為何不親自教育自己的兒子時，孟子回答道：「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離婁章句上）父子之間由於感情深厚，父親對兒子的教育往往不嚴，對於兒子的一些錯誤和毛病也因為溺愛和驕慣而放任，從而使正確的教育難以為繼。所以，「父子之間不責善」，易子讓別人來教育，既能從嚴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間的親密關係，不傷害感情。
孟子把道德規範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他認為「仁、義、禮、智」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東西，不是從客觀存在著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時把人倫關係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係的基本的道德規範。他認為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用仁義來處理各種人與人的關係，封建秩序的穩定和天下的統一就有了可靠保證。
「仁義」是孟子的道德論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說的「仁義」，是有階級性的，是建築在封建等級社會的基礎之上的。但是，他反對統治者對庶民的剝削，反對國與國和家與家的戰爭。
仁是一個古老的政治思想範疇。《說文》解釋仁字：「仁親也。從人二。」隨著社會的發展，它的含義也不斷有所演變。孔子論仁，則給予了更多的充實和發揮。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孔子在多種意義上運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學說的理論上還不夠完整而嚴謹。
孟子也最重仁。孟子對於孔子仁的思想的發展，特別表現在孟子以性善論為基礎，提出由此而生仁義禮智四德，其中心點是為仁。還進一步論述仁義禮智四者的關係，第二，在關於仁的倫理思想的基礎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學說。孟子以仁作為施政的出發點，要求統治者「施仁政於民（《梁惠王》上），還具體地提出了在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具體的仁政措施。
孟子提出了性善論的思想。他認為，儘管各個社會成員之間有分工的不同和階級的差別，但是他們的人性卻是同一的。他說：「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這裡，孟子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擺在平等的地位，探討他們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這種探討適應於當時奴隸解放和社會變革的歷史潮流，標誌著人類認識的深化，對倫理思想的發展是一個巨大的推進。